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unds that fester: Histories of Chinese Islamophobia

網路對同治年間回民起義的「另類解讀」

Sometime in March 2019 the Baike Baidu page about the Great Northwestern Muslim Rebellion (陕甘回民起义), c.1862–1874, vanished. The topic has never been a comfortable one in China, but even for the heavy-handed architects of China’s Great Firewall, this was a blunt intervention into history. For a facile comparison, this is a little as if Wikipedia had abruptly deleted their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Great Northwestern Muslim Rebellion was complex, messy and extremely violent. It began with a series of local feuds that mostly were not about religion but which escalated when Qing officials took the side of Han disputants against the Muslims and garrisons across the two provinces mutinied, producing a domino effect. Rumour, banditry and socioeconomic distress did the rest: by the end of the rebellion, the populations of Shaanxi and Gansu had fallen by half, with millions dead or having fled to make new lives elsewhere.

Despite being described as a rebellion, there is limited evidence that any of the various leaders intended to overthrow the Qing rulers. The rebellion was in truth a patchwork of different, highly local conflicts, where in each case the Hui participants came to be viewed as the rebels.

马在渊：漫谈六角帽

從全球史的視野探討中國穆斯林的六角帽歷史

服饰是人类相互区分和识别自己的一个标识，在东西方文明传统并没有完全打破的时代，在街头看见一个身穿长袍的人很容易就知道这是一个中国人，看见身披纱丽的自然就是印度人，而西装革履的当然是欧洲人了。过去服饰区分族群，以致于有位欧洲人写了一本名叫《穿蓝色长袍的国度》，这是一本有关中国的游记，在外国人看来，当时的中国满大街都是清一色的蓝色长袍，那几乎是中国人留给外国人最鲜明的形象了。而今，这个国度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让人一眼记住和认出的东西。

中国的穆斯林也是一样，为了标识自己的族群和信仰身份，往往会头戴帽子，不废衣冠之礼。昨天一个穆斯林朋友还在问我，穆斯林为什么要戴帽子？我则回答，需要问问为什么现在不戴了。在上古时代的任何文明里，冠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头是最为贵重的地方，似乎是和天相接通的，所以要小心仔细地保护和尊重。那个时代，如果不戴帽子而出行，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似乎和今天不穿裤子出门一样。

今天的中国穆斯林绝大部分头戴圆顶帽子，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族群，喜欢戴六角形的帽子，并成为他们的一种识别系统。这就是中国的哲合忍耶。关于这个六角帽的来历，哲合忍耶都说是道祖太爷马明心从西域带来的，并对六角和尖顶作出了他们的一种解释。很长时间，我认可并接受了这一说法。但是后来随着更多的例证的发现，对此说我有了新的思考和怀疑。因为你首先在西北就会发现，戴六角帽的并不是哲合忍耶一家，嘎德仁耶的一些人也会戴这样的帽子，我看过一些嘎德仁耶老人家的老照片，赫然头顶六角帽。我心想，大概是仿照学习哲合忍耶的吧。直到有一次，在天津的遭遇颠覆了我的观念。我在天津南大寺礼拜，看见几个头戴六角帽的乡老，心里很奇怪，心想，哲合忍耶难道发展到天津了吗？一看乡老的气质绝不是外地人，是地道的天津土著。带着这个好奇和亲切感，等下拜的时候，我迎上去一个赛俩目，问其中一个乡老，您老是哲合忍耶吗？这个乡老纳闷了半天，然后字正腔圆地说，我是格底目。这就让我大惑不解了，出于礼貌，不敢再问什么。

第二次再去天津，已经忘记了此事，但是在天穆村的清真寺，看到了更多的本地格底目回回戴六角帽出入清真寺，让我再次诧异。诧异的还在后面，2013年北京国际书展，沙特作为主宾国成为这次书展最大的亮点，在书展突然看见一位沙特的白衣长者器宇轩昂地迎面走来，让人震惊的是他没有戴印象里沙特的披巾，而是端端戴了一顶白色六角帽，简直让人错愕，但细看，和哲派的六角帽在尺寸大小上稍有不同，但是形制几乎一模一样。我已经忘记了那一年书展上发生的事情，但唯独记得这个细节，可惜当时不好意思冲人拍照，否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山东元代和明代的巴巴坟 | 投稿

作者：馬保全

山东历史上有不少的苏菲大师、经师、武将等，他们在世时，为教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修建清真寺、兴办经堂教育，也有的居于世外自然之中，清修一生，摒弃红尘，修真办道。他们在回回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在归真以后，回族老少纷纷为之修建坟墓，树立墓碑，有的称为“先贤古墓”、“阿訇坟”，但更多的都是称为“巴巴坟”——有的地方也写作“爸爸坟”，这是当地回民对先贤的称呼。在西北回族社会中，明清之际也曾这样称呼先贤古墓。舍蕴善先贤指导、赵灿先贤所著《经学系传谱》如此记载甘肃临夏的一座巴巴坟：

“河州古有爸爸坟。乃昔年得道缠头仙长之墓也。后筑城其上，忽生榆树一株，俗呼曰：‘俞爸爸坟’”。

当然，这位榆爸爸并不姓榆，而是因为坟上长出了榆树。由此能看出当时河州穆斯林也称呼先贤古墓为“爸爸坟”，实际就是“巴巴坟”的同音称呼。

巴巴，是阿拉伯语、波斯语的باباء，这个词是其他语言传入到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的，其意思本为得道者、受尊重的长者。与当代所指父亲的爸爸，不是一词。

山东地区，先贤古墓“巴巴坟”大都得以保存至今，每逢巴巴日子，回族老少扶老携幼，前来墓前，点香诵经，进行祈祷，念经人诵经之声，不绝于耳。也有汉族同胞，由于种种机缘，前来巴巴坟前“许愿”，做出双手合十动作。数年来，笔者搜集了此类消息，现将所见的元明两代巴巴坟按照时间先后整理出。错讹之处，敬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教法何以随国法？ ——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内容摘要：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它在唐宋、蒙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分别被视为习俗、通制、礼法和信仰。“教法随顺国法”是国法与教法关系的主线，其实质是“教随人定”，即穆斯林遵从国法，国法规范教法。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教法大于国法”的情况，更多是国法对教法的主动包容和吸收。理解两者关系，应以实际为准，就事论事，切不可从概念出发，将虚作实。本文提出的“教法随国论”即是对此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当代作用在于理顺政教关系，整合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抵御“教法治国论”等极端思想。

 关键词：伊斯兰教  教法  国法  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林，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

一

   伊斯兰教法的权威性源于穆斯林对真主的信仰。穆斯林相信，真主造化并主宰万物， “沙里亚”(Shari‘ah，伊斯兰教法)则是通向“真主的大道”。教法作为指导穆斯林宗教与日常生活的一套准则，其权威性毋庸置疑。如仅就宗教而言，这本无可非议。然而，若将其置于特定国家或社会，则难免产生一个“棘手”问题：既然伊斯兰宗教法律的权威性来自真主，而世俗法律的权威性来自国家，那么，在穆斯林眼里，究竟是国法高于教法，还是教法大于国法？如果选择遵从国法，就是不忠于信仰；而如果坚持教法，则必然有悖国法。面对两难困境，穆斯林该如何抉择呢？

虎隆 马献喜 ||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訇（下）

介紹清朝時期，西北與雲南的知名阿訇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陕西学派云南籍阿訇普洱马其人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为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陕西伊斯兰教育家胡登洲（1522—1597）所开创。他有感于长期以来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和生存所面临的“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力[ 《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第203页。]”的挑战，集圣道伊斯兰教在清真寺内的教育传统和中国私塾特点之大成，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已任”，立志兴学，在自己家中招徒授业，不论贫富贵贱，讲经论道，有教无类，成为回族伊斯兰平民教育运动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中国历史上起源于陕西回族的第一次真正的回族穆斯林的平民教育，即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从此诞生了，经清朝周老爷[ 周良俊（约1770—1850），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陕西学派著名经学大师。名良俊，字默斋。陕西泾阳县塔底村人。陕甘穆斯林尊称为周老爷。青年时跟随同乡摆阿訇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学习，得其真传，成为精通阿拉伯文词法、句法、修辞、伊斯兰教律、认主学、逻辑学、苏非学和《古兰经》注释等八大“尔林”(学问)的经师。后来摆阿訇硬是将小皮院清真寺阿訇的职位让给他。自此周老爷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先后六次设帐讲学二十多年，穆斯林大众在寺内礼拜殿大门上曾为他挂有“六来堂”匾牌 (文革被毁)。他的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经典造诣极深，讲解严密细致，叙述深入浅出，是同时代经师中首屈一指的阿訇，被人们誉为品端学萃的楷模。陕甘穆斯林民间广为流传的歌谣，对为经堂教育做出不朽贡献的几位经学大师作了这样的夸赞：“王（王龙）一角，周（良俊）半边，马（寿清）一行，黑（云南）云上来遮满天。”因此，全国各地包括东北、西北、中原、华北，沿海及云贵等地众多回族学子慕名而来投于他的帐下求学。从周老爷开始，以主要讲授阿拉伯文经典，研讲认主学，讲经重精细，学子师从专长经注学、教法学等一门学科的经师的精而专的陕西学派的学风真正形成了。今天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不论是陕西学派、山东学派或云南学派所遵循的精而专和经堂语的语气的学风主要都渊源于他。他生活的时代，是陕西中国伊斯兰教最兴盛的时期，当时陕西八百里秦川的清真寺己发展到800多座，回族人口近八十万，西安已成为全国伊斯兰文化和经堂教育的中心。周老爷是继胡太师开中国经堂教育之先河150年后，中国伊斯兰经学已显衰微和寥落之时应运而生的。他真正发展和复兴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学富五车、学惯中阿、出类拔萃、品德高尚的伊斯兰文化大师，如马复初、剑川马、彬州虎爷、大刘、米三爷、贾麻子老爷、细摆和韩镜湖等享誉全国的著名八大弟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经学家和译著家”之一的马复初又在陕西学派的基础上开创了“云南学派”，将“云南学派”扩展到西南和中南亚等地区。 ]等经学大师的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陕西学派。普洱马阿訇正是陕西学派孕育出的一位有名的云南籍阿訇。

虎隆 马献喜 ||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訇（上）

珍貴的史料，找到百年之前陝甘回民起義的一手資料。

虎 隆   马献喜

普洱马阿洪，名寿清，中国伊斯兰教陕西学派云南籍著名阿洪。在清朝同治年间参加陕西回民起义期间，用“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正大光明》，简要记录和回忆了那时回民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账目、作者的感想、回民被左宗棠大肆屠杀以及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等：本文以普洱马阿洪一生的历史和陕甘回民起义为轴线，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根据民间调查、口头传述和文本资料，对普洱马阿洪的生平、著述略作介绍，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关键词：消经日记：《正大光明》：普洱马阿洪：陕甘回民起义。

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和2006年，笔者在甘肃进行回族古籍民间调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平凉倾听一位80多岁的回族穆斯林长者向我们讲述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时，他告诉我们，听父辈们说，马良骏阿訇的“吾斯塔子” [ 阿拉伯语译音。意为“老师，教授”。]普洱马阿訇[ 本文涉及到普洱马阿訇的大部分资料是笔者在民间调查回族古籍时根据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春阿訇的外孙苏志兴老人和马长生阿訇等的口述而整理的概要。]在陕西回民起义中，以“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记载了那时起义回民被“左屠夫”（左宗棠）大肆屠杀和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起义失败后，普洱马阿訇全家被清政府“安抚”平凉上杨翟家沟。这本“随军日记”现仍由他的后代保存。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对普洱马阿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着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寻找查阅了一些涉及普洱马阿訇的文本资料，根据稀少的文本资料和其他线索，我们制定了调查大纲，决定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民间，笔者九次从兰州赴平凉和庆阳董志塬等地，展开了对普洱马阿訇历史断断续续长达一年多的民间调查，行程近万里，采访三十多人，最终在平凉找到了了解普洱马阿訇历史的几个关键人物：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春阿訇的外孙、85岁的苏志兴老人，普洱马阿訇的重孙“随军日记”的珍藏者——马维才“朵斯体”，马维才的岳父、82岁的马长生阿訇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志兴老人和马阿訇认识和了解我们的父辈。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和相关历史的考证，我们终于对普洱马阿訇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今年6月中旬，笔者利用在昆明参加南京大学、哈佛大学和云南大学举办的文明对话国际会议的机会，会后又去了云南的几个地方，对普洱马阿訇的一些情况做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还电话采访了开封善义堂清真寺和成都皇城清真寺的几位“多斯体”，通过他们了解了一些关于普洱马阿訇在开封和成都等地任伊玛目的历史。非常欣慰的是，经多方的努力，做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马维才终于于今年5月25日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民间传说中珍藏了130多年的普洱马阿訇用“消经”文字撰写的“随军日记”——《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訇写给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舂阿訇的一些信件等。当时，在征得马维才的同意后，笔者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翻阅了《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訇写给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舂阿訇的一些信件等。“消经”文字让我们两个阿拉伯语科班出身的人相形见绌，拼读不准确，多亏马长生阿訇的帮助，才使我们读懂了一大部分，了解了大概的内容，当时我们都感觉到非常兴奋和激动，不由自主地齐声脱口而出：“Allahu Akbar(真主至大)！”根据民间调查的陕甘回民起义历史的口述资料、马长生阿訇、苏志兴老人叙述的普洱马阿訇用“消经”写给马占鳌，力劝他审时度势，接受左宗棠的“安抚”、避免生灵涂炭的往来书信的内容，以及普洱马阿訇“消经”日记《正大光明》的记载，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研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终于显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