新中国成立前的中阿文化翻译史：回族知识分子的埃及行

刘烨 整理2018-08-10 10:05 来源：澎湃新聞 

8月6日晚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北京中心举办的讲座“万隆会议之前的南南翻译：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与埃及”中，美国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ry）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教授分享了他最新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前中阿文化的翻译史。在那一特定时期，中国回族穆斯林前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及生活，并在前后互译了大量阿拉伯与中国文学著作。

作为威廉玛丽历史学系副教授、中国研究项目主任，韩嵩文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美国中青年历史学家、汉学家，他早年的研究从中国近代文学史入手，现逐渐延伸至中国-阿拉伯文化交往史。他的著作包括了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林纾的文字制造厂： 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的生成》，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译作包括了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China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导论，哈佛大学2014年出版)、葛兆光What is China （《何为中国？》贝尔纳普/哈佛大学出版社）。

虎隆：一位西方女学者对中国穆斯林三字经的研究 ｜ 端庄•人物

文／虎隆

2016年6月，享誉世界的学术出版社——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与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合作，出版了一部西方女性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英文论著——《穆斯林三字经：中国伊斯兰教定义下的传承与发展 (1710—2010)》(MUSLIM SANZIJING SHIFTS AND CONTINUITIES IN THE DEFINITION OF ISLAM IN CHINA)。

该书的作者Roberta Tontini （董萝贝）博士，意大利籍，在罗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又进入中央民族大学跟随丁宏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现为海德堡大学亚欧族群研究所副研究员。精通汉语和英语。主要著述有《中国的伊斯兰教法》（201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意大利语法及翻译》（2008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等。

《穆斯林三字经：中国伊斯兰教定义下的传承与发展(1710—2010)》，是以英语出版的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三字经的第一部专著，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中国伊斯兰教流行启蒙读物三字经文献及其传统的综合性比较研究梳理，对鲜为人知的中国穆斯林先贤的思想和伊斯兰教在华夏大地上的教法发展史呈现了新的见解，中国穆斯林在应对不同时代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准则中，总能够令人信服地做到与时俱进和与其相适应。

本书与众不同的最大亮点是追溯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伊斯兰教法是如何应对两个经久不衰的问题:伊斯兰教法如何与儒家思想共融发展，伊斯兰教义和礼仪规范是怎样传播到广大的穆斯林社会。

大师已逝 音容犹存——访马金鹏先生长子马博忠老师

优索福 伊斯兰学术城,2004.7

2004 年 4 月 11 日上午，春光明媚，在和煦的春风中，柳絮满天飞。我与师兄骑车前往北京西区贯石山下，采访已故阿拉伯语大师，《 < 古兰经 > 译注》的翻译、编著者——马金鹏先生的长子马博忠老师。一路上，我与师兄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已经出版的几种汉译《古兰经》版本，各自的优点和特长，也大胆地推测尚未出版的马金鹏先生的《古兰经》译注的风格和特色，不知不觉间，我们便来到了马博忠老师的寓所——西颐小区       未等我们看准门牌，马博忠老师已从室内热情地迎接出来，互道色兰，入客厅落座。主人非常热情地端上糖果，让茶倒水。极为清雅干净的室内散发着芬芳的书香，条机中间一台旧录音机正低音播放着《古兰》诵读的磁带。诵经者的声音虽有些苍老，但发音却十分准确，声调悦耳。师兄问，这可是马老先生的遗音？马老师回答，这正是先父在世时诵读《古兰》的录音。       稍作寒暄，便话入正题，我问起马金鹏先生翻译《古兰经》的缘起和经过。马博忠老师开门见山地说， 先父在北大执教期间，原无译注《古兰经》的计划，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父亲产生了译注《古兰经》的念头。 那是 1989 年开斋节，北大穆斯林师生举办了一个联欢晚会，以庆祝节日。当时，伊斯兰教协会的马贤先生和沈遐熙以及马坚先生的夫人马存真女士都参加了联欢晚会。会前，在会客厅里，马松亭阿訇、沈遐熙还有马存真女士和父亲协商为马坚的汉译《古兰经》附加一个勘误表的问题。因为沙特有关方面已经郑重向中国伊协提出这一工作，希望马坚先生的译本中的一些失误得到更正。沙特每年朝觐季节要散发大量的马坚译本的汉译《古兰经》，但却发现其中有些失误需要更正。当时，父亲建议说，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应该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一个译经委员会，集思广益，有计划有组织地完成这一工作，并当众表示“如果需要我参加译经委员会的话，我是可以不顾年迈体弱参加这一工作的”。

苏冰：我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瞬间 - 中国民族报电子版

1949年之後出現所謂的「回族」

　　苏冰，回族,1915年6月生。离休前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委主任，曾荣获国家“三八红旗手”、宁夏“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等称号。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妇女干部，苏冰对党的民族政策及自己从事的工作有着深刻的体会。

　　我从小生活在河南南阳瓦店。在我很小的时候，做小买卖的父亲去甘肃做生意，被土匪打死在半路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少数民族群众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更谈不上什么民族平等了。乡下的日子实在难过，土匪围寨，小偷挖墙，我们孤儿寡母整日胆战心惊。后来，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举家迁到新野县城里。城里的秩序稍微好些，母亲在街上摆个摊子，卖点儿袜子、手巾、镜子之类的小杂货，勉强度日。

　　虽然家境清贫，母亲还是支持我读书。小学毕业时，我已经十五六岁了，我争取到母亲的同意，到开封读公费师范学校。母亲把家中的两个戒指当掉给我做路费，我带着这些钱，独自到400公里外的县城读书，准备考取开封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回民女孩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读书，在别人眼里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我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刻苦学习，第二年就考进了开封女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许多流亡学生从北平、天津涌到开封，我们这些开封学生就与平津学生一道，热血沸腾地走出课堂，到乡下宣传抗战、到前线参加抗战。后来日本侵略者逼近开封，开封女师南迁，我没有随学校南迁，而是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其中几段与民族工作有关的经历尤其难忘。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为清真寺题写了牌匾 (延安有回民聚集區？)

说不尽的王静斋

作者引用當時不少報紙與文人學者，評價王靜齋阿訇的古蘭經譯本

说不尽的王静斋

2015-11-04 14:57阅读：1,007

爬在客厅地板上，铺开收集到的王静斋阿訇（1879—1949年）的资料，一页页地阅读，一点点串连起这位伊斯兰长老的生平行状。渐渐地，我看到了一种罕见的宛若千古春秋游侠名士的正气，在浮浪中逆流而来：

“（他）很像画里的寿星”，给人“饱经风霜与变故”的感觉，有“谈吐不俗有学者风”。“终年总是一件蓝或灰色布袍裹身，乍看去像商人又有些土气”。“眉宇间有一种严肃的凛然之气”，对人“从来不摆大阿林（学者）的架子。”

不知别人怎么看，我是极喜欢这样的学者形象。2015年9月，我们去宁夏韦州东阳女校看望学生，在教室黑板上罗列出20世纪几位大阿訇的名字，王静斋竟享有最广泛的知名度。究问原因，学生们说他是第一个汉译《古兰经》的穆斯林，大家仍在参考他在1946年出版的译本。事实上，王静斋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中国穆斯林一个灿烂的符号，是正义与良知的代名词。青年时代起，他就以一个阿訇的身份，肩负起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改造之责。他说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是，人间正义磅礴，世界光明大同。

1922年，43岁的他去埃及求学。在艾资哈尔大学，他与坦达威老师讨论“爱卧代尼是属伊玛尼”。老师强调：“父母之邦，各有维护之责，一旦不幸，财产被夺，妻子离散，尤当振起精神，与强权者相奋斗。只知礼拜，不问其他，而独不以国破家亡为耻乎。”两年后，王静斋回到祖国公开发表文章《谨守回教与爱护国家》，明确自己的国家观念：

儿思如债 ——谨将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 端庄·随笔

薛宏

我的父亲薛文波（1909-1984），字锦章，号西村，经名哈吉·达武德。北京市人，回族，世居北京西村马甸。他是我国近代回族著名的爱国人士、卓有建树的民族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回族教育家、诗人和爱国民族主义者。

这许多年来，每当我从网络上、典籍中和许多学者、老者的言谈中听到和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与冲动。

我知道，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自己关于父亲的鲜活故事。但我对于父亲的回忆却与西部有关，与横贯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有关。因为它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最大的山系。对于中国的远古先民来说，昆仑山是遥远、神秘而恐怖的。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一切神秘才具备了地域上的前提。而我认为昆仑是名副其实的众山之王，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2009年，是家父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之年。按理说已诞辰100周年的父亲本应该淡出我们今天的视野和记忆，淡出我们纷扰的记忆年轮了。可我在反反复复的深思追问中还是想：100年，漫长的100年该有多长！

我们民族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不也就是短短的几十个100年吗？我们祖国的屈辱史与崛起史不也就是100年内外吗？我时常想，父亲和他所经历的时代有太多的苦难、饥荒、战火、离乱和浩劫。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他正是在那样一个不同寻常而又英雄辈出的乱世里，完成了他自己北平成长、西北谋功、抗日南行、麦加朝觐、随军进藏、落脚甘肃的坎坷人生轨迹。这种人生的抉择何等难能？而他的人生起伏又恰恰演化成整整一代人的心理共振，沉淀为早已逝去的那一百年沧桑的时代标本。

留埃學生的整體變遷

這幾個禮拜，花了不少時間收集與分析在民國時期，留學埃及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的中國穆斯林文章。發現他們與現在的中國穆斯林學者，或是所謂的回族學者是很不同的類型。會有這種差異，我認為這與社會環境與政治體制有關。民國時代到愛資哈爾的中國穆斯林學生只有33位。人數雖少，卻是當時中國穆斯林菁英中的菁英，他們擔任翻譯者、外交人員、記者與文化傳播者的多重角色。

從收集到的資料顯示，這33位穆斯林當中，超過半數以上，從事阿文著作的翻譯(至今仍可以找到相關出版著作)，並將片段的古蘭經文與聖訓譯成中文，供國內的穆斯林參閱。如現在中國穆斯林(包含台灣)，最常參考的中譯古蘭經，則是來自其中一位留埃學生(馬堅)的翻譯。

他們同時擔任文化的傳播者，如將論語等中國古典文學譯成阿文，以及向那個時代知名的埃及穆斯林學者(如Rashid Rida and Hasan al-Banna)，介紹中國穆斯林的歷史。

那個時候，中國與中東的關係並不深厚，自然無所謂的中東研究。儘管如此，那些在埃及唸書的學生們，見證不少歷史事件，寫下相關的中文報導，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評價中國穆斯林創刊號 (初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發動一系列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企圖改造中國社會，幾乎不分地域、種族、信仰，沒有人可置身事外。中國穆斯林自然也涉入其中。目前尚不清楚1949年到1957年這段期間，中國穆斯林的整體情況。暫時只能從一些收集到的文章片段抓出大致的方向。

從當時的一些文章中，看到西北地區的阿訇們，遭到下放從事勞改工作。另外，在民國時期，中國穆斯林景仰的大阿訇與大學者們，不知為何，忘記了聖訓的教導：在暴君面前說真話才是最大的Jihad。如民國時期的明日之星馬堅先生，於49年之後，緊緊跟隨共產黨的腳步。他在 1951年發表許多文章，內容看似談伊斯蘭信仰，其實藉伊斯蘭合理化共產黨的統治基礎，或是藉此痛斥民國時期穆斯林政治與軍事領袖(說他們是伊斯蘭敗類)。另外被譽為民國四大阿訇的達浦生，也幫共產黨搽脂抹粉，特別撰文否定「天下回回皆一家」(穆斯林皆兄弟的中國版用語)的說法。

1957年，在共產黨指示下的《中國穆斯林》雜誌出版創刊號。稍微看了目錄，發現這哪是談伊斯蘭信仰，根本是批判馬松亭阿訇特刊。

回族文学：纪念马和福

雖然該文符合當前中國政治氣氛，不過歷史的部分可供參閱。這也顯示民國時期，西北的穆斯林，特別是在貧瘠地區的，並沒有直接受惠於那些在沿岸一帶搞運動的中國穆斯林群體。

不确定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

他和毛泽东同龄，四十三岁参加红军。那时红军都很年轻，历经数年穿梭万里硝烟，普通战士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而他，后来并没有幸运地成为老红军。从存留的遗照看，他戴白帽，留撇胡，有着回族男儿的朴实、冷峻与庄重，比实际年龄显得要更苍老一些。

红军战士中，他自然不算年长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宁夏采访西征的红军时，就曾遇到一个六十四岁的李姓红军战士——“一个高大的白胡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制服……走上前来，举手敬礼，戴着一顶红星军帽，太阳晒得黧黑的脸，露出了没有牙的笑容。”

此前几个月，这个六旬老汉在山西洪洞摆摊卖肉。妻子已死，女儿出嫁，无所牵挂的他反对苛捐杂税，说拉屎也会被阎锡山和各级官僚征税。“他想活得有生气一些”，于是冒险出城，越过黄河，投奔了红军。

李老汉学会了开枪，学会了写字，认为别人能干的自个儿也能干好。部队发给的军帽上，缀着一颗闪闪的红星。实际上，并不是每个战士的军帽上都有红五星可佩。这个年迈的战士告诉斯诺：“穷人的军队在为被压迫者打仗！”

非虚构：红军在陇南留下的记忆

另外一種歷史

1935年9月，历经千难万险，走出雪山草地之后，最早迎接中央红军的村庄，是甘肃岷县哈达铺一带（现为甘肃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的旋窝村和大草滩村。

旋窝村、大草滩村当时就是回族聚居区，这也是红军穿越藏区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进驻能与群众互通汉语的村镇。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回族群众的热情款待。如今的旋窝村仍然是一个回族聚居的村落，当我们走访到村中一处庭院时，村民还特别介绍说，这是中央红军经过旋窝村时毛主席居住过的房子。

红军长征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这一段记忆，早已随着当事人的逝去，越来越难以寻觅。好在红军当年途经回民区的电文还在，读其文，不难从中读出一些真实的消息。以下是毛泽东1935年9月18日发给彭德怀、彭雪枫、李富春的电文：

 

彭及彭、李：

一、岷敌守城，哈达铺无敌。第一纵队驻地回汉民众已大发动，我军纪律尚好及收敌粮食十万斤，盐二千斤。过大拉山后已无高山隘路。现一纵队驻占扎路、麻子川，纵队部驻鹿原里。

二、明十九日，你们全部开来此间，中央[纵]对[队，编者注]一科二科驻鹿原里，二纵队[驻]悬窝、大草滩，三纵队[驻]红土坡。

三、部队严整纪律，没收[财物]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

四、缴获手提迫击炮三门，炮弹百余发，尚在大拉。请动员战士带来，可抛弃粮食拿炮弹。

 毛     

 十八日二十时

 

以下是彭德怀等人给朱德等人的电文：

 

朱、张、徐、陈及各军首长：

一、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十七日占领距离岷州城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

二、此地物质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的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

三、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彭、李、林、聂

 十八日   

（作者注：朱、张、徐、陈：即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深度阅读：对话与冲突——关于新“回儒对话”

提到49年後，民國時期穆斯林知識分子的轉變。 

五.主流文化下的伊斯兰教

梳理、回顾汉文译著的源起、发展与结局，不难而知，早期汉文译著大都是以经学为主，汉文为辅，供回民内部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不排斥儒家文化，也不提倡“以儒诠经”、回儒对话，不对外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一直都是只在本族本教内进行，不主张对外宣教，不求人知，也不为人知，“信而不论”，“不与人辩”。自王岱舆始，后继马注、刘智、马德新四人倡导“以儒诠经”、回儒对话，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交流对话，借以宣扬伊斯兰教,以求得主流文化的认同，并期盼朝廷能够了解、重视伊斯兰教。

他们精深的学术造诣，坚定的伊斯兰信仰，良好的举意，执着的精神，都令人赞赏和敬佩，但他们所做的回儒对话的努力，仅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们的一片良苦用心最终归于失败。

儒家文化原本不排斥外来文化，孔子思想中就有“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儒家文化奉行的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在信仰上，相信“天”，但对“天”的属性并不深究，持“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知“天命”而不履行“天命”，更注重现世社会。而伊斯兰教信仰真主，对真主的属性有着细致的认知，注重履行 “主命”，现世后世并重。二者在信仰理念上有所不同，关于现世社会的纲常伦理价值观念却又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并不相排斥，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共存不悖。正是有着这样能够共存的基础，伊斯兰教才得以在中国和平发展，落地生根，传承千年。

共同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回汉民族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相互交融也是正常现象，应顺其自然。回回民族族源成分多半是汉民。唐时即有侨居中国的“大食国人”李彦升，“生于异域”而具“华心”，终进士及第；唐末五代时又有著名的一代词学大家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著有《琼瑶集》，同时精通药学，著有《海药本草》；明代，郑和后代则半回半汉；穆斯林出身的海瑞生前早已没了穆斯林的特征，海口的海瑞墓却建有非穆斯林的神道；李贽也是酒肉穿肠过，参禅论道，以和尚自称；曾经经学兴盛汉文译著繁荣的江南地区回民如今大多已汉化；而甘肃回民中竟也有一支孔子后裔，信仰伊斯兰教，取名却要去山东曲阜；北大校长马寅初生前曾与北大穆斯林教授马坚有过一次对话，称其祖上曾经也是回民。如此事例不胜枚举，这些都是不同民族同生共存过程中 正常自然的相互交融，回民也是在这正常自然的融合中发展壮大。

二十世纪与中国回族新文化运动

從新文化運動的脈絡下認識民國時的伊斯蘭運動。但背後還有許多角度可以觀察。

王  勇（《回族文学》副主编）：这里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化现象，早已成为当代有关中国现代史主流表述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关键视点，其价值与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但是在这类主流表述中，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新文化运动的参与主体无疑是中国人，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虽然汉族在其中构成主体部分，但少数民族也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各民族以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中，呈现了多元和多样性的历史内涵与面貌。也就是说，有关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讲述，不应该满足于目前许多权威教科书上的那一类主流式“版本”，还应该有与此相对应的，与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转型和历史变迁有机结合起来的别样表述，这也是二十世纪所谓“中国经验”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组成部分。但正是这一话题长期以来被主流表述遗忘或遮蔽了，在这一状况下，二十世纪与中国回族新文化运动就成了一个非常值得拓展与言说的话语空间，这也有助于丰富所谓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视野。

达  吾（《兰州晨报》编辑）：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有意义。以前，对于回族自身的历史与文化有过不少探究，但纵向的研究路径比较多，而横向的比较视角似乎还没有出现，还很少有人把回族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变迁与转型，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大背景下去观察，所以这个话题按理是极富有吸引力的，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触及到回族与国家的关系、回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回族与现代化的关系等这类重要问题。

青年时代的白寿彝

2016-05-03 白至德 

1925年，父亲白寿彝抱着学习新知识，寻求新思想的愿望离开了河南开封，去了上海。他先在上海文治大学函授科班学习，随后便考入了本科班学习。后因上海政局十分不稳，又在祖父的多次劝说和催促下，父亲只得于1926年夏返回开封老家，转学到了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继续学习。

中州大学是河南省最早建成的最高学府，前身是经河南省临时会议决定而创立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创办于1912年，首任校长为著名教育家林伯襄先生。当时类似这样的学校在全国仅有三所，其他两所为北京的清华和上海南洋学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河南督军冯玉祥应教育界人士在河南创办大学的要求，决定从查抄军阀赵倜的财产中拨出专款作为大学的筹备基金。1923年3月3日，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州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

父亲在中州大学学习期间，曾亲受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的指导，他是我父亲大学学习期间的导师之一。父亲总得良师教导，也算是他的福分。其中嵇文甫先生对父亲的影响较大。嵇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校长达二十多年，是当代著名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1928年秋，父亲将自己的文章《先秦哲学三大师》呈嵇先生指教。此后，嵇先生曾到家中找我父亲谈学问，又邀我父亲在开封教书。父亲曾在开封高等中学、开封第一初级中学代课，不过共计只有三周之多。在动乱年代，学生无心学习，老师亦就无法教课了。父亲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效力的想法也就没能实现。1934年，嵇先生又与我父亲商议共建商务印刷所事宜。父亲那时也得知嵇先生多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多次入狱，知晓他是共产党员，父亲从内心十分尊敬他。解放后，师生来往更多。嵇先生常来北京与父亲研究学术、教学等事。他们尤其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等方面常有共识；对于母校的教育改革，大学文、史、哲学科的教学与学术探讨方面涉入更深。

永远的阿林——马福龙（下）

四、心忧天下，维护正义

马福龙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正义感非常强烈的学者，只要见到有关涉及回族穆斯林权益的事，或者伤害回族穆斯林信仰的言行，他都会挺身而出，采取不同的方式，理直气壮、有理有节地予以抵制和维护。

早在1938年，蒋介石发出“汉族回教说”的论述，1940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通令”：取消“回族”、“回民”的称号，马福龙闻知，立即分别致电行政院、立法院、“国大”秘书处提出抗议：“回族历来就是一个合法的实际存在的民族。它的成分包括了自唐、宋、元、明以来，先后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撒马尔罕人，鞑靼人和信仰了伊斯兰教的汉人。他是在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熏陶孕育下而构成的一个独特的民族，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跟汉族有着显着的根本的区别。” 【41】 他责问国民政府行政院：“孙中山也承认有回族，为何孙先生的信徒却对总理的遗教置之不顾呢？”他还强调：“若不从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上去改善回族的实际问题，光把回族填到汉族中去，在这抗战时期，是很不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42】这既是反驳，也是正义的声明，句句在理，铿锵有力，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