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在我国伊斯兰经堂教育较为发达的西北地区的宁夏，诞生了一座伊斯兰师范学校，该校以“中阿并通、才德兼优，沟通汉回文化，开发西北，阐扬教义，复兴中国”【1】为办学宗旨，高举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旗，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丰厚知识学养和鲜明时代精神的新型阿訇。这一类型的阿訇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精研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对汉文和儒家文化隔膜较深的阿訇；也不同于热衷神秘主义、注重内部道统联系的念经人。他们显著的特征，是能够直面社会现实，强调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并重，兴办学校，创办社团，兴工兴农，呼吁社会公正；甚至挑战传统，倡导回族穆斯林女子教育。
他们以生命活化《古兰经》与圣训的精神，影响、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回族穆斯林的言行举止；他们对内致力于回族穆斯林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团结，对外致力于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特别是对推动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与顺应时代精神起了主要作用；他们还以促进回族穆斯林社会全面发展的先进思想和丰富的汉文著述，为后人留下了具体的实践主张和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同时他们在倡导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发展新式回民教育，促进主流文化与回族穆斯林文化交流互动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具有开创性和传承意义。在这批经堂教育造就的杰出学者型阿訇之中，宁夏贺兰县人马福龙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一、从师探赜，求知不辍
马福龙，字云程，经名安尤布，笔名马含英。解放前他与虎学良【2】、冶正刚【3】一起被誉为宁夏回族穆斯林“青年三杰”。1919年1月13日，马福龙出生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清水堡一个虔诚的回族穆斯林世家。他的父辈勤劳朴实、信仰虔诚、为人忠厚、热心穆斯林公益事业，经常扶助贫弱，马福龙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氛围熏陶。5岁时，即跟随祖母学习礼拜，10岁进入本村清真寺学习宗教知识，先后师从马舍毛、杨勤、杨牛、哈志·马雅斯、张云锦等阿訇，朝夕围坐在炕桌边学习《阿拉伯语字母》、《亥听》（《〈古兰经〉章节选读》）、《杂学》、《连五本》（《阿拉伯语基础语法》）、《多悟》（《光——连五本之第五本注释》）、《满俩》（《阿拉伯语高级语法》）、《亥瓦乙·米乃哈智》（《求学之道》）【4】等。
在本村清真寺学习期间，马福龙的启蒙老师让他一字一句、重复不断地背诵阿拉伯语变字法和语法，每天晨礼后必须给阿訇回经，听经时不能稍有懈怠，由于师傅的严格教授使他奠定了扎实的经堂教育基础。师傅们对徒弟小到穿衣起居，大到言行举止，也都有严格的要求。师生的心灵沟通，阿訇的一言一行、知识品德，以及清真寺的圣洁氛围，犹如春风化雨，在马福龙幼小的心灵牢牢扎下了信仰的根基。同时，清真寺阿訇们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执著追求，对经学的一丝不苟，终生奉献，对学生的疼爱，以及敬业、守业的精神对马福龙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帮助他塑造了志存高远的人格志向。马福龙后来回忆：“在我的满拉生涯中，业师雅斯哈志的忠贞实践，虔诚敬畏，热心讲学，诲人不倦的精神；张爷的敢于改革，勇于创新，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坚强刚毅，百折不回的气魄，给了我终生难忘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并且产生了积极的效果。”【5】
1934年，沙特阿拉伯麦加著名诵经师哈比本拉应邀来银川传授《古兰经》标准诵读法。马福龙有幸得其教授，因他勤学好练，发音标准，吐字清晰，深得老师喜爱，每天抑扬顿挫诵读《古兰经》的美妙和声，使他年少的心灵获得了美的熏陶。
同年，虎嵩山阿訇在时任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支持下，在银川东大寺创立宁夏私立中阿学校，15岁的马福龙以优异的经学成绩考入该校，师承虎嵩山，他得以开始了对汉语知识与儒家文化的学习。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伊斯兰经学知识，也通过各种途径加强汉语基础知识学习。在掌握了基本的汉语知识后，他又开始广泛阅读各种报刊书籍，从初级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朱子治家格言》，到《薛仁贵征东》、《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以至凡能涉猎到的汉语书籍他都阅读。他还阅读王静斋大阿訇主编的《伊光》月报、成达师范出版的《月华》、《伊斯兰学生杂志》、《震宗月报》等报刊杂志【6】。 他凭着苦学强记，很快进入了汉语初中部。
17岁那年，他考入宁夏吴忠伊斯兰师范学校。从此，他的求学生涯发生重大转折。时任中阿师范学校副校长（校长由马鸿逵兼任）的虎嵩山倡导在清真寺举办中阿师范教育，不仅是从阿訇所从事事业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对阿訇进行专门培养，以信仰教育为核心，培养阿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脱离教众。更为重要的是，虎嵩山试图通过创立中阿师范学校，改良传统的经堂经育，中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并授，统一课程设置，培养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符合改革要求的开明阿訇，推动经堂教育改革和发展活动的全面开始。
在这座当时宁夏穆斯林的最高学府里，马福龙系统地学习了教学大纲规定的全部课程，计“中文科目有：公民、国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教育心理学、教育概论、伦理学、生理卫生、教学法等；阿文科目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古兰经》、圣训、教法、哲学、《古兰经》注解、伊斯兰教历史、教法原理等。” 【7】当他得知虎嵩山阿訇以讲授波斯语苏菲哲学名著《伊玛目·冉巴尼书信集》【8】和文学名著《候赛尼〈古兰经〉注》闻名遐迩时，特别师从虎嵩山阿訇学习这两部大部头经典。通过3年不间断的学习，他不仅思想上获益匪浅，也对阿訇关于《伊玛目·冉巴尼书信集》的独到研究感触颇深：“虎（嵩山）爷讲授此经，干净利落。很长的倒装句子，他讲得很完整，也很简明。”【9】 此外，他还选学了阿訇讲授的《嘎最经注》、《伊尔沙德》（《修真指南讲座集》、旧译《指迷集》）、《白雅尼》（《阿拉伯语修辞学》）、《满推格》（《阿拉伯语逻辑学》）、《波文之源》（《波斯语语法》）、夏文选阿訇讲授的《凯俩目》（《教典诠释》）、《伟嘎耶》（《伟嘎耶教法经解》）等经典。
在吴忠伊斯兰师范学校这所知识与信仰的殿堂里，马福龙所学到的不仅仅是伊斯兰文化。在汉语学习方面，他除了学完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科目外，还广泛借阅各种报刊杂志、中文书籍，如当时出版的穆斯林刊物、翻译作品，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史学作品《资治通鉴》、《汉书》、《纲鉴易知录》、《史记》、哲学范畴的宋明理学著述、以及思想类的《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的书籍，他完全沉浸在了知识的海洋中。老师和同学们见他“每天除了礼拜、上课、吃饭、睡觉外，全部的时间都在看书，解手都把书带上，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凡是学校举办的讲演、写作、办墙报等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他嗜书如命，但又不读死经书，而是结合经训原则和中国实际，又有自己新的体会。他后来仔细研读《孙中山全集》和《王阳明全集》【10】， 受到孙文学说和王阳明学说的启发，对研读伊玛目·冉巴尼的学说，提出新的见解。他说：“我的伊斯兰实行程序（礼、道、真）及其信仰要素（知、信、诚）就是在研究了阳明学说和孙文学说后，裒于阿哈默德·冉巴尼的学说而加以阐发的。【11】”他与同学们经常讨论中国回族穆斯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现状、改革和发展前景，尽情地表达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青年马福龙师从虎嵩山长达6年之久。其间，他不仅受到了阿訇的学养品行、精神气质、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感染，更重要的是受到了阿訇的思想精神的熏陶。他对虎嵩山阿訇十分敬佩，早在1948年，他就在《伊斯兰教在宁夏》一文中写道：“虎嵩山大师，同心人，他不仅在西北，就在全国来说也是有数的阿林之一。他对于阿拉伯文、波斯文都很渊博。尤其在教育生徒方面，真可谓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了。因而桃李满门，弟子遍四方。” 【12】
在吴忠伊斯兰师范学校，常有一些学者名流慕名前来拜访虎嵩山阿訇，而虎嵩山也有意借此让马福龙陪同、交谈，使他获得了阿訇涉事酬世的新鲜教育。马福龙从朝觐归来者中了解阿拉伯国家的风土人情、习俗、社会状况，世界伊斯兰发展的前景；与各位社会贤达则谈论回民教育的现状和未来；与著名阿訇交流经堂教育改革的方向、路径。凡此种种，他不仅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增长了见识，也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可以说，在与虎嵩山阿訇朝夕相处的六年里，马福龙开阔了视野，丰富了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知识，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写作基础，更加坚定了信仰，树立了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和经堂教育的改革而奋斗的志向与愿望。
1941年，马鸿逵邀请天津的王静斋大阿訇来宁夏翻译白话汉译《古兰经译解》，即3种译本的第二种——乙种本。【13】“中国回教协会宁夏省分会”专门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由王静斋任主任，虎嵩山、王世龙、李诚忠、王子忠和中文水平高的杨同璞、马汝邺、刘柏石【14】任委员。经虎嵩山推荐，破格吸收马福龙为委员。于是分会决定派马福龙专门协助王静斋大阿訇的译经工作。按照王静斋大阿訇的要求，马福龙的主要工作为抄写草稿【15】，将译文与阿拉伯原文再次对照、检查，阅读译文是否通顺上口。
在和王静斋大师相处的一年里，马福龙同样获益良多，而且“无比敬佩”【16】王静斋大师“那遵经革俗捍卫伊斯兰，吃苦耐劳，忘我工作，没有丝毫怒颜媚骨的精神，”【17】深深感到，那“一年的收获，胜似过去多年的苦读!”【18】 大师为了酬谢马福龙对他的帮助，并以示鼓励，特意从宁夏石印的60部译本中拿出了一部赠送给他。
经堂教育中那些同时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以及与两种语言相关联的语法、修辞学、逻辑学、哲学、文学、天文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学科，分别掌握了3万左右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大师们【19】，为了使人们成为“敬主爱人，效法圣贤，化己达真”的代治者，“‘知’与‘行’并进”【20】，用他们对学生的挚爱，对族教的使命感，对自己“高目”（教众）的责任感，对自己所献身的神圣事业的执着忘我、全身心投入的宗教精神，塑造了他们在一代代学人心目中的精神表率和经堂教育的光辉形象，至今光芒不减。
1947年，马福龙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即“求得更多的知识，将来为穆民大众服务，” 【21】决定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深造。经过与恩师虎嵩山的早年弟子马坚教授的几次书信联系，按照校方的入学要求和条件，争取到了去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马坚为该专业奠基人）深造的机会。是年秋天，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责令宁夏教育厅保送马福龙与冶正刚、虎学良、王耀东、吴锡录去北大东语系学习（后3位因故未能去成）。在一些回族富商的资助下，马福龙与冶正刚有幸成为该专业的第一批学生。
马福龙跨入北大校门伊始，便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了慕名已久的马坚教授。自此，在马坚教授和其他教授的精心呵护下，开始了他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的求学生涯。在北大期间，他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吴忠中阿伊斯兰师范学校时期对知识渴求的精神，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全身心地吮吸着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马福龙除了听马坚教授以阿拉伯文主讲的《穆圣史》、《回教教育史》、《回教哲学》（伊斯兰教哲学））、《穆罕默德的道路》等伊斯兰文化课程外，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马坚教授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并就伊斯兰教哲学问题与教授进行了深刻的专题讨论。提出了“伊斯兰教的哲学基础既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而是辩证唯一论” 【22】的观点。他常常与马坚教授讨论回族穆斯林的教育与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国内国际方面的重大问题。马坚教授成了他的良师益友。
马福龙把课外大量的时间都泡在了北大图书馆，如饥似渴地翻阅各种资料、线装古书，查找有关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史料。他特别对明史感兴趣，也有独到的见解。他从思想和行动上都真正受到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和影响，通过教育发展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更为可贵的是，马福龙还经常聆听其他学科的课程，尤其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史家、楚辞学专家游国恩【23】教授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黄文弼【24】教授讲授的《西北史地》和《教育学》、《社会学》【25】。 马福龙还与“西北通”黄文弼教授讨论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源流问题，通过旁听面谈，大大拓宽了知识面，升华了认识境界。
北大求知生活是丰富的，马福龙在京华之地大大增长了识见。他利用业余时间广泛接触在京的许多回族知名人士和伊斯兰学者，如马松亭阿訇、庞士谦阿訇、原成达师范校长薛文波等，向他们请教中国伊斯兰现状和发展的知识。他经常参加北平回民青年组织的一些集会、座谈会，与“回民青年会”的同事们讨论中国穆斯林的前途问题。他还广泛接触社会各界热心回民事业的有志之士，听取他们对回民和中国伊斯兰发展问题的见解，发表自己的认识和设想，极大地活跃了他与在北京学习的回民青年之间的思想交流。通过在北京这座文化古都多方面的知识追求，思想探索，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知识，为日后的研究著述、社会服务奠定了更进一步的知识与思想基础。
另有一事很值得一提。马福龙在北大学习时，曾利用课余和假期时间在北平燕山中学教授阿拉伯语，在学生中全面推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从学生的洗浴到饮食起居都是穆斯林化，并教学生学习伊玛尼（基础信仰），确立伊斯兰信仰，教学礼拜等。通过教学实践，马福龙试验成功了《阿拉伯文字母国音拼读法》，就是将阿拉伯字母的读法，加上国音拼读阿拉伯语本音。这一突破，大大加快了阿拉伯字母国音拼读法教学进度，在此基础上，马福龙加以整理又编成了“阿文字母拼读歌”，此举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阿拉伯语的兴趣。特别是汉民学生学习起来，快捷容易多了。
二、兴办教育，矢志不移
马福龙在求学期间就已懂得振兴中国伊斯兰教，必须从教育着手，从娃娃抓起！他视回民教育如同血液之于生命，人离了血液便没有生命，穆民离了教育就不可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繁荣。那些散居于大小城镇的回民更不可放弃民族文化教育，否则随着汉民族风俗的盛行，穆民意识的淡化，回民也就名存实亡了。有鉴于此，马福龙不论走到哪里，不管是参加集会上，还是在著述当中，话题总离不开发展回民教育，提高穆民素质这些问题，而且他也总是身体力行，用行动阐释信仰。为了实践他的教育思想，马福龙曾先后在家乡贺兰县立岗地区创办立刚东中阿初级小学、贺兰县立岗云亭小学、贺兰县清水中心小学等三所回民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又在银川市创立了新民完全小学。
1937年，马福龙从宁夏私立中阿学校毕业后，便萌生了在没有学校的家乡创办一所中阿学校的念头。他想让孩子们坐在教室里有桌子、有凳子，风雨无阻，既学阿拉伯语，又学汉语。由于他的家乡贫穷落后，要办一所学校是何等的艰难。且不说回民群众观念的难以改变，单就建校所需资金的短缺，就足以让人知难而退。但马福龙认定只要对回族穆斯林有益的事，困难再大，也要办成。因为他是一个“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他发动众穆斯林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道柳梁贡献出来，供建校使用。大家也都踊跃捐献木料，很快便盖起了拥有两座教室、一间办公室的立刚东初级中阿小学。他与另一名教员不拿一分薪水，义务教学。从此，他的家乡便有了传授知识、文明和正义的基地。
1943年，马福龙离开阿訇教义国文高级讲习所回到家里。贺兰县县长李敬荣知道后，便请他去整顿清水中心学校。这个学校本是马福祥在宁夏建设的六十八所清真小学之一，但因时间长了，加上苛捐杂税，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学校自然也就破败不堪了。但马福龙面对困难没有退缩，而是满腔热情，临危受命。他首先聘用一批热心回民教育的教员，如，冶正纲、丁连仲、吴学良等，想尽办法，并且积极动员群众，帮助办好自己的学校，多次跑到30里外的县政府，要求支援，经过他的执著努力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接着马福龙指定中年级教员吴学良通过试验，推行“母鸡化的导师制”，辅导学生学会读书，学会生活，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该学校靠近清真大寺，马福龙要求教员们每天带领中年级和高年级男同学中午和下午集体到清真寺礼拜，逢到主麻（聚礼日）共同恭诵《古兰经》，高唱《伊玛尼歌》。对此，广大信教群众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清水中心小学的伊斯兰化教学内容及模式还启发、影响了附近回民初小的教学。使清水一带的回民教育走上了积极发展的轨道。
贺兰县立岗镇是银川北部的一个重镇，也是银川附近回民相对集中的镇子，该镇原来有一所中心小学，回汉学生同校，以汉族学生居多，教师也多是汉民。学校有个灶房是汉民灶，常吃猪肉，回民学生喝水都不方便。更有甚者，有的汉民学生从家里带来猪肉食品，硬给回民学生吃，常有回民学生因受侮辱而打架的事情发生，教师（大都是不负责任的汉民）又漠然处之，所以很多回族的家长就不让孩子上学了。鉴于这种情况，马福龙萌发了在立岗办一所回民自己的学校，当他在立岗两个清真寺宣讲了要办回民学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教下群众都非常高兴，一致赞成。他马上着手先借房子，又聘用了一批中阿兼通的得力教员做助手，聘请热心回民教育的地方人士，组成校务董事会，接着发动群众捐献课桌板凳，又打了些土台子，自制了黑板，一个完全的回民小学终于建成了。当时的宁夏省贺兰县教育科长夸赞说他有“武训精神”（武训，清末山东人，贫民教育家，在家乡曾以行乞办学，获清政府嘉奖。马鸿逵主政宁夏后，常以“乞丐武训”办学来号召并激励教育界努力公务）。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彻底解决学校的办学经费，不使学校半路关门，马福龙又几十次地往返于县上、省上，一遍一遍地找马鸿逵，终于缠得马没办法，只好答应由自己的商号敦厚堂出资在全省办13所“云亭小学”（云亭为马鸿逵父亲马福祥的字名），倡导中阿并读。借此机会，贺兰县立岗镇东门外在原来回民小学的基础上建成了一座崭新的学校——贺兰县云亭小学。
1949年3月，马福龙受聘担任银川新华清真寺教长。随之，他创立中阿学校，并将此学校命名为“伊斯兰学社”。这是继宁夏私立中阿学校停办10年后，在银川又办起的一所新型中阿学府。“伊斯兰学社”是集教学、研究、出版、文化服务为一体的伊斯兰实体，具有学术和社团的双重意义。“学社”也是他改革经堂教育思想的体现。他还为“学社”做了一面新月绿旗，象征着旗帜鲜明地接过前辈未竟的事业，传承宁夏私立中阿学校与吴忠中阿伊斯兰师范学校的精神，开创宁夏中国伊斯兰教育的新局面。
马福龙上任后广招学子。“伊斯兰学社”设甲、乙、丙三个班，每天上午教授阿拉伯语和基本经典课，下午讲授中文和国学基础课程。教学方法提倡课堂讲授和自由阅读相结合。中文教师聘请新民完小教师义务教学。银川新华清真寺发扬“有教无类”精神，大量吸收贫寒子弟入学，由富裕家庭供养，并且接纳穆斯林女同胞进寺学习。为了活跃学生的课余生活“伊斯兰学社”还组建了一支篮球队，经常应邀参加银川市体委举办的比赛活动。受银川新华清真寺学习风气的影响，银川周边有些清真寺也在寺内办起了经学班和附属中阿学校，掀起了学习伊斯兰文化的高潮。
马福龙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才干，在那困难而动荡的乱世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兴办学校，为富有民族特色的教学与伊斯兰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
马福龙呕心沥血创办的小学和伊斯兰学社走上了正规，而重建银川新华清真寺的重任又摆在了他的面前。银川新华清真寺，原名银川小南寺，位于老银川（今兴庆区）菜市场和骡马市场旁边地势低洼处，为土坯民房建筑，东倒西歪，逢雨必涝，急需重建。为了筹集修建资金，马福龙殚精竭虑，前后奔走于宁夏和内蒙各地募集筹资。他利用募捐的机会，每到一座清真寺都讲“卧外兹”（宣讲），所讲内容不离振兴伊斯兰，发展回民教育，摆脱愚昧贫弱这些根本的问题。凡他所到清真寺，都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一些门宦的教主也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甚至有些汉族人士也都捐了款。经过半年的努力，一座崭新的砖木结构的清真寺屹立在银川城内，这是建国后宁夏新建的第一座清真寺。
1953年，宁夏省（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在全省回民代表马腾霭、李风藻等代表的倡议下，代表们来到银川新华清真寺给马福龙赠送了一面特大的锦旗，上题“伊斯兰的先锋，穆斯林的表率”，落款为30多名各界穆斯林知名人士。
从以上我们可以窥见马福龙是一位具有很深人文修养的阿訇，是真正把追求真理当作人生最大乐趣的阿林，他的这种传薪播火、荜路蓝缕的学术使命感和文化责任感，远非职业精神、敬业精神所能涵括。他使我们体悟了阿林是穆斯林的灯塔的真正涵义。
马福龙自童年时就接受传统经堂教育，在宁夏私立中阿学校、吴忠伊斯兰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从发展经堂教育中又接受了系统的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教育，以后，又在北京大学接受了多元文化的教育，是他那个时代中屈指可数的一位品学兼优、学贯中阿的学者型阿訇。回到家乡后，大力兴办教育，呼吁发展经堂教育，中阿并举。
新中国成立前，宁夏经济落后，时局动荡，马福龙对宁夏传统经堂教育的状况忧心忡忡，“受经堂教育的人，大都只念阿文而不读中文，以致多数人，都不识汉字。这对于宗教的发展和穆民的进步，不但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并且因此回汉间感情，更为隔膜，一切误会、摩擦也就不断发生了。” 【26】因此，他通过清真寺和各种方式呼吁就像吴忠中阿伊斯兰师范学校那样，改革经堂教育，在课程设计上“增设汉语课，使学生通过汉语文字精通历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和阿拉伯—伊斯兰史，以增进回汉之间的了解。”并“宜注重古兰学、圣训学、回教法、回教史和国文及普通常识等科。”【27】
1949年，马福龙担任银川新华寺教长后，更加锐意改革经堂教育，在“伊斯兰学社”对学生实行课时制，采用新教材，教授汉语，出版“回民大众读物”类的汉文教义书籍。马福龙特殊的人生经历、学识背景和社会实践，使他在讨论经堂教育改革、兴办新式学校、学习儒学、重视回族女子教育这些共同的时代主题时，不流于表面形式化的评论、倡导或谴责，而多能从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从历史演变的规律和学理上进行阐述。因此，他的“经堂教育学校化”、“寺院教务公开化”，学制实行“五年一贯制”，阿訇学业期满经考试合格，才准予毕业(即穿衣挂幛)等经堂教育改革观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马福龙期望通过经堂教育改革，“让中国阿訇们都成为既懂宗教学，又懂现代知识的双知识分子。”【28】 对关乎经堂教育改革成功的关键人才——阿訇的培养以及学习期限，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在一定的年限里必须修完这些课程，并且随时考核，是否真正有成绩。而毕业的标准，更要以真才实学为主，如无实学，虽年限够了也不应予以毕业。无论如何，要造就出真能领导穆民大众的阿衡来”。【29】
对培养阿訇的目的他强调指出：“我们不要以教求荣的‘两面脸’和以教谋生者。我们要的是忠心耿耿为教奋斗，学德兼备，为安拉、为穆民大众服务的毫无自私之心的贤明阿林和一介不取、一尘不染的敬畏清廉的“代治者”，以及坚持《古兰经》、圣训的原则，阐发真理的，朝着圣先知穆罕默德指引的方向，奋斗到底的阿訇！”【30】
为此，他在新华寺任伊玛目时，特别制定了新的“阿衡满拉”教育宗旨：“阿是渊博精深的学问，衡是公平治世的才能；满是好学不倦的精神，拉是服务人群的德性”。 【31】他反对把“阿衡”写成“阿訇”、“阿洪”、“阿诨”等，他认为这些用词都有诬蔑，贬低之嫌。
从马福龙改革经堂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马福龙沿着虎嵩山、王静斋、马坚等先贤经堂教育改革的思想路线，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改革理论。先贤们一致强调教育对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作用和地位，把教育作为改变回族落后状况的出发点，呼吁改革经堂教育，发展新式教育，兴办新式学校，倡导女子教育。马福龙的教育思想和他的老师们的教育主张一脉相承，但鉴于当时族教危机严重，他的要求更加强烈，表达更为明确，理论也更是系统。从马福龙的身上我们还可以体验到经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经堂教育成功的关键，这种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都不会过时，也只有这种精神才可能把我们带入复兴经堂教育的新时代。
马福龙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了兴办回民教育和弘扬中国伊斯兰教，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甚至生命奉献出来，他为创建具有回族文化特色的教育模式，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在中国西北现代教育史和回族教育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取、不容抹杀的一页。
三、著述等身，伊儒兼通
马福龙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谙熟中文。他不仅精于《古兰经》教义，具有扎实的《古兰经》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和苏菲学基础知识，而且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善于发现民族沉疴并痛下猛药，医治时弊。
马福龙在吴忠伊斯兰师范学校时就已打下良好的写作基础，学校每期墙报必有他的文章。吴忠伊斯兰师范学校毕业后，由于当时“中国回教救国会宁夏分会”的秘书长刘柏石（五四运动的次年入北京大学读书并毕业）非常欣赏他的人品和对回民事业的热忱，同时也看重他的写作水平，便邀请他去“中国回教救国会宁夏分会”协助工作。到那儿后，马福龙不仅处理日常往来文书，也常代刘秘书长起草文稿。以后又被抽去参加《宁夏省志》（民族部分）。的编撰工作。在编写《宁夏省志》（民族部分）时，又给了他阅读志书，搜集整理资料的机会。那时，他还常常为《贺兰报》撰写一些通讯报道，通过这些实际锻炼，他写文章的能力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马福龙在北大学习时，马坚教授构想的著书立说，宣扬伊斯兰文化的初步计划，对他产生了终身难忘的影响。马福龙曾记叙道：“子实（马坚）语重心长地给我说：我们要把所学的知识让它‘开花结果’，大家一齐动手写书。我们如果有十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人每年写出一本书，工作十年，写出十本书。十个人就是一百本书，我们如果有千百本书撒在中国的社会上，那么伊斯兰的光辉在东方，而必将发扬光大了。”【32】
1948年3月他在北大学习期间，在《西北通讯》第2卷第8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伊斯兰教在宁夏》，全文15000余字，分七个部分：伊斯兰教传入宁夏之研究，分布概况，经济生活，宗教活动，教育，不甚分明的派别，关于“回族”“回教”问题的一个商榷。这是宁夏穆斯林学者首次向外界全面介绍宁夏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各方面情况的文章。同年《华北日报》(边疆副刊)转载了其中部分内容。
1992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兴华、冯今源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摘录了《伊斯兰教在宁夏》六个部分【33】。 1986年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出版的《西北民族宗教文摘》(宁夏部分)中也摘录了六个部分【34】。 这篇文章前后被报刊杂志四次公开登载，可见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在西北伊斯兰教史和回民文化史上是罕见的。该文看似在论述伊斯兰教在宁夏的历史沿革，但实际上通篇都显示着他对自己的宗教、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对发展回民教育和经堂教育那种焦灼的使命感，字里行间流露着这样的情感：“天下穆民都要恪遵安拉所昭示的‘凡是穆民都是兄弟’，‘你们一齐抓住安拉的绳索，莫要分散’的经训，放弃教内争执，团结一致，互相让步，彼此尊重，各行其是，各倡其理，停止一切批评、攻讦、毁谤的宣传战，而趋向于精诚团结，互助合作的和平之道。” 【35】从这里可以看出马福龙盼望中国穆斯林消除派性，践行经训的教导，为“沟通汉回文化，开发西北，阐扬教义，复兴中国”事业做出贡献的殷切希望。
马福龙在任银川新华和新水清真寺教长的短短6年间，自费编印了《伊玛尼摘要》、《穆圣之道》（译）、《穆圣史略》、《回民常识》和《伊斯兰浅论》等回民大众丛书，给穆民大众提供了通俗易懂的、实用性很强的学习课本。这是宁夏穆斯林的学者用虔诚的信仰，真实的感情，朴实而发自肺腑的语言为穆民大众而编写的伊斯兰教义教科书。
福龙一生著述较多，主要用中文，著述翻译的著作近10部，已印行出版的著作有：《伊斯兰教在宁夏》、《对宁夏回教事业的期望》、《穆圣史略》、《回民常识》、《伊斯兰浅论》、《依玛尼总纲》、《纪念穆圣》、《伊斯兰之歌》、《中国穆斯林到何处去》及《马福龙自述》等，可谓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学者型的阿訇。下面摘要介绍：
1.《伊斯兰浅论》
本书写作于1955年，共分六章：分别为绪论，伊斯兰的基础，伊斯兰的政治观，伊斯兰的经济，伊斯兰的文化以及伊斯兰的伦理。书中内容按照《古兰经》“敬主爱人”的宗旨而编排。作者引用《古兰经》、圣训加以论述。作者强调指出，《古兰经》本身就是“人生的指南，治世的宝典”。作者还引用了西方社会学者和基督教著名学者对伊斯兰文化的高度评价，以证实伊斯兰文化的优越性和它对欧洲及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和影响。
在本书中，马福龙以非凡的智慧，敏锐的思辨，简洁的语言，以及判断推理的逻辑性，将他的爱国爱教的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他还殷切期望国内研究伊斯兰文化的队伍尽快成长起来，把研究成果展示给人们，让人们正确地了解中国伊斯兰教，消除误会。
2.《马福龙自述》
本书共有七章：分别为童年一瞥，青少年时代，泛伊斯兰主义及其他，走向社会，从教育着手，为回教民族而斗争，走北平。遗憾的是只写到北平解放前夕。每章又分为若干节，共50节，约15万字，在狱中撰写完成于1968年10月。
《马福龙自述》主要记述了作者前半生的求学生涯，对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追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对中国穆斯林未来的希望，对世界伊斯兰教运动的评论等。它是民国以来西北穆斯林学者型的阿訇撰写的第一部自传体的著作，也是作者在监狱中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与外界完全隔绝信息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其条件之艰苦非常人难以想象，可谓字字血泪，句句珠玑，亦可见作者知识之渊博、学术功底之扎实，以及心境之淡定。 “《马福龙自述》应该说是一本极有阅读价值的自传体历史文献。马福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阿訇，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且他的思想极为超前，我认为，比他同时代的学者——马坚、陈克礼——至少超前半个世纪。”【36】
3.《纪念穆圣》
本书是马福龙1948年在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圣纪会上的讲演稿(追记)的修改稿，在书中作者主要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因为“先知穆罕默德是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伟大导师”；第二，怎样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庆祝他的诞辰，就应该效仿他，学习他的美德，走他的道路，拥护他的学说，实行他的主义。”【37】充分表达了一个“文麦体”（教生）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衷心爱戴和敬佩的真挚感情。所举先知事迹真实感人，赞美之词扣人心弦，震撼人类的心灵。
4.《中国穆斯林到何处去》
本书6万余字，1965年年底完成于监狱，从十个方面着重论述了教派分离的危害，寺院教育的陈旧，释、道、儒对伊斯兰教的影响，民族风俗习惯的异化，回族愚贫弱私的病症，所谓“回汉问题”的真相，中国的回教民族运动等。
在本书中，马福龙在论及回汉关系时强调指出：“回汉民族本是一家人，只要我们共同遵守、执行国家制定的民族宗教政策，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不仅回汉人民，全国各族人民都是好兄弟，好伙伴。那么，谁也不会歧视谁，谁也离不开谁！就会形成一个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的民族大家庭。”【38】这是历史地呼唤，似乎也是临终赠言，语重心长，又十分沉重。马福龙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以痴情深沉的文字，写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新观点、和美好愿望，表达了“回汉民族本是一家人”的强烈情感。
马福龙分析总结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回族在形成、奋斗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出现的偏差，然后指出：“我们肩负着治理社会、净化人类心灵，提高理智，趋恶扬善，坚守正义与和平的伟大而艰巨的‘使命’，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伊斯兰和回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同时我们也要对我们的宗教和民族抱着负责的态度，对那些离经叛道的歪门邪说和不利于民族、宗教和国家发展的东西，加以排除。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所以未来的中国穆斯林要必须首先医治历史的创伤，摒除成见，消除隔阂，增强共信，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整体。为着共同的信仰，在《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则指导下，在政府的帮助下，克服我们自身存在的缺点，对症下药，根治我们所患各种‘病症’，打破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老框框；加强对外交流，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新时代，大办宗教和民族教育，提倡科学，重视理智，崇尚文化，以儒诠伊；有领导地发展生产，充实经济，扩大商品流通，以满足今世人生所必需之有益的物质享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关心贫病弱残孤寡的民众。”【39】
马福龙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含着泪水，带着深厚的感情，以超常的记忆力，写下了以上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发人深思、激人奋进的文字。他的著述活动，对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应有的推动作用。他的著述也使养育他的人民“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纪、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走向辽阔的世界的心路历程。”【40】
马福龙的著述不仅体现了宁夏吴忠伊斯兰师范学校的办学宗旨，也为后人了解、研究该学校的历史和启示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马福龙的著述和社会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分享了王静斋、虎嵩山、马坚等穆斯林经学大师以及游国恩、黄文弼等汉族国学大师的知识，传承了他们的品德，更重要的是在他短暂坎坷的生涯中沿着他们的学术轨迹，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发扬光大了他们的思想和实践。
原载《回族研究》2014年第2期
虎 隆，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与出版办公室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兼职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伊斯兰手抄本学会会员。
【1】朱解琳.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简编[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359.
【2】虎学良（1918～1960）宁夏同心县人，青年伊斯兰学者，精通中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1934-1942年在宁夏私立中阿学校、吴忠伊斯兰师范学校师从虎嵩山等阿訇学习。1942-1950年先后在固原三营、海原县李旺堡、同心县、平凉市等清真寺任伊玛目。曾担任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平凉市政协副主席、平凉专区民委委员、专区抗美援朝委员会副主任、平凉地区保险公司经理等公职。1958年在“宗教制度改革运动”中被批斗。1959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为“右派分子”，后被捕并押送银川西湖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11月28日被迫害致死，1979年被平反。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述有：阿拉伯文、中文、“消经”文字的《阿文拼音读本》、阿拉伯文、中文的《阿文拼音域学》、中文、“消经”文字的《穆民必读》、《伊玛尼问答实说》、中文的《回教女子三字经》、《圣训集》、合著阿拉伯文、波斯文、中文、“消经”文字的《波文之源》、《默克图布注释》、《候赛尼大辞典》、合译《米什卡提圣训集》等。
【3】冶正刚（1919～2009）宁夏贺兰县人，伊斯兰学者，精通中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主要著述有：《〈古兰经概述〉序言》、《宁夏伊赫瓦尼著名经学家虎嵩山》等。1934-1942年在宁夏私立中阿学校、吴忠伊斯兰师范学校师从虎嵩山等阿訇学习。1947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师从马坚等教授学习。解放后历任宁夏金积县文教科科长、宁夏民族公学教导主任、银川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1958年在担任宁夏惠农县副县长时，被冠以坚持“反动信仰，散布反动言论”的罪名 ，打成“右派分子”，送往银川西湖农场劳动教养。“文革”后平反，曾任宁夏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及银川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4】《亥瓦乙·米乃哈智》（《求学之道》），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回族穆斯林学者为经堂教育中学生学习波斯语语法编写的第一种教材，由经学大师常志美（1610～1670）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编著；第二种是《齐穆洋·法热希》（《波文仙法》），由经学大师马联元（1841～1903）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编著；第三种是《赛福沃》（《波文之源》），由经学大师虎嵩山于1938年编著。
【5】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27.
【6】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27-32.
【7】宁夏省政府秘书处编篡.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M].银川:1941:57-73(8).
【8】《伊玛目·冉巴尼书信集》，三卷集，原文为波斯语，全名为《麦克图巴特·穆占迪德》，意为《革新者书信集》，印度伊斯兰学者艾哈迈德·希尔信迪（1563～1624）著。次大陆的穆斯林尊称他为伊玛目·冉巴尼。《伊玛目·冉巴尼书信集》是其写给印度各地穆斯林及他的弟子的学术性信函和论文，阐述了他对正统苏菲派学理和功修历程的观点与主张，每封信前均写有内容提要。全书共534封书信。《伊玛目·冉巴尼书信集》是西北各地清真寺中经堂教育的主要教材之一，阿訇们按照该书的波斯语音译，将其称作《默克图布》。根据笔者这些年对西北伊斯兰手抄本的调查，该书波斯文的手抄本、印度版的石印本早在清末就在我国流传。19世纪末，该书由俄国喀山伊斯兰学者穆拉德·阿凡提译为阿拉伯文，1901年由麦加米里叶·卡乙乃出版社出版，后由西北回族穆斯林朝觐的阿訇带回。1949年上海穆民经书社曾多次影印出版了阿拉伯文版本。1938年,经学大师虎嵩山阿訇根据波斯文原著译编了波斯文、阿拉伯文、中文和消经四种文字对照的《默克图布注释》，1940年由吴忠伊斯兰师范学校出版。近年来，在西北已有三个根据阿拉伯文译本翻译为汉语的《伊玛目·冉巴尼书信集》，它们是：马廷义译：《麦克图巴特·书信集》，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年；周进福译：《书信集》，香港，蓝月出版社，2009年。马生智译：《书信集》，香港天马出版社，2010年。
【9】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66.
【10】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65.
【11】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60.
【12】马福龙.伊斯兰教在宁夏[J].西北通讯，1948,2(11).
【13】王静斋大阿訇从1914年开始翻译《古兰经》，至1946年，共翻译出版了3种译本：《古兰经译解》（俗称甲种本），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印行，1932年；《白话译解古兰天经——非定稿》，宁夏回教协会石印本（俗称乙种本），1942年；《古兰经译解》（丙种），中国回教协会出版发行，永祥印书馆印刷，1946年。
【14】刘柏石（1896～1983），名伦英，山东省青州人。回族教育家。1920年毕业于山东省济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受聘山东大学讲师，同年受聘成达师范，任第一任教务主任。1938年出任宁夏省政府副秘书长并兼任“中国回教救国会宁夏分会”秘书长。其间，创办小学校多所。1947年创办“宁夏师范专科学校”，任校长。解放后任宁夏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8年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1964年受人诬陷入狱。1977年被平反后恢复原职。
【15】王静斋译.白话译解古兰天经[M].银川：宁夏回教协会石印本（俗称乙种本）,1942:18.
【16】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86.
【17】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86.
【18】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86.
【19】接受经堂教育的学生必须学习阿拉伯语的《古兰经》注释。《古兰经》共有7万多个词汇，若除去一半的重复词汇，学习者必须掌握的词汇是3万左右。另外，波斯语也是经堂教育中学生必修的课目。根据笔者对讲授《候赛尼〈古兰经〉注》和《伊玛目·冉巴尼书信集》等传统波斯语经典的阿訇的采访，他们认为他们掌握的波斯语词汇也在3万左右。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经师们，非常重视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学习，他们将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交替使用，称作“风搅雪”，以“风”指波斯语，以“雪”指阿拉伯语。以此专指一是在讲授阿拉伯语的经典时夹杂着波斯语，或是在讲授波斯语的经典时夹杂着阿拉伯语；二是在用阿拉伯语撰写的作品中夹杂着波斯语，或是在用波斯语撰写的作品中夹杂着阿拉伯语；三是某个经师的尔林高，他（她）能同时用两种语言交替讲经、写作。
【20】王静斋.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J].回民言论半月刊:1939.
【21】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158.
【22】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204.
【23】游国恩（1899～1978），字泽承，江西临川人。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史家、楚辞学专家。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
【24】黄文弼（1893～1966），字仲良，湖北汉川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25】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193-195.
【26】马福龙.伊斯兰教在宁夏[J].西北通讯，1948,2(8).
【27】马福龙.对宁夏回教事业的期望[J].西北世纪，1949.
【28】马福龙.中国穆斯林到何处去[M].民间刊印本，2001:18.
【29】马福龙.对宁夏回教事业的期望[J].西北世纪，1949.
【30】马福龙.中国穆斯林到何处去[M].民间刊印本，2001:18.
【31】马福龙.中国穆斯林到何处去[M].民间刊印本，2001:10.
【32】马福龙.马福龙自述[M].民间刊印本:2001:180.
【33】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汇编:下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415-1430.
【34】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文摘:(宁夏部分)[C].兰州： 甘肃省图书馆，1986.
【35】马福龙.伊斯兰教在宁夏[J].西北通讯，1948,2(8).
【36】http://www.2musli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8829&extra=&page=2
【37】马福龙.纪念穆圣[M].民间刊印本，2000:49.
【38】马福龙.中国穆斯林到何处去[M].民间刊印本，2001:87.
【39】马福龙.中国穆斯林到何处去[M].民间刊印本，2001:92.
【40】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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