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回族学者薛文波诞辰100周年，8月间兰州将举行纪念活动，同時还要开一个关于薛文波学术活动与思想的研討会。这是令人悲喜交集的事情，接到通知，心潮难平。文波先生一生经历了太多磨难，晚年幸逢改革开放，他以衰病之躯积极投入伊斯兰教与回族史的研究，建树不一而足，学界多有佳评。可惜天不假年，在努力完成了自已的回忆录后不久便撒手人寰，溘然归真了。他一生最好的年华大都被“冤假错案”所剥夺，一代学人，遭际如此，能不让人痛惜而深怀幽思！
我和文波先生的关系从父辈一代人论，文波是我的兄长，从个人关系论，则有师友之谊，我尊文波为师，文波则以我为友。上世紀70到80年代之交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旦夕过从，无话不谈，他对我多有奖掖和期许，特别是在学术上。所以，接到兰州会议的通知，我没有任何推托的理由，只能谨表唯唯。只是到底该写些什么呢？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事。
文波先生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或是什么类型的学者呢？这是上世纪80年前后参加西北伊斯兰教研讨会的年轻学子时常议论的话题。当时，将暖还寒，禁区初开，学术活动频繁，而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在西北伊斯兰教和回族史的学术会议上，薛文波、马汝邻、马霄石三位老人是比较引人注意的，时有“三老”之誉。特别是薛先生，他的渊博、谦和和京味十足的幽默，使很多年轻学子如沐春风，趋前问学者络绎不绝。不久，这些风霜之余的老人便一个跟着一个飘然而去了，星转斗移，他们的身影也渐行渐远。如今，这些老人的学术活动已淡出新生代回族学人的视野，没有人对他们的学术活动做过评介。
在我的心目中，文波先生是一位国学修养非常好的学者，他文、史、哲、艺兼有所长，宗教修持又非常好，应该属于上个時代的“旧知识分子”一类，是上世纪一批回族精英人物中比较显亮的一位。仅以他晚年——其实总共只有五六年而已——的学术活动看，表现出了很好的文史根底，又有较强的现代学术意识，在经历了多年囹圄之灾后，居然能很快就步入学术领域，思维敏捷，佳作连篇，就如同一位久在学苑的名师宿儒。这一点给我也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其实，這都是因為他的学术根底札实，虽然放了几十年，却很快就能檢回来，就能大笔盘桓，意气高扬。所以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我是在吃老本，新的进取做不到了，力不从心了。”
文波先生早年就涉足回教问题研究，也涉及到相关的历史问题，但相对而言，一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度更高一些，二是学术活动中“文”的比例更多些。大致说来，他在学术上偏向于文，包括诗歌书画等文学艺术活动。虽然也兼及史、哲和政治，但又其次也。清人有汉学、宋学之分，汉学指经史考据之学，是清学——特别是乾嘉学术的主流；宋学指义理之学，以宋代理学为代表。我以为文波先生长于辞章，好谈义理，可属于宋学一类；考史则并非当行。当然也不外行，晚年所做的史学文字，有不少出彩的地方，而长处仍然是在史识上，不是详备的史料占有和缜密严谨的考证，而是能从有限的史料中引出有颇具深意的思考。
文波先生是高才博学的文人。读他早年的东西，如发表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上的系列文章，大扺都是些随笔一類的短文，或一条史料，或一件新聞，有感而作，略加申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札。这些作品都紧紧围绕着回回问题这个主线，甚而扩大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对相关的国际事务也有所议论。那个时代，与薛先生有着同样倾向的回族学人不少，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这是值得研究的思潮。
以我之浅见，在所有文波先生的遗作中，最具代表的是三个，即抗战初期的《中國回教近东訪問团日記》；1951年随军入藏的《入藏日记》，以及完成于垂暮之年的《燕山老翁回忆录》。三书以外，还有一些散存的诗词和文章，相比于三书，毕竟是些零星的作品，在份量上有别。相信还会有散逸了的诗文，需要进一步搜寻。两部日记和一部回忆录，我戏称为“薛氏三书”，是文波先生一生笔耕砚耘的主要成果，“罪我者其唯《春秋》”，将此比拟《三书》亦无不可。
《中國回教近东訪問团日記》洋洋数十万言，雖然是日記体，但又逐日或因事设一个醒目的標題，体例新穎，视野宽广，文字条畅，記事清晰，的确是游记中的佳作，虽是记实文字，当文学作品读亦可。我以為这部《日记》是民國回族学人的代表作之一，特别是它完成于抗战中间，字里行間充溢着中國回教族群高涨的爱國主义，同時也可以看到执筆者本人的丰富的爱國情怀和特有的学术眼光。他注意到许多一般人不经意的东西，隔了多半个世纪，有些可以当作史料来用。我喜欢这部日记，早在收入《雪岭重泽》以前就读过。有些文字很美，如写访问团从香港乘船赴西贡途中，在海上夜航，有“系恋夜月”一则云：
入夜，明月在头，有若故人，浮云时掩映。而光影亦有变化，观之神怡。星位罗布，如家乡所见，情景无异而地域全非，动人遐思矣。孝先谈近东各国之民俗故事，使人入胜，夜深，仍不忍就卧。
这是很好的散文，文字冼练而有流动感，如山泉清泻，淡定而舒畅，很有晚明小品的韵致。看得出笔者的写作功力。这在文波先生解放初的《进藏日记》和文革后的《回忆录》里，也都能读到这样的文字。只是时移世迁，主题有变，思想的自由度减少小，影响到作品质量。所以以文学水平和思想的活跃程度而论，《近东日记》应居三书之首。
《进藏日记》，包括《一个藏族少女》和《康藏归程记》，同样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不但文字清新可读，而且所记沿途所见藏区宗教生活、民情风俗、风光古迹，以及藏族同胞的社会生活、民生状况等，都真实可信，允称实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同时段的此类作品并不多见，故益显珍贵，相信这一点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细心的作者记下了每一天的起止和行程道里，又特别注意与有关史事的连带议论，显然是受了诸如《西行日记》、《辛卯侍行记》一类古行纪的影响，这种文中有史、间有议论与杼发胸臆的撰写风格，是作者学术功力的表现，是以执笔人丰富的学养阅历为根基的，与一般纯文学的游记有区别。
有趣的是，文波是回族学者的特性，在《进藏日记》中也随时显露出来。到了拉萨，他特别注意到当地的回族和克什米尔人，《坟山》一节就记述了作者对拉萨回族和克什米尔人坟地的考察，从坟墓的碑碣上，他注意到埋在这里的回族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为最早，嘉、道的碑最多，同治以后少见了。由此可以看出清代入藏回族的规律。他又从墓碑的姓氏分析出入藏回族多来自四川、陕西（含甘肃）两省。他写道：
考据拉萨回族的姓氏，可以看出原来的省籍来。回族姓马的很多，马姓究竟来自何省？那就无法考证，但有些可以猜想的，如例如摆、禹、米、扇诸姓，我想是陕西人，至于蔡、殷、余、张诸姓，我想是四川人。因为这些姓氏在原来的省籍内还有许多。我在坟山里发现一位亡人名扇聚财，他是凤翔瓦窑头人，并且注明他是礼拜寺上人，既云上人，也可能谓阿訇。
文波很注意以姓氏为信息深入研究回族族源，这一点早在他早期的随笔中就有流露。后来一直都在关注之中，积掖成裘，终于有了晚年的《回回姓氏考》。姓氏学由来久矣，清代武威学者张澍（介侯）就长于此学，著有《姓氏寻源》、《姓氏辨误》等，是清姓氏学的代表作。文波对张氏很留意，藏有张氏的行书四条幅，我猜测在姓氏学上有可能受了张氏启发。他的《回回姓氏考》是晚年最显露学术眼光的史学论文，可以说是当代“回回姓氏学”的发端创轫之作。可惜当时受资料限制，而文波身体日衰，俯案工作不胜其劳，所以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考索源流，稍加申论。即便是如此，也洋洋洒洒写了数万字之多，显示了文波的学力。如果假以时日，又有较好的文献条件，这本来是可以写成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的。从《进藏日记》看到，早在50年代初他就有了根据姓氏考证源流的学术眼光，亦见这方面涉猎之早，积学之久。
关于《燕山老翁回忆录》，我曾在《雪岭重泽》卷三的序言里讲过不少，我以为这是文波先生的泣血文字，是一部任何人读了都会深受感染、引动悲痛的作品。过去几年了，关于此书，我还想讲几句未尽之言。
文波写回忆录的想法曾告诉过我，我表示支持，而且主张他应该把手边的一般工作都放下，专心于此。同时，我劝他要无所禁忌，秉笔直书，凡涉及到的人和事，都不必曲护回避，笔则笔，削则削，留给历史去评说。如需要档案资料之类，我愿意备驱驰。我说，无论是新旧社会，作为回族学人，您的经历都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留下文字，以备后人解读和研究，这是史鉴证义之作，也是读书人的责任。至今我们还没有见到一部回族人写的有份量的回忆录，您是有资格有能力添补这个空缺的。文波颔首称是。后来他的事务日见增多，应酬也多起来，迟迟不能动笔。还有，情况渐渐好了，心绪也多少有变化，加上本性厚道，对别人总是谅解、宽容。大难之后，心存余悸，有些内容也就很难做到无所顾忌地记载下来。所以，他忍着巨大的悲痛完成了回忆录，而坦诚讲，没能达到预期的质量，许多该说的话他都永远地装在肚子里带走了。
即使是如此，这部回忆录仍然是难得的，仍有许多真实感人而富有史鉴价值的内容。我曾经说它是回族学人的《牛棚杂忆》，其中写狱中情况，如同一篇新时代的《狱中杂纪》，必定可以传世。在这一段记述中，文波提到的“一大学教授”，应即甘师大历史的张师亮先生，因为一句话而被捕，后来竟遭到枪决，是文革中唯一被枪杀的大学教授。还提到“一日忽叫我收拾行李，命管监道之犯人背我出来。”这个“管监道之犯人”就是我的长兄颖达，他在“一打三反”中蒙冤入狱，因为问题模糊不清——实际没有任何问题，身体不错，又有些名声，就被任命为队长，供狱吏驱使。出狱后他们见过面，谈起过里面奇奇怪怪的事情，还谈到文波病瘫在牢中，出狱时体重竟不到三十公斤，颖达说背起来感觉不到一袋面的分量，后来能活下来真是奇迹。这里，文波不提颖达的名字，无非是替人家着想罢了。宅心仁厚，处处如此。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件事来。
改革开放前，甘肃的“左”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张仲良、冼恒汉之流，给甘肃人民造成巨大损害，真可谓罪孽深重，磬竹难书。但一直很少见到知情人的揭露，见到有文章和回忆录谈到张、冼的劣迹。这几年有了杨显惠、高尔泰等先生的书，夹边沟农场的惨案才渐渐浮出水面，“真相大白于天下”，也才引动海内外的学者做进一步的揭露和研究。然而，早在杨、高的书出问世以前，一本叫《百年见闻录》的书也曾以回忆方式写到自已的夹边沟经历，在这位作者笔下，夹边沟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不要说没有什么严重的饥饿、疫病、劳役，甚至还充滿了人性和关爱。我们引录一段来看看：
这样，我便于1958年5月到了夹边沟农场。这里原来是劳改农场，后来把犯人调走了，便改为接收下放干部劳动就业的农场，到我们去时，就改为劳教农场。头一年已经来了许多干部，其中有兄弟同来的，有夫妇同来的，还有父子同来的。还有些专家学者。他们中有些人有意做作，所穿棉衣已经“开花”，露出棉絮，棉絮上还沾些柴草，故意满身坠着柴草走来走去，让人看了很剌眼。这是我刚进农场的第一印象。实际上农场里对认真自我改造的人是处处优待的。我一到场，便下决心改造自已，坚信终有一天我会回到兰州的，总有拨云见天之时，所以很有信心，尽所有力量把给我的任务完成好。………
以下内容多是农场如何“处处照顾”他，“省委统战部、省政府还派专人来看望我们”云云，矫情虚饰，不忍卒读，不引也罢。我之所以忽而引出这么一段文字来，是因为这位作者是文波先生的老友，也算是甘肃、宁夏回族中的名人。此公之不讲真话，乃至掩藏真相，曲笔阿世，足见讲真话的确不容易，即使是有条件讲真话时也不肯讲，更见“不讲假话成不了大事”确有一定道理。其实此人的真情大家都有所耳闻，他之所以能从夹边沟活下来，全靠了家里人节衣缩食，变卖家产，不断送去食品药品，才使他成了最后能活着出来的几百个人之一。那里的实际情况与他的描写实在相去太远。通过这个例子的比对，再读文波先生的《回忆录》，就更加感觉文波先生有良知有担当，他的回忆录毕竟保存了许多真实的内容，特别是关于文革暴政，狱中情况，以及他保外就医后受街道管制的遭遇，老妻病逝，长子夭亡等，每读至此，都让人悲从中来，泪水难禁。谢谢文波先生在极度病衰的状态下完成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书稿，给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我曾设想，假如有人能为这部回忆录作一个笺注，阐幽发隐，注明史事，应该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文波先生晚喜吟咏，特别是落实政策后，与多年未见的老友重逢，悲喜交集，一言难尽，总爱用诗来表达感情。他与张令琦先生是旧友，又都是省参事室的参事，1979年落实政策后，二人在参事室的学习会上相见，这距离分别已经是十五年了。此时，令琦“不良于行”，薛先生自叹“余亦一驼背老人矣”，二人感独良多，文波便给令琦写了六首七言绝句。第六首云：
佛求解脱厌红尘，回是人生拼此生。
留得白莲清净相，山头小立看云深。
文波对“回是人生拼此生”一句加了注：“伊斯兰教为入世宗教，今生虽短，仍须奋斗，不能逃脱红尘。”我读此句颇多感慨，文波先生正是在信仰的支撑下历尽劫难，顽强挣扎，在最后的一段人生旅程中矻矻奋进，终于弥补了生命中被无端夺走的时间，虽然所挽救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而终于老有所为，留给后世许多遗产，也留下人们无尽的追思和感佩。“回是人生拼此生”，正是文波一生的写照，是薛先生的“夫子自道”。是故，我用来作为这篇短文的标题。
2009年7月12日凌晨，于广州。
来源：回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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