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逢名师——《四川回族史》自序

白壽彞與納忠在1949年之後的思想是可以比較的

原创： 天方

（按：1949年之后，首次以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对四川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的即本文作者天方先生。天方是原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史专业回族伊斯兰教史方向90级研究生，早在成都读书、工作期间，就在关注研究成都及川内回族地方史，足迹遍及四川各地回民地区，考察收集史料。作者于中央民大硕士在读期间，撰写发表了《成都回族概况》、《余海亭与成都“宝真堂”》、《“留东清真教育会”三位川籍会员事略》等学术论文，并以10余万字篇幅的论文《四川回族史研究》（1993年5月）作为其学位论文通过了答辩。该学位论文对四川回族的历史源流、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与习俗、政治状况等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0多年过去了，天方整理其学位论文旧稿，准备以《四川回族史》为书名付梓出版，本文即该书自序。）

这是二十年前的硕士学位论文。因有十几万的篇幅，当初也曾有以后修改补充后付梓出版的念头，可一放就是二十年。

当年，因不受体制内的约束，和厌恶体制内虚伪的学中之“术”，最终选择脱离体制，告别学术，走上自谋生计之路。这论文就一直沉睡箱底，几至忘却和遗失。

致同胞：一定不要当回事儿

這篇文章內容值得分析，來自一位中生代的回族學者。

突然臨時想到，這邊內容沒有一個字與信仰有關。難道真的是要族教分離嗎？但是脫離伊斯蘭的回族，除了不吃豬肉之外，與一般非穆斯林有什麼不同呢？

再來，遇到危急時刻，照理說穆斯林會有向主的傾向，但這個文章說要相信黨和國家，卻沒有談到真主，會不會有舉伴的嫌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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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生活在现实中的，网上的事儿千万别往心里去，也不要传播到现实生活中来，我们一定要淡定客观且视而不见地忽略那些悬置于网络中的语词，因为发言者始终在暗处，且不明身份，他们可以随意地东拼西凑，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胡乱嫁接，还可以为所欲为地断章取义。人们如果把虚拟中的人和事儿放到现实社会去参照比对，世间本为无的东西都会成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行动或动机，也成为分裂与对立的主动接受者。

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同胞，都要远离这趟浑水，毕竟这些自欺欺人的语词都是混淆视听且极具怂恿目的。本来是虚拟世界中自娱自乐的事情，也是不值一提的恶作剧，如果在现实中我们当真了，就会把根本不实的东西坐实不说，还要演绎为政治问题。如果我们都不淡定，或者为虎作伥，我们都会被这种歪风邪气所误导并带入一种狭隘和隐冷当中，以为其所言为实，然后毫无意识地把手足兄弟置于对立面。

对于回族而言，树欲静而风不止，网络中的语词，一定要远离，不仅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和远离，而且要真正做到泰然处之，不为所动。我们一定要相信党和国家，要相信政府，更要相信我们的老大哥。这些为非作歹的人，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跳不了几天，他们不代表主流，也不代表和我们亲密无间、唇齿相依的老大哥。我们如果没有韧性耐心，就会中了圈套而为其服务了。人都说挑战也是机遇。在被人侮辱时，我们不要针锋相对，也不要义愤填膺，要本着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积极主动且有张有弛地把不明白被误会的现象解释呈现出来，让人们更多彼此了解，熟悉了知道原委了，自然会理解和接受。

我们中国人现在面料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对回族而言，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中学会自己游泳，学会合理呈现自我，遇到问题，就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夸大，也不要试图裹挟，用一颗柔软的善心去维护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和宗教的和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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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思想家評傳

《评传》缘起：

她的前身竟然是《伊斯兰思想史论》

张维真

在伊斯兰历史上，涌现过许许多多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他们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星星，在伊斯兰思想的星空留下他们特有的璀璨和辉煌，不仅对伊斯兰思想史，而且对世界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予以探讨和研究，从他们的思想中汲取对我们今天的穆斯林及世界有益的价值和意义， 一直是萦绕在我头脑中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追溯到我出国学习之前，由临夏外国语学校（原中阿学校）奠基者马志信老师（人称白哈阿訇）等前辈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伊斯兰思想家”的信息，接触到埃及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中国伊斯兰思想家陈克礼（1923—1970）等的有关思想。

后来我所知道的一个思想轨迹是，马志信的思想和中阿学校的诞生得益于陈克礼的中正思想和团结理念；陈克礼是近代伊斯兰学者和先驱王静斋、庞士谦和马坚的学生；而马坚等的思想源自留学埃及时受近代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希德•里达等人的影响；被马坚誉为“近代回教学术泰斗”的穆罕默德•阿布杜，受益于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以后的岁月里，我又进一步追索，阿富汗尼又受到哪些思想家和改革家的影响呢？这些思想家和改革家是谁？他们都有哪些重要的见解和观点？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思想又有哪些继承者？他们的卓越思想有无后来的超越者？如果有，他们又是谁？他们各自对穆斯林共同体又有哪些贡献和影响？对这些思想渊源的探求，成为我一直以来的兴趣和爱好，甚至成为我天性的一部分，乐在其中，身不由己。(經學系傳譜？)

在巴基斯坦学习的岁月，不夸地说，自学的精力和时间多于正式上课，呆在图书馆的兴趣超过在课堂按部就班地听讲，与历史上那些大思想家们生活和对话的时间多于眼前授课的老师。我痴迷于那些思想家的智慧和建树，他们的胆识和勇气，他们对历代穆斯林复兴运动的影响与贡献。出国前对我的思想产生巨大震动的是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特别是他的名著《伊斯兰、基督教与科学文化》（马坚先生译为《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

深度阅读：对话与冲突——关于新“回儒对话”

提到49年後，民國時期穆斯林知識分子的轉變。 

五.主流文化下的伊斯兰教

梳理、回顾汉文译著的源起、发展与结局，不难而知，早期汉文译著大都是以经学为主，汉文为辅，供回民内部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不排斥儒家文化，也不提倡“以儒诠经”、回儒对话，不对外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一直都是只在本族本教内进行，不主张对外宣教，不求人知，也不为人知，“信而不论”，“不与人辩”。自王岱舆始，后继马注、刘智、马德新四人倡导“以儒诠经”、回儒对话，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交流对话，借以宣扬伊斯兰教,以求得主流文化的认同，并期盼朝廷能够了解、重视伊斯兰教。

他们精深的学术造诣，坚定的伊斯兰信仰，良好的举意，执着的精神，都令人赞赏和敬佩，但他们所做的回儒对话的努力，仅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们的一片良苦用心最终归于失败。

儒家文化原本不排斥外来文化，孔子思想中就有“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儒家文化奉行的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在信仰上，相信“天”，但对“天”的属性并不深究，持“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知“天命”而不履行“天命”，更注重现世社会。而伊斯兰教信仰真主，对真主的属性有着细致的认知，注重履行 “主命”，现世后世并重。二者在信仰理念上有所不同，关于现世社会的纲常伦理价值观念却又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并不相排斥，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共存不悖。正是有着这样能够共存的基础，伊斯兰教才得以在中国和平发展，落地生根，传承千年。

共同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回汉民族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相互交融也是正常现象，应顺其自然。回回民族族源成分多半是汉民。唐时即有侨居中国的“大食国人”李彦升，“生于异域”而具“华心”，终进士及第；唐末五代时又有著名的一代词学大家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著有《琼瑶集》，同时精通药学，著有《海药本草》；明代，郑和后代则半回半汉；穆斯林出身的海瑞生前早已没了穆斯林的特征，海口的海瑞墓却建有非穆斯林的神道；李贽也是酒肉穿肠过，参禅论道，以和尚自称；曾经经学兴盛汉文译著繁荣的江南地区回民如今大多已汉化；而甘肃回民中竟也有一支孔子后裔，信仰伊斯兰教，取名却要去山东曲阜；北大校长马寅初生前曾与北大穆斯林教授马坚有过一次对话，称其祖上曾经也是回民。如此事例不胜枚举，这些都是不同民族同生共存过程中 正常自然的相互交融，回民也是在这正常自然的融合中发展壮大。

虎隆 马献喜 ||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訇（下）

介紹清朝時期，西北與雲南的知名阿訇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陕西学派云南籍阿訇普洱马其人

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为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陕西伊斯兰教育家胡登洲（1522—1597）所开创。他有感于长期以来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和生存所面临的“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力[ 《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第203页。]”的挑战，集圣道伊斯兰教在清真寺内的教育传统和中国私塾特点之大成，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已任”，立志兴学，在自己家中招徒授业，不论贫富贵贱，讲经论道，有教无类，成为回族伊斯兰平民教育运动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中国历史上起源于陕西回族的第一次真正的回族穆斯林的平民教育，即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从此诞生了，经清朝周老爷[ 周良俊（约1770—1850），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陕西学派著名经学大师。名良俊，字默斋。陕西泾阳县塔底村人。陕甘穆斯林尊称为周老爷。青年时跟随同乡摆阿訇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学习，得其真传，成为精通阿拉伯文词法、句法、修辞、伊斯兰教律、认主学、逻辑学、苏非学和《古兰经》注释等八大“尔林”(学问)的经师。后来摆阿訇硬是将小皮院清真寺阿訇的职位让给他。自此周老爷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先后六次设帐讲学二十多年，穆斯林大众在寺内礼拜殿大门上曾为他挂有“六来堂”匾牌 (文革被毁)。他的知识渊博，教学有方，经典造诣极深，讲解严密细致，叙述深入浅出，是同时代经师中首屈一指的阿訇，被人们誉为品端学萃的楷模。陕甘穆斯林民间广为流传的歌谣，对为经堂教育做出不朽贡献的几位经学大师作了这样的夸赞：“王（王龙）一角，周（良俊）半边，马（寿清）一行，黑（云南）云上来遮满天。”因此，全国各地包括东北、西北、中原、华北，沿海及云贵等地众多回族学子慕名而来投于他的帐下求学。从周老爷开始，以主要讲授阿拉伯文经典，研讲认主学，讲经重精细，学子师从专长经注学、教法学等一门学科的经师的精而专的陕西学派的学风真正形成了。今天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不论是陕西学派、山东学派或云南学派所遵循的精而专和经堂语的语气的学风主要都渊源于他。他生活的时代，是陕西中国伊斯兰教最兴盛的时期，当时陕西八百里秦川的清真寺己发展到800多座，回族人口近八十万，西安已成为全国伊斯兰文化和经堂教育的中心。周老爷是继胡太师开中国经堂教育之先河150年后，中国伊斯兰经学已显衰微和寥落之时应运而生的。他真正发展和复兴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学富五车、学惯中阿、出类拔萃、品德高尚的伊斯兰文化大师，如马复初、剑川马、彬州虎爷、大刘、米三爷、贾麻子老爷、细摆和韩镜湖等享誉全国的著名八大弟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经学家和译著家”之一的马复初又在陕西学派的基础上开创了“云南学派”，将“云南学派”扩展到西南和中南亚等地区。 ]等经学大师的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陕西学派。普洱马阿訇正是陕西学派孕育出的一位有名的云南籍阿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