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虎隆
2016年6月，享誉世界的学术出版社——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与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合作，出版了一部西方女性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英文论著——《穆斯林三字经：中国伊斯兰教定义下的传承与发展
(1710—2010)》(MUSLIM
SANZIJING SHIFTS AND CONTINUITIES IN THE DEFINITION OF ISLAM IN CHINA)。
该书的作者Roberta Tontini （董萝贝）博士，意大利籍，在罗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又进入中央民族大学跟随丁宏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现为海德堡大学亚欧族群研究所副研究员。精通汉语和英语。主要著述有《中国的伊斯兰教法》（201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意大利语法及翻译》（2008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等。
《穆斯林三字经：中国伊斯兰教定义下的传承与发展(1710—2010)》，是以英语出版的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三字经的第一部专著，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中国伊斯兰教流行启蒙读物三字经文献及其传统的综合性比较研究梳理，对鲜为人知的中国穆斯林先贤的思想和伊斯兰教在华夏大地上的教法发展史呈现了新的见解，中国穆斯林在应对不同时代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准则中，总能够令人信服地做到与时俱进和与其相适应。
第一章前言，主要介绍研究动机等。
第二章《天方典礼》：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教法的礼仪规范，主要介绍文化融合中的教法传统，哈乃菲教法学派与中国的逊尼派，中国伊斯兰教教法，儒家文化中的伊斯兰教教法框架和文化翻译中的伊斯兰教教法。
第三章天方三字经：一种关于伊斯兰教教法的区域性学说。主要介绍两位智者刘智与袁国祚，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重要阶段，伊斯兰教五大功修，伊斯兰教“大学”的教法礼仪和传统，以及作为过度的摇篮：建立本土化的中国伊斯兰教教法体系等。
第四章清朝回民起义后的伊斯兰教教法。主要介绍反抗语境中的文本，开始、演变和本土化的传播，反思正统、社会变化中伊斯兰教，社会秩序中新视野和两种三字经的遗产等。
第五章重新思考民国时期的刘智遗产。主要介绍变化中的中国伊斯兰教，认同国家：虎嵩山的《伊斯兰教三字课本》，伊赫瓦尼：一个地区的轨迹，红星照耀穆斯林：虎学良的《回教女子三字经》和爱国爱教：纳国昌的《天方三字经续篇》等。
每一章节对不同时代的穆斯林三字经都有深入浅出的说明，其内容正是对中国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融会贯通的深层思想内涵的揭示。虽然书中有些地方的内容和引述的资料有待商榷，但瑕不掩瑜，是一本值得一读和拥有的好书。
Roberta Tontini不仅能把握住中国伊斯兰教三字经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而且能捕捉到每个时代的三字经的特点及其对下一个时代的三字经的影响，她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五部三字经，犹如珍珠和玛瑙般地串了起来，可谓珠联璧合，令人回味无穷。作者的笔触亲切，视角独特，将文献的梳理、田野的踏访和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以及中国伊斯兰教三字经在华夏大地上的变化与传承史诗般的呈现给读者，填补了研究中国伊斯兰教三字经方面的学术空白。
该书涉及的是不太流行的研究领域，但因作者精通中文和英文，能够阅读阿拉伯文典籍，学术和写作功底扎实，作品的内容犹如三字经，深入浅出，用语通俗流畅，读起来并不感到文字难以理解。
因此，该书的问世，不仅为宗教研究者提供了一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史和本土化难得的参考书，也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伊斯兰文化，普通大众读者了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文化，增强多元文化的认同感，开启了一扇窗户。
作为自始至终分享作者的研究，对她进行研究指导，并与她讨论大部分章节内容，甚至就一些议题发生过激烈的辩论，直至见证她的研究成果出版的他者，深为她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的钟情、数年如一日的执著而敬佩。她在谈到自己钟情于中国伊斯兰教三字经研究的感受时说:“
下学期，学校（海德堡大学）开了一课‘回族伊斯兰文化历史’的课程，让我教课。责任很大，希望我会做得好。说实话，偶然我会想念毕业之前的研究方向，想念回族的三字经研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对与这个题目发展了一种密切的感情，几乎想认识所有的三字经作者。像您一样，他们都应该是心里特别美丽的人物。”
的确，对于一位年轻漂亮的意大利女性研究者，她可以完全做出其他的研究选择，她不止一次的告诉我，她在从事此项研究中遇到的巨大挑战，但她义无返顾地投身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研究，甚至在她的母亲患癌症和逝世后的悲痛日子里，仍然坚持研究写作，硬是坚持了下来。
正是由于她的坚持不懈的执著努力，使得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走向了西方世界。今天当我们翻开这部散发着着油墨馨香的学术著作时，我们在怀着欣喜之情为她祝贺、分享她致力于弘扬人类多元文化的思想的同时，我们不难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那么，让我们走进这部美丽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史著作的花园，我想你与我一样，也与美丽的作者一样，都将会沉浸在一个由两种文明融会贯通的奇妙世界中，五部不同时代的深深打上中国文化烙印的穆斯林三字经，将向你诉说一部绚丽多彩的中国穆斯林文化思想史，让你在轻松有趣的文字中品读中国穆斯林为中华文明添彩增色的历程。
经作者同意，译者翻译了这本书的“第五章：重新思考民国时期的刘智遗产”，现在陆续刊载出来，与读者分享。
导言
认同国家：虎嵩山的《伊斯兰教三字课本》
由于历代的中国伊斯兰学者对中国政治局势变化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并能对伊斯兰教教法做出相应的更新和调整，人们就有理由期待一个从封建王朝过渡到民主共和国的新版三字经的出现。1938年，随着社会政局的巨大变化，一个以马文梦的三字经为蓝本的新版三字经问世了。而马文梦的，则是以刘智的《天方三字经》为底本的。新版三字经的作者是虎嵩山(1880—1955)，该书的出版主要是为了教授中国穆斯林如何在中国新的体制背景下处理与国家的关系，重新调整伊斯兰教教法与新的政治体制的相适应。
伊斯兰教教法的正统性和与体制的适应性在“五大关系”(刘智《天方典礼》中的五典)部分得到了强调，马文梦对该部分内容又做了更新和调整。尽管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但是五大社会关系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依然限制着伊斯兰教法律的适应社会的解经内容（这就要为伊斯兰教教法的适应社会的解经打上儒家文化的烙印）。同时，新版三字经还展现了儒家思想中君臣关系的重要转变。
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五倫備。
共和國，無君臣，全民眾，即主人。
政體變，其道一，致大同，是目的。
上述引文表明了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带来了权利模式的终结，如君臣关系的结束。引文希望穆斯林理解改朝换代，并认识这一点，在共和国中，社会的权利最终是属于全体民众的。因此，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新版三字经的内容展现了对民主共和国的渴望和追求。然而，“五典”中的其它四种关系仍保持原有的模式。
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和对民主理想的宣扬仅仅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政权，使其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地位。社会的其它方面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变化。辈分和年龄仍然影响社会等级的划分，男性和长辈仍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个变革并没有对穆斯林群体民主性的提升起到的作用。每个家庭都是社会和统治制度的缩影，其原有的规范依然发挥着作用。
如此看来，新版三字经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它是当时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的产物。与之前的版本不同，该版本的作者是来自中国西北部地区宁夏的学者。通常情况下，这个地区并不是三字经流通的活跃地区，当地仅受到汉克塔布传统的影响。当地的一些教育读物也基本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刘智的三字经首先在南京地区出现，袁国祚的评注本也出现在南京。这些作品的重印本被不同的清真寺所留存，而新版三字经随后出现在回民起义的发源地：云南和陕西。直到满清统治的终结，中国西北部地区一直比较回避伊斯兰教法律论述这一问题，其相关的内容基本上是从儒家经典哲学中照搬的。
宁夏版三字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伊斯兰教内部凝聚力逐渐增大。这本三字经展现了回族学者们如何通过不懈地努力让伊斯兰教论述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让不同地区的回族穆斯林共享。虎嵩山积极地尝试，让西北部伊斯兰教被中国其他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所理解。因此，他的版本建立了传统偏远地区伊斯兰教群体与汉克塔布著作中教法内容的联系。在他看来，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中国穆斯林身份认同。因此，从理论上讲，如此做法可以加强内部联系，维护潜在和平，并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有关宗教仪式和社会条例的教法体系。
新版三字经除了出现的地区比较特殊外，这个版本有着区别于其他版本的创新之处。该版本也得到了当时中国伊斯兰教新兴运动伊赫瓦尼的认可。该运动初期的宗旨是通过宣传“忠实原著”，推行伊斯兰教改革。该运动倡导“遵经革俗”、“凭经立教”，拒绝一切违背《古兰经》和《圣训》的学说和教义，反对门宦，拥护苏菲主义。
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中国伊斯兰教三字经，在文化内涵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穆斯林三字经最终由伊赫瓦尼认可的事实，却使事态变得新颖和不同寻常。如下文所示，苏菲主义的作用被认可，其他正统派经典而非《古兰经》和《圣训》的内容，被视为是伊斯兰教的正统表述。因此，人们有理由思考，新版三字经在传承和发展中国伊斯兰教先贤经学思想的基础上，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实践了伊赫瓦尼的观点？伊赫瓦尼运动由甘肃东乡的马万福（1849—1934）发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下文将以当代中国为背景，通过对文本的研究，深入挖掘虎嵩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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