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往往在“正史”中是看不到的，而由一些“野史”表述出来。时过境迁，“正史”与“野史”的分界或许会重新布局。历史毕竟是人写的，而且很难避免作者时代背景、文化素养、甚至体制压力等方面的影响，即便是司马迁那样思想自由的历史大家，在写到汉武帝的是与非时，由于不能做到客观公正而痛苦万分，何况是其他历史学家？
读马恩信老师的《回忆录》，感觉在读一段真实的历史，朴实无华，却催人泪下。特别是1958年和1975年两度身陷囹圄的历史，其实是中国大跃进和文革悲剧的缩影。这些暂时的“野史”，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当国人越来越自信、包容和开放的时候，会成为“正史”而让后人受益。
马老师真诚直白、娓娓道来的叙述，对震惊中外的“沙甸事件”前夕厄难的亲历，让读者透过他那清俊而沧桑的脸庞，看到马伯华、陈克礼，甚至顾准、张志新，那一段万马齐喑历史中的勇士和烈士（顾准虽然不是直接的烈士，却近于烈士，这位中国一流思想家在1974年得病时，由于是“右派”而无资格看病，死于贫病交加、妻离子散），再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那一出骇人听闻的惨剧。
在《回忆录》中，我们不仅读到那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而且读到马恩信老师的人格和气节。在西山监狱写的“泪书”中，自身的危难，并没有使马老师忘记同时受难的祖国和民族的精英，而且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浩劫所横扫的不仅仅是像自己一样的个别人，“圣教要有一度衰弱的局面，尤其这次牺牲的真学者一定不少，损失重大，甚至你们中还有被分化的，所以加强信仰吧！”在近乎鲁迅笔下无法突破的铁屋中，马恩信老师像陈克礼一样，想到了死亡，想到了人生无可避免的归宿，也像陈克礼一样坦然和豁达，在《与家人诀别书》中，他写道：“作为坚信前定的穆民，又何必计较一定要死在自己认为理想的地方和处所呢？其实最要紧的是，是不是死得其所，即‘复命归真’，这是人人应该当忧的大事，至于为主道而死，则是至高无上的品级，不一定人人可以易得。”
记得跟马老师在一起时，谈到西山监狱的生活，马老师说，在那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环境里，一位汉族看守以为马恩信肯定会自杀，马老师笑着对他说，我为什么要自杀，我有信仰，我不会对自己的造物主绝望。一些犯人经不住无情的折磨而选择了自杀的时候，对造物主的信仰和信赖，让马老师活了下来。这是伟大造物主对中国穆斯林的慈爱，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伊斯兰文化资料青黄不接之际，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迅速实现角色转换的马恩信老师，以自己运用自如的文笔，给中国穆斯林提供了他们渴望已久的精神食粮：《电脑下的古兰经》，《古兰经——永恒的奇迹》，《伊斯兰教律中的合法事物与非法事物》，《伊斯兰——被误解了的宗教》，《未来属于伊斯兰》……一个个脍炙人口的译作，成为新时期穆斯林青年汲取精神养分的源泉，学者们广征博引的学术资料。历史，把马恩信推到继陈克礼之后又一个著书立说的民间穆斯林学者的地位。马恩信与陈克礼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如果有人追溯中国穆斯林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甚至追溯王静斋、马坚、陈克礼以来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史和教育史，马恩信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我时常在想，马志信、黄万钧、马恩信等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伊斯兰教育做出自己特有贡献的前辈，他们不是所谓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学者，但他们开了改革开放后穆斯林新型教育的先河。他们的侧重点不尽相同：马志信侧重于伊斯兰中正思想的阐发，不分教派理念的张扬，这方面他得益于陈克礼以及早年陈克礼与其兄马志仲的书信往来。不夸张地说，马志信（白哈阿訇）是中国陈克礼思想的继承者和强劲推动者。虽然没进过一天的中文学校，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自学，成功实现了阅读中文资料的梦想。除了伊斯兰信仰、伊斯兰经济、反对分裂等方面的几个译本，他几乎没留下多的文字。他是“口述文化”的强者，在我所接触的阿訇和学者中，他是口头表述最为酣畅、最为淋漓尽致的前辈。黄万钧侧重于改革开放后穆斯林教育的紧急抢救、从经堂语向现代语的某种转型，他兼具前辈老阿訇的朴实、恪守与新时期需要的改革与维新。他是陈克礼的同学，但从知识结构看，陈克礼对他的影响远没有马志信那样深刻。这一点值得深思，就像伊斯兰文明后来为安达鲁西亚的科尔多瓦、开罗、巴格达等外围地域所发扬光大，而阿拉伯半岛却相对平静。黄万钧的伟大之处在于清贫一生，不求名利，是我们目前的青年学者反省自身的一面镜子。
马恩信的人生道路比较坎坷，从1958年划为“漏网右派”，到1975年被诬陷，卷入沙甸事件，数十年蹉跎岁月。平反昭雪后，一方面凭借优势的中阿水平翻译作品，著书立说，一方面投身穆斯林教育。他虽然著述几乎等身，却不是那种中国式文质彬彬、含而不露的学者，而是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这一点，也许是那一代学者型阿訇的共同特点，马志信、黄万钧、马恩信，哪一个不是肝胆照人、襟怀坦白？那一代学者型阿訇对后人的启迪，不在高深莫测的学识，不在缜密严谨的思维，而在于咬住青山不松口的执着与恪守。他们用执着与恪守，应对来自体制僵化，来自民间顽固，来自社会浮躁的种种挑战。以不变的信念与追求应对一切变化，是他们的共同气质，共同气节。他们都遭受过打击和迫害，甚至遭受过非人的摧残和折磨，但他们都没有屈服，没有知难而退，文革的腥风血雨中如此，在之后教育改革的重重阻力中也是如此。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乃至千秋万代受益不尽的精神财富。
马恩信老师身上，古兰经所描述信士的“对敌人严厉、对信士疼慈”体现得非常突出。与他接触时看不出他有丝毫的架子，与人谈话时不是一本正经、煞有介事，而是轻松自然、不拘一格，在谈笑风生中凸显人生哲理，在杂七杂八中凝聚信仰智慧。他是用闲谈而不是高深理论表述自己思想和伊斯兰文化的民间哲人。他的谦虚和耿直也是发自肺腑，没有一丝做作的成分，被打成与沙甸事件有关的“抢枪事件”幕后黑手时，他说“主啊，我有何能耐作出这样的大事？”；被聘请为纳家营伊斯兰文化学院院长时，他说“其实我不擅长做领导，不善于管理”。这些直白的话语，不仅无损他的地位，反而折射出他的人格魅力。这种近似草根文化的人格和精神，在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们也不乏其人。笔者去卡塔尔的多哈参加一个研讨会，遇见《先知传》、《艾布·拜克尔传》等四大哈里发传、《伍马亚国家》等系列历史著作的作者穆罕默德·阿里·萨拉比，在土耳其遇到著名学者阿里·萨布尼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直爽、朴实、随和、外向，绝无国内大学里一些人那种故作学者之态的做作。是文化和历史使然，还是信仰和价值？自然是题外话。
至于针对那些阻碍或影响伊斯兰文化健康发展的因素，马恩信则责无旁贷，挺身而出。他对教门的捍卫，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揭发那些披着“穆斯林”外衣、实则执行左倾路线的伪信士以及他们的幕后指使；二是抨击以“去除迷信”之名肆意曲解经典的理性主义；三是批判教内以“坚守教门”为名的顽固派、保守派。马恩信老师这方面写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它们对于一些信仰问题的正本清源，对于穆斯林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构，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我们不必用过于苛求的尺度去衡量马恩信这方面的观点是否完全准确，是否完全做到了客观公正。我在写到我的恩师马志信的时候说过，由于种种原因，当大师们销声匿迹的时候，他这样一位立足本土的民间穆斯林教育家，担当了穆斯林文化启蒙和思想复兴的重任。这方面马恩信与马志信如出一辙，他们的历史贡献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何况，即便是历史上那些大师级的穆斯林思想家和改革家，他们的尝试和奋斗，何尝没有一点点瑕疵？用苛求的眼光和标准去对待穆斯林学者甚至伟人，并不符合伊斯兰的价值观。当代大学者优素福·格尔达维在谈到有人指责近代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的某些理性主义观点时说，评价任何一个学者，应当把他放到他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背景，而不是把他强行拉到我们的历史阶段和历史背景去评头论足。他认为这是“为真主力行见证”的行为。对我们这一代，乃至以后各代，马恩信老师那一代前辈学者的意义在于，他们留给我们一种人格，一种气节，一种奋斗的执着。
我们这一代学人，至多赶上了文革的尾声，却无缘那场浩劫带给穆斯林的巨大灾难，因此，我们乃至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非常需要这样的一种人格和气节，不仅把那一段历史，而且把这一种人格和气节，薪火相传，留给后人。由这个层面，从马恩信的《回忆录》中，我们读到的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面对历史的气节，一种人格演绎。它不是那种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恢宏隽永的文笔写成，却以润物细无声般的风格，芳香泥土般的质朴话语，把我们带到那一段如烟岁月，那一种对历史与现实的严峻思考。我一贯以为，以批判精神直面历史和现实，不是沉湎于歌舞升平，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相反，一味阿谀奉承，明哲保身，是误国误民。像陈克礼先烈留下的书信集（以《真友心语》为书名出版）一样，马恩信的《回忆录》，除了是那一段历史的回顾和思考，浸透全书的，更是一种爱国爱教、忧国忧民的情怀。读到其中的一些文字，觉得马恩信老师不是单纯回忆自己的往事，而是把自己的遭遇与民族的厄难、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回忆录》，是我们民族、我们祖国在那段困境历史的浓缩。
一段历史，一种气节，是我读马恩信老师《回忆录》时脑海中闪现的两个词汇。如今，面对我们的优厚物质条件和精神资源，面对繁荣稳定的大好形势，怎样才无愧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使命，马恩信老师的《回忆录》做了最好的诠释。读那一段历史，学那一种气节，那一种人格，也许是我们读《回忆录》的核心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在新的历史，新的起点，踏着先辈的足迹，扬帆远航。
2015年11月24日于临夏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