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玖（1915~2002.5.24），字佩之，回族，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等。曾任天津市第六、七、八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常务委员。.杨
志玖，1915年10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周村镇（今淄博市周村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依靠母亲和兄长劳作、借贷和师友们的接济，同时亦靠自己刻苦努力和一贯优异的成绩所获得的助学金读完了小学、初中并完成了高中与大学的学业。
1931年，他考入山东省著名的济南高级中学，获得县教育局贷金。1934年夏高中毕业，在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中取得第三名，获得省教育厅等部门的奖金，以此作为旅费，前往北平考大学，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年9月，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受郑天挺、钱穆、傅斯年等教授的指导。卢沟桥事变后，随校迁往长沙、昆明，在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1938年8月大学毕业，被推荐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外研究生（当时史语所尚未正式招研究生，故名所外）。1939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姚从吾、向达两位教授，并接受陈寅格、罗常培、汤用彤诸先生指导。
1941年从研究所毕业，历任西南联大、南开大学教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借调），南开大学副教授、教授。
研究和教学的主要领域
杨志玖教授学术研究和教学的主要领域和方向是：元史（指导博士研究生）、隋唐史（指导博士研究生）、中国回族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80年代初恢复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时，杨志玖先生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在两个研究方向上同时带博士研究生的历史学教授。他的研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为学术界所瞩目的成就。
主要的成果
马可·波罗来华游记研究
在蒙元史研究上，杨志玖教授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其最主要的成果集中在马可·波罗的研究、探马赤军研究、元代回族史研究等几个方面。
马可·波罗来华及其所撰游记，是元代中西交通史中重大事件。本世纪4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直未能在中国史书上发现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记载。1941 年，杨志玖教授在读研究生期间，依据《永乐大典》卷19418所录元代《经世大典.战赤》的一段史料，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1卷12期，今收入杨志玖文集《元史三论》）的论文，考证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述他伴随蒙古公主从泉州返波斯等事是真实。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以前西方人所考订的1292年初。这一揭示是迄今所知汉文记载中唯一能见到的马可·波罗活动的考证和研究，得到了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专家和学术界的很高评价，并因此而获中央研究院名誉学术奖。该文还译为英文，于1944年刊登在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学报孟加拉版第四卷上，又在美国《哈佛亚洲学报》1945年9月9卷1期上发表了论文摘要。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隔绝状态，许多西方学者没能看到杨志玖教授的这篇论文。但是，几乎与此同时，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P.Pel－liot）利用波斯文史籍对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时间得出了和杨志玖教授相同的判断。1970年，英国学者波义耳在其论文《拉施特与法兰克人》中，又摘出波斯文史书《史集》中一条原始记载，和《经世大典.战赤》及《马可·波罗游记》互相印证，进一步支持了杨志玖教授的结论。1976年，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柯立夫（F.W.Cleaves）发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综合评价了上述三位学者各自独立的研究，再次肯定了杨志玖教授的贡献。日本马可·波罗研究专家渡边宏1983 年发表《中国人的马可·波罗观》，也对杨志玖教授的论文作了重点介绍。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世界上大部分学者持肯定态度，但也有一部分人至今仍有怀疑看法。1966年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W.Haeger）、 1982年英国人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Clunas）先后发表文章，认为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或只到过中国北方，1995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兰西斯·伍德（Frances Wood）更是出版了专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集怀疑和否定论者之大成。怀疑和否定论者人数虽然不多，其观点也大都出于推测，但引起了较大的关注和议论。为此，1979年以来，杨志玖教授又连续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足迹走遍中国》、《马可·波罗与中国》（均收于《元史三论》）、《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2期）、《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 >的介绍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1、2期）、《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与《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的谈话》（《南方周末》1996年 9月20日）、《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马可·波罗问题争论的焦点何在？》（《光明日报》1997年10月4日）、《马可·波罗书中的长老约翰——附论伍德博士的看法》（《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等一系列论文，就引起争论的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是否做过扬州总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怀疑和否定论者提出的诸如马可·波罗书中未提到茶叶、汉字、印刷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某种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等疑问和论据一一给以具体的回答。杨志玖教授还积极支持和参与了近年在我国举行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研讨会及有关马可·波罗书的出版整理。他坚持马可·波罗书真实性的观点也再次得到了国内外治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学者的普遍支持，国内多位元史专家发表了相关论文，当今国际著名的蒙元史学者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系教授罗意果（lgor deRachwiltz）亦发文对伍德书提出了严厉批评。可以说，杨志玖教授的以上论文对辨明事实、促进马可·波罗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是国际公认的马可·波罗研究的权威之一。
探马赤军研究
探马赤军是蒙元时期的重要军队，它长期征戍于西域和汉地，对元代政治军事影响很大。但因史料记载含混，关于这支军队的真实面貌又是长期存在较多疑窦和争议的难题。60年代以前，国内史学界大多沿用日本学者的看法，未作细致的研究。1965年，杨志玖教授发表《元代的探马赤军》（《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批评了日本蒙古学者那珂通世、箭内亘等认为探马赤军系契丹人和女真人等非蒙古人组成的军队的观点，并对探马赤军的语源、语义、组成和性质进行了探讨。这是国内第一篇系统研究探马赤军问题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80年代以来，杨志玖教授又连续发表《探马赤军问题再探》（《民族研究》1981年1期）、《探马赤军问题三探》（《南开学报》1982年2期）、《辽金的挞马与元代的探马赤》（《辽金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等论文，在吸收国内学者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得出了“探马赤军是蒙古国时期从各千户、百户和部落中挑选士兵混编成的精锐军队，其职司是战时充当先锋，战事结束后镇戍于被征服地区”的结论。对此问题还与日本学者荻原淳平等进行了有益的商榷和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这项研究的不断深入。
回族形成研究
元代是西域人大量东来和回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元色目人重要部分的回回人问题，既引人注目，又错综复杂。杨志玖教授长期致力于元代回族史，进行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研究。40年代初，杨志玖教授就撰写了《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 1948年11月，收入《元史三论》）一文，考辨回纥（回鹘）到回回的转变。他认为：回回是宋元之际社会上流行的易写易念的大众语，是用以代替回鹘或回纥的。回回一词初现于宋沈括《梦溪笔谈》，到蒙古国初期，它除为回鹘、回纥的一音之转外，只是对西域民族的笼统泛称，和伊斯兰教尚无密切关系。元代官方文书开始确定地用回回和畏兀儿二词分别表示西域人中信奉伊斯兰教诸族人和信奉佛教的原回鹘人，然而在文人笔下仍多沿用回鹘或回纥等古老字眼来描述元代的回回人。这篇文章对回鹘、回纥、回回音转过程中的区别和杂出联系等，论证精细而有说服力，可以称得上国内有关回回称谓阐释的重要代表作之一。1992年，杨先生又发表《<梦溪笔谈>中“回回”一词的再认识》（《中国民族史研究》（四），改革出版社1992年11月），与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的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关于回回人的构成，杨志玖教授也颇多创见。元代的回回人，一般认为是由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而阿儿浑人、哈喇鲁人及畏兀儿人在一些材料中被排除在回回人之外。杨志玖教授所撰《元代的阿儿浑人》（《南开史学》1983年1期）在详细考辨阿儿浑泛指中亚七河流域至楚河流域的突厥部族之后，又从咯喇汗王朝已信奉伊斯兰教，阿儿浑人的名字、婚姻，元末称回回等方面，订正和确认阿儿浑人当在元代回回之列。《关于元代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元史论丛》第四辑）一文，还考证出元代哈剌鲁人以及居住在喀什葛尔等处的畏兀儿人也信伊斯兰教，应属回回人。与此相关，杨先生又撰写《阿儿思家族事迹杂考》（《元史论丛》第五辑），从元代哈喇鲁部首领家族入手，进一步说明哈喇鲁人此时已成为回回一部分。另一方面，《古速鲁氏非回回辨》（《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5期）一文则经反复论证，否定了清华大学学者钱大昕、屠寄的说法，考订古速鲁氏不属于元代的回回人，而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畏兀儿人。
罗里回回（吉普赛人）的研究
对元代回回人的特殊集团——罗里回回（吉普赛人）的研究，也是杨志玖教授的一个突出学术贡献。罗里回回是元代来华回回人的一种，日本学者田坂兴道曾据波斯语Luri解释为一种流浪部族名。
1991年，杨志玖教授发表《元代的吉普赛人——罗里回回》（《历史研究》1991 年3期）一文，利用英文、俄文、日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诸多文献，博采众说，对罗里回回的释义，罗里的起源，与茨冈、吉普赛等称谓的联系，元代和元代以后罗里回回的活动等，进行了详尽系统的考述，首次为人们提供了有关中国吉普赛人早期活动的可靠知识和信息，考订了元代罗里回回即中国领土上最早的吉普赛人。关于回回人物，杨志玖教授主要侧重于对疑难或有争议问题的考证。例如，回回人札八儿火者、阿三（哈散）与西夏人阿里鲜及阿剌浅，本为四人，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将此四人误作一人。1948年杨志玖教授发表《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文史杂志》6卷2期），条分缕析，将史事陈述与名字对音注释结合起来，纠正了屠、柯二氏的讹误，进而究明了元代最早出现的几名回回人的生平事迹。又如30年代，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称明代著名人物海瑞
“或是回回人”，但此说一直未举出有关证据。1959年，杨志玖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海瑞是否回族？》一文，依据明代梁云龙《海公行状》及元明时期色目人改姓方式，考证出海瑞先世海答儿系明初军官，自广东到海南岛从军，以第一字“海”字为姓，定居琼山，繁衍为琼山海氏。杨先生海补充辨析了海姓多回族，亦有汉族等相关问题。此篇考证精辟严密，使海瑞回回祖属成为定论。关于元代回回人中是否存在伊斯兰诸教派，过去一直未有专门的研究，1988年，杨志玖教授撰写《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初探》，搜集、梳理和考辨大量零散史料，证实了什叶派、苏菲派成员及其活动在元代的确实存在，首次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伊斯兰教派在元代的情况，颇有学术价值。关于回回人与元代政治，1941年，杨志玖教授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论文《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中提出了“回回法与汉法的冲突曾是元世祖时期朝廷斗争的主要文化背景的观点”。1984年，又发表《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历史研究》1984年3 期），从元朝建立前的回回人、元朝建立后中书省的回回人、行中书省的回回人等方面，系统地研究了回回人在元代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这种把政治斗争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分析回回人在元代政治中地位的深入研究在学界尚属首例。自90年代开始，杨志玖教授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撰写系统、全面的《元代回族史》专著上。作为专著的前期准备，杨先生又相继发表了《元代的回回人》（《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1991年）、《元代回族史稿绪言》、《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上、下）、《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一、二、三、四、五上、五下）（以上10篇以连载的形式在《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至 1995年2期各期上发表）等十数篇论文。即将出版的《元代回族史》将是60年来元代回族研究的总结性论著。
隋唐史方面
在隋唐史方面，杨志玖教授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在隋唐五代史的学科基础建设和一些重要史实及理论上的建树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1955 年，杨志玖教授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编著了《隋唐五代史纲要》一书，先后由新知识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纲要》内容系统概括，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明快，观点鲜明，立论平实，是建国初期颇受欢迎的一部断代史著作和优秀教材。杨先生还著有一部《隋唐史通俗讲话》，由通俗读物出版社1957年出版，对当时普及隋唐历史知识起了一定作用。70年代末，由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历史学家集体协作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大型的中国历史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工程开始进行，杨志玖教授被聘为编辑委员会主编和隋唐五代史分卷主编。杨先生除本人承担了大量辞条的撰写外，还不时写出有关辞条的考证订误文章，供其他编纂者作示范和参考。各学者编写完的辞条汇集后，杨志玖教授又长时间地亲自逐条审阅修改隋唐史分卷的全部辞条，为保证这部代表当代中国学术界水平的大型工具书的质量耗费了难以计算的精力和时间。
唐安史之乱以后出现的藩镇割据，是唐后期历史中的重大问题。过去许多学者认为，藩镇割据是庄园经济的产物，藩镇代表庄园主的利益，或者说，藩镇政权是代表地方豪强大地主的政权。1980年，杨志玖教授发表《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历史教学》1980年 6期）的论文，批评以上说法，指出：藩镇依靠地方军士的支持而割据，而这些军士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他们以当兵为职业，依靠丰厚的待遇和赏赐来养活家口，节度使只代表他们的利益，执行他们的意志。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使均田制度破坏后失业的农民，而不是庄园主。此文突破了思维上的条条框框，与传统说法差异颇大，在唐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此后，杨先生又与张国刚合作，发表《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大土地所有制》（《学术月刊》1982年6期）推动了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深入。
研究精神和治学方法
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杨志玖教授的治学方法和学风是值得称道的。其特点归纳起来就是：精于考证，追求真实，富有创见，从善如流。30年代，杨先生在北大和中央研究员史语所学习期间，深受当时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考据学派的影响，他既注意继承清代乾嘉考据学，又尽量吸收西方近代史学方法。他主张，考证是澄清历史事实的必要手段，应予足够重视。近六十年来，他撰写的的学术论文将近一半是考证类的。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杨志玖教授掌握了相当娴熟的考证方法，他思维敏捷，文笔秀隽，考证精审而有逻辑，即使是微观的考证文章，也能写的生动活泼，形成了将严谨论证与郁郁文才融为一体的风格。杨志玖教授历来主张研究历史要求真，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理解历史真相，不容主观臆测，这也就是实事求是。50年代，杨先生学习了唯物辩证法，眼界更为开阔，他认为在“求真”方面，各家实有相通之处。要做到求真，就要对历史资料认真钻研，对其进行鉴别审查，去伪存真。他的所有著述，都是本着这一原则和目标来撰著的。1960年和1978年，杨志玖教授发表了《方腊起义提出过平等的口号吗？》（《光明日报》1960年9月29日）、《再论方腊起义没有提出平等口号》（《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4－5期）二文，反驳史学界不少人所持方腊起义曾提出“平等”的口号的看法。杨先生指出：从南宋庄季裕《鸡肋篇》中摩尼教徒有意误念《金刚经》“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记载，不能得出方腊起义主张“平等”的结论。古代“平等”一次是佛教用语，是指精神世界而言。它大量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名物和文献中，在经济和政治上则不见应用。王小波、钟相、邓茂七、李自成等起义都不应用这个词，连太平天国的正式文献也不见这个词，虽然这些起义有类似平等的思想和行动。总之，“平等”一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独有的涵义和应用范围，不能作任意的解释，也不能用今天的理解强加于古代。这两篇论文充分地体现了杨志玖教授不顾传统观念和时势压力，坚持追求真实和科学的良好学风。从追求真实的目标出发，杨志玖教授敢于怀疑和摆脱前人的成说。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无论篇幅长短，都富有创见，都不与旧说雷同。杨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不摆教授专家的架子，但对学术问题上的是非又好与人辩，无所顾忌。例如，关于蒙古国时期贵由汗（元定宗）与拔都有隙，率兵讨伐拔都事，汉文正史中隐而不载，以往学者意见也不统一。1935年，岑仲勉先生撰《定宗征把秃》文，否认有贵由征拔都事。杨志玖平素颇受岑先生教益，对岑先生深为尊重，但他考辨中外诸史料，断定定宗贵由征拔都确有此事，于是便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态度，另撰《定宗征拔都》（文撰于1943年，今收入《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及《元史三论》）纠正岑先生的误释。杨先生的见解一度被岑先生驳斥，但最终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和承认。杨志玖教授也非常愿意听取和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从善如流。在听到批评时，他总是择善而从，随时接受，并公开纠正自己的失误或不足。撰文发表时，对提供帮助的学者，都要一一附志，不埋没他人的协助之功。这些做法，颇赢得学界的尊重和敬佩。
教学成就
自1941年在西南联大任教和抗战后南开大学历史系恢复以来，杨志玖教授在历史教坛上执教已达五十余年，为南开历史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元史、宋辽金元史、蒙古史专题、隋唐史、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回族史、中国交通史等多门课程，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孜孜不倦地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史学人才。1978年以后，他又相继指导和培养了数名隋唐史和元史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现已毕业硕士九人、博士六人（至1998年还有两名在职博士在读）。杨先生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分布在各高校和研究部门的研究生大部分都已晋升为教授、研究员、副教授等，成为中国史等领域有所建树的学术骨干。他的大批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多人事业有成，称得上桃李满天下。
贡献余热
1996年6月，杨志玖教授光荣退休，但他仍在勤奋地工作，他不顾耄耋之年和严重的眼疾，除继续指导博士生外，一天也未停止过研究，每天都在伏案撰写，甚至春节期间也是如此。使当时去看望他的天津市教卫工委领导非常感动。从1996年以来，杨志玖教授又有多篇论文面世，他还将继续以他深邃的学识和洞察力给人们以教益，以他新的成果给史学发展以推动。2002年5月24日下午16时46分杨志玖教授在天津市总医院归真，享年88岁。
201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杨志玖文集》深感于先生“求真”之德杨先生做学生，是求真的学生。他在《我怎样学元史》一文中回忆，1934年考入北大，因生在回族家庭，想研究中国回族史，于是泛读了中外学者的有关书籍，“这些著作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了解到一些回教在中国的情况，但只是增加了一些知识而已”，因为“看的是些转手资料，只能人云亦云，不能有所创新”。后来在读研究生期间，他披览《元史》，摘录有关回回人的资料，写出了近两万字的《元代回回考初稿》，“虽然很粗糙，类似史料长编，但它总算是根据原始材料独立编排而成，有些内容是前人没有说过或没有注意到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年的实践，我才逐渐摸索到一点治学的门径。”在杨先生自传中谈及做学生的这一段学习生活时，他几乎是重复了同样的话，可见他对那段学习的重视，他着重指出：“在学校时，老师给我们讲‘历史研究法’，讲到‘史源学’，强调原始的也就是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原始资料确实是重要的宝藏，从中可以发掘许多有用的东西，所谓‘如入宝山不空归’。”联想当下一些人为了混学位，草草翻阅甚至抄袭“转手资料”拼凑所谓“学术”文章，实在令人汗颜。杨先生扎实求真的传统的确太值得学习了。杨先生做学术，是求真的学术。杨先生在自传中，提及在西南联大时期曾写一篇短文，遭岑仲勉先生驳斥，他说：“我不服，又写了答辩，岑先生是史学界前辈，著作等身，我也很受他的教益。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是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态度同他商榷的。我也希望并愿意接受我的学生对我的著作的严肃批评。”为了求真，杨先生发表了许多争鸣之作，有些争论，比如前述与岑先生的争论，又如关于方腊，关于探马赤军等竟延续数十年，这期间杨先生坚持求真，尊重对手，体现学者见贤思齐的风范。他在自传中还提及1959年10月在纪念南开大学40年校庆科学讨论会上，“以郑天挺先生和系内几位年轻教师为一方，我和系内几位青年教师为一方，就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国有制为主还是私有制为主的问题展开了辩论，还请了白寿彝、何兹全、漆侠、王树民等教授参加。”读到此处，可以体悟到杨先生对那时百家争鸣的赞许和欣赏。同时杨先生还谈到，在“反右”和“文革”中曾因为“较真”为雷海宗先生辩诬而遭受批判的经历。两相比较，确实非常令人感慨。多么希望这样的学术风气可以在今日之南开发扬光大！同样也深感作为学校负责人，贯彻和捍卫“双百方针”之重大责任。
2 深感于先生“诲人”之德先生作为教师是诲人不倦的。他的学生很优秀，做出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扩大、延续了杨先生的学术生命。学生优秀固然靠自身努力，与杨先生的培育也是分不开的。杨先生在自传中回忆说，“我在历史系开‘宋辽金元史’‘蒙古史专题’和‘中西交通史’，还教全校的‘中国通史’”。上世纪50年代，“随着教学的需要，我开的课程越来越多。‘隋唐史’‘隋唐史专题’‘中国回族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历史文选’‘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先后开设出来。”杨先生在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积极地开展学术研究，成果迭出。显见的是，杨先生是将教学与研究有效结合的典范，而正是求真的研究使他不是照本宣科的“句读之师”。据张国刚教授在《杨志玖先生和他那代史学家》一文中的评价，杨先生在1955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史纲要》一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断代史著作”，其体例有推陈出新之功，“于我国隋唐史学科建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多么希望今日的南开教师能像杨先生这样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创新且又言传身教于广大学生。杨先生80年代初还专门写了一篇《与历史系同学谈怎样写论文》，从“什么叫论文”“为什么写论文”“怎样选题”“写作步骤”到“对初学者的建议”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位教师对学生成长的责任和关切，真应该成为所有南开学生的必读。其中，有两段话我想引述，一是“做学问就要高标准，严要求”；二是“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论文，都要有点新东西，都要言之有物。还应注意，所谓新东西，是指根据确凿的材料得出来的，经得起检验的结论，而不是为新而新，故意标新立异，显示与众不同，强作惊人之论。如果那样，就不足为训”。
杨先生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为“陋室文存”，也很令我感慨。杨先生于乱世，几经坎坷，他虽学富五车，却过着清贫无欲的生活，他在《陋室文存》自序中说，斋名陋室，非是自示谦抑，亦非自命清高，而是实情。”他还写了一首《陋室铭解嘲》，结尾云“子不云乎，何陋之有”？这里，杨先生引了《论语》中的典故，即“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杨先生的君子风范，实在令人景仰，实在应该认真学习。
我今天参加纪念杨志玖先生百年冥诞和隋唐宋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感到非常高兴，也引起我对先生深深的怀念和敬意。我听觉差，是个“聋子”，前面诸位讲了一些什么，没有听见，下边我说的是不是和你们有一些重复，就不好顾及了。
先生的学术贡献由出席会议的诸位专家讲，我只说一点个人与先生的交往。就学问而言，我和先生并不在一个领域，我没有入门；但作为师生关系，我是老学生当中和他交往最多的人之一。我和先生的关系超出了普通的师生关系，可以说有一种父子之情。先生的家属在这儿，会给我作证。先生家庭的事情，国家的事情，自己的心理、经历、苦闷、忧思等等，都和我交流，当然我也和他交流。先生对我倍加爱护、呵护，在我遇到麻烦时，先生第一时间向我伸出援手，除同情支持外，还做了许多事情。
先生的经历很简单，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后就受聘来南开，直到逝世。到了晚年，回忆往日，他却有说不尽的彷徨、悔恨、自责之情，想补救，又时不我与，有时显露出烦躁。先生晚年的生活相当艰苦，五个儿女，都因“文革”被耽搁，先生不大的房间既是卧室，又是书房，书架无处放，沿着墙壁堆的都是书，来访者要走曲线才能落座，所以先生名曰“陋室”。对这些，先生都不在意，主要是心情难以平静。
根据我和先生的交往，我可用两个字来表示：先生是一个“真人”。具体说是八个字：诚信、仗义、宽容、正直。我讲一些诸位可能不知其详的故事：
先生在冯文潜先生和傅斯年先生之间，长期处在一种非常难以说清楚的情感纠结之中。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应冯文潜先生的邀请来到南开，其后由傅斯年出面与南开商妥借调到李庄史语所任职。傅斯年先生非常看重他，请他辞掉南开来史语所就任。先生在这两者之间，很难处理。史语所当然非常好，专心从事研究，很适合先生清静的性格，但先生坚守信义，说我既然已经先应了冯文潜先生之邀，就不能违约，不能背弃冯先生。反过来，他对傅斯年先生又始终抱有一种愧疚之情。这种情感，一直成为一个难解的结。到了1960年困难时节，举办党外人士参加的“神仙会”，在座的多数大概都不知道，所谓“神仙会”就是交心会，以示同心共渡难关。先生十分真诚把与傅先生的情感说出来，没有能够实现从傅斯年进一步学习，有违傅先生的盛意，感到内疚。万万没有想到这就种下了祸根，与下边一件事相连，在“文革”中招来横祸。
说到先生的仗义，我讲两件事儿。一件事是为雷海宗先生辩解，1957年鸣放时期有个座谈会，雷海宗先生在会上有个发言，被某大报纸添油加醋、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报道。杨先生在场，先生就仗义站出来，澄清这个会上雷先生的发言，也刊在该报上。雷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接着就把杨先生牵扯进去了，地方大报专文批先生为“右派”辩护。有些人力主把杨先生也划为“右派”。先生一直拥护党，1949年后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有一种松散的党外组织叫“同情小组”，先生是其成员。先生的出身很清贫，又从来没有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不满言论，据此，历史系“党代表”魏宏运先生竭力保护，得幸躲过一劫。先生终生对魏先生十分感激，多次对我说，妻子是家庭主妇，五个年幼的孩子，又要接济生活困难的兄长，如若被划为“右派”，且不说其他，真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但“文革”一来，魏宏运被打成走资派，先生被上升为“漏网右派”，再加上他对“反动”学人傅斯年的那种情感，于是被揪出来打入“牛鬼蛇神”行列。
先生仗义执言，还可以讲到另一件事情。当下一位饮誉中外的艺术家曾是他的学生，因某件事这位学生回国以后，上级机关下达多条禁令，其中有一条是不准授课。我们今天开会的大楼是他捐献的，但当时他却不能在这讲授专业。他是公民，又没有犯法，历史系的师友们不赞成这些法外的规定，建议请他回母系任教，时任历史系主任的朱凤瀚教授很开明、豁达，采纳了师友们的建议，他本人也同意回母系执教。开场的讲演由朱凤瀚主持，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讲演完毕由先生点评。当时先生是市政协常委，全然不顾这个身份，尽力支持他的这位老学生。先生点评最后放言说：“他现在的学识，已经超过了我。我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敢于说出这样的话，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先生就是这样呵护学生！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先生的这位老学生一直在历史系执教。
先生为人也非常宽容。我这里只讲两个例子。1978年以后，启动《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工程，郑（天挺）老是编辑委员会主任，杨先生是常务主编。这项工程是中国社科院组织的，那时候有一个编纂处，编纂处的处长正是1957年在地方大报写文章批判先生的那位。我当时是郑老这方面的秘书，与杨先生有很多交往，谈起往事，我问：“您能和他合作吗？”先生表现出来的完全是高姿态，先生说：“过去的事儿，不要追究。他们那时候也年轻，大势也在那儿摆着，不要计较这些前嫌。”后来他与这位同志一直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先生的宽容还可从下面一件事来说。“文革”期间，历史系一部分造反派少壮大概是受“打土豪，分田地”的启发，在全校带头搞了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强分教授们住房的行动，先生被逐出原来的住所。从当时普遍性抢分住房来看，这也属于潮流吧。但被自己教过的学生强分，对先生们无论如何都是个巨大的精神冲击。对这件事多位先生的伤心感久久难以消除，杨先生虽然也不免耿耿于怀，但先生放得开，他同人谈起这件事时，自我解嘲地说，被自己的学生分，固然情面难看，但反正躲不过去，分后的居住空间是小了不少，但还有住处。他们（分房者）人也不坏，有自我认识就行了，无需留下芥蒂。
说到学术，先生同样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八十年代初先生指导的几位研究生中，有一位学位论文对当代学术界大权威（名字我就不说了）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主持毕业论文答辩的主席自称是这位权威的继承人之一。在答辩会上发起火来，怒斥该学生：“你怎么敢向如此大的权威提出商榷呢？”这位先生坚持论文不能通过，必须修改。先生多次与我谈及此事，一再说：学术应该是平等、自由、宽容的，即使是最大的权威，也可能有一些纰漏，有什么不可以商榷的？先生为此事多年来感到有愧于这个学生。
下面一件事足可说明先生在学术上“海纳百川”的气度。先生以考证马可·波罗来华蜚声学林，英国一位教授对先生的考证提出多方质疑，否认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先生得知后感到非常高兴，以非常开阔的胸怀，接受这个学术挑战。此时先生已到晚年，视力极差，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读英国教授的著作。先生的英文相当好，阅读、翻译都不是问题，为了答复英国教授质疑，伏案贴纸写了几篇重头文章。南开大学举办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特地把英国教授请来，使那位教授很感佩。先生总说，学术深化的动力是争鸣、求真、求实，这要拿出材料来；我认史料而不认人，有史料支撑才有说服力；没有材料，你说什么都不行。
说到学术较真的事，我想起上个世纪50—60年代之交讨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先生与郑老意见向左，他们师生之间展开了一次很有高度的学术之争。郑老基本支持侯外庐先生土地国有的看法，先生则认为土地私有占主流。稍后以先生为主编辑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2年），先生写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理论和史实问题的一般考察》一文，前后三年几次修改，可见其认真的程度。这中间有个插曲，当时写文章盛行寻找“理论依据”，先生也不例外。先生原来有点德文基础，此时又下大力气提高德文水平，为了求证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先生对照英文本、中文译本和德文本。先生对我说，同一句话，英文和中文译本是一个意思，但德文则相反，为此先生很费周折，踌躇难定。
我再举一个例子也可看到先生对学术的较真。“文革”后期我们一起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先生写隋唐宋金辽，这本教材后来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本书的时代性难以避免，这点另说。就先生所写部分，即使现在看，文字很平实，言必有据，难能可贵。这里我只说一件事，即关于岳飞戴什么帽子的问题。先生是回民，他提出，中华民族是历史上民族大融合和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如果按照流行的观点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固无不可，但从多民族的角度说，金兀术算什么？先生提议涉及历史上各民族问题，要慎重考虑到各民族的情感问题，用词要严谨。他建议写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更为确切，无需加“民族英雄”。参加编写教材的同仁很同意先生的意见。现在回头看“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一节，依然平实有据，寓褒扬于叙事之中。在当时那种环境中，先生于学术依然是如此真实，敢说真话！
晚年先生悔恨“文革”以前浪费的时日太多了，情绪最低时，把积累的不少资料、稿子都当作废纸处理了，每每忆起都自责自己短见。先生在“文革”遭难无需多说，这里我只说一点，先生的反思也是那么的真诚。一次我同先生谈起他在“文革”中的感受，他说，开始是十分反感和抵触，但在不断教育下，承认自己变修了，不能自食其力（指体力劳动）。这就是先生的真实！我曾有个想法，想把当时的个人自我认识收集一些，来揭示“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心路。我问先生写的检查还有吗？能否给我看看？先生说你的想法很好，的确应该收集一下，你这么一说，我感到十分遗憾，那些检查都退给了我，那些检查退给我时感到自己是老而幼稚、自侮的荒唐、可笑，留之何用？统统烧了。要知道你有这个想法，早一点提出，我会交给你的。我的检查不涉及第二个人，可以看到我怎么说“变修”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其他事。由此也可见先生的坦诚。我曾想，在“文革”那种气氛中，大概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程度不同染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点更应该值得反思。
先生晚年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一只眼睛基本上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0.2的视力。先生很早就弯着腰，可从来没有照过片子，晚年照片子，腰椎叠压程度让医生吃惊，医生说这样的叠压按说早就会瘫痪的，血管和神经怎么能上下沟通？可以说是一个生理奇迹。八十年代一次体检医疗事故，使先生昏迷多日，几乎丧命，整整抢救半个月才苏醒过来，又大大伤害了先生的健康。先生坐的时间稍长，就难于坚持，只能侧身萎缩在床上歇息。为了打发时间就打开收音机听评书，他告诉我，东北的刘（名字我忘了）女士说得绘声绘色，跌宕起伏，很有韵味，能引发人思考，劝我也听听。健康如此地坏，他还是想法将荒废损失补回来。说实在的，现在看到的先生著作，多半是在70年代以后写的。先生年岁虽进入高龄，但学习“补课”的欲望一点也不亚于年轻人，因研究涉及到古代印度一些问题，他竟开始学习梵文，1997年季羡林先生来南开讲演，先生得空向季先生请教梵文问题，讲到一个字的重音以及如何翻译等，我在一旁只有傻眼看着两位老先生津津乐道，只听懂了季老最后对杨先生的称赞。
先生是《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之一，郑先生故去之后，先生是用力最勤，投入最多的人，他对所有的稿子都很关注，特别是对唐以后的稿子，几乎逐条审阅，这是先生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我与先生相处四十多年，无论是在顺境或逆境中，先生的为人都很真实，所以我说先生是一位“真人”。
(刘泽华先生在“杨志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隋唐宋元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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