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壽彞與納忠在1949年之後的思想是可以比較的
（按：1949年之后，首次以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对四川回族和伊斯兰教历史进行系统考察研究的即本文作者天方先生。天方是原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史专业回族伊斯兰教史方向90级研究生，早在成都读书、工作期间，就在关注研究成都及川内回族地方史，足迹遍及四川各地回民地区，考察收集史料。作者于中央民大硕士在读期间，撰写发表了《成都回族概况》、《余海亭与成都“宝真堂”》、《“留东清真教育会”三位川籍会员事略》等学术论文，并以10余万字篇幅的论文《四川回族史研究》（1993年5月）作为其学位论文通过了答辩。该学位论文对四川回族的历史源流、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与习俗、政治状况等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0多年过去了，天方整理其学位论文旧稿，准备以《四川回族史》为书名付梓出版，本文即该书自序。）
这是二十年前的硕士学位论文。因有十几万的篇幅，当初也曾有以后修改补充后付梓出版的念头，可一放就是二十年。
当年，因不受体制内的约束，和厌恶体制内虚伪的学中之“术”，最终选择脱离体制，告别学术，走上自谋生计之路。这论文就一直沉睡箱底，几至忘却和遗失。
十几年一路走来，成败得失，甘苦自知。然而当年志于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理想却始终挥之不去，经常浮上心头，当年曾传道授业的导师们的音容笑貌也常常浮现眼前，每每觉得愧对曾对我寄予厚望的导师们。
冯增烈先生，是引领我走上回族研究道路的第一位导师，指导我做第一次回族社会历史调查，指导我写下第一篇学术论文，引荐我第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慈父般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手把手把我领上了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之路。这是我考取研究生之前的事。恩师原本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教师，1954年曾与协助西北大学著名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先生一起组织进行了著名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足迹遍及陕甘宁各地，记录整理了一百多万字的调查报告。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了二十几年，大好青春年华耗费在漫长的右派劳动生涯中。1979年右派平反摘帽，恩师被安排到陕西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任教，职称为副教授。为了追回失去的年华和事业，恩师夜以继日、辛勤笔耕，除完成学院的本职教学任务外，出于民族感情和兴趣，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回族伊斯兰教研究中，成果丰硕。恩师专业是古汉语文学，却在回族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卓享盛誉，并致力于探索、开拓回族研究的多视角、新领域研究和回族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成为当今回族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八十年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开放，学术繁荣的黄金十年，也是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黄金时期。那个时期，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学者大多是业余研究，科班出身专业研究者很少。那个年代，还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一统学术界，宗教还被视为“麻醉人民的鸦片”“压迫人民的工具”，恩师和杨怀中先生等几位回民学者却旗帜鲜明地表达着自己的信仰与观点。恩师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为我奠定了基础。
李松茂先生，是我研究生专业导师，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回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回族史研究多年，著述甚丰，国内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界享有盛誉。导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对我们要求严格，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引用，强调历史研究重在史料，要求每一条史料的引用必须要有出处，一定要查对引用原文，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教导我们史料搜集犹如蜜蜂采蜜，要在平时的学习与研究中一点一滴地去搜集，要求我们经常去泡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摘抄回族相关史籍史料，建立卡片，让我们打下历史研究坚实的基本功。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导师不仅为我们系统全面地讲授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培养我们建立基本的学术方法、功底，还广聘名师，邀请校内和校外回族伊斯兰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教授为我们授课，还常带领我们参加一些回族和伊斯兰教相关的学术会议，不同的导师、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思想，为我们大开学术视野与思路。导师虽是一位汉族学者却一直从事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导师不信仰伊斯兰教却能尊重伊斯兰教信仰和回民的生活习俗。在带我们参加学术会议时，每次会议都分别安排有汉餐和清真餐，导师从来都是坚持与回民代表们一起吃清真餐；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夫人去世时，导师带领我们去回民公墓送葬；著名的马松亭阿訇归真时，导师同样带领我们赴中国伊协参加阿訇的殡礼；著名的老一代革命家刘格平归真时导师也通知我们去告别。导师教给我的不仅是学术。
白寿彝先生，是导师李松茂先生的导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回族史学界的泰斗。民国时期以研究回族伊斯兰教史成名，发表过大量回族史伊斯兰教史方面的文章和著述，成果丰富，至今仍是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还创办过《伊斯兰》刊物，并曾主编过《月华》、《清真铎报》等回民伊斯兰刊物，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伊斯兰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主要精力和方向转到中国通史和史学史研究，白寿彝先生也“从一个虔诚的伊斯兰学者迅速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央电视台专题介绍语），与郭沫若、翦伯赞等几人一起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先生一生成果丰硕，他编著的《中国史纲要》、《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交通史》等史学著作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1999年，由他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全部出版，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的荣誉和评价。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活跃繁荣时期，先生主要精力虽已不在回族伊斯兰教方面，但仍被奉为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旗帜，许多研究课题和活动还是要请先生指导，许多研究成果还是要请先生挂名主编，许多回族史学术会议先生虽因年事已高不能亲临参加，但常会派秘书代表参加会议，每次会议也都会提交书面讲话由会议宣读。导师李松茂先生因与白先生的师生之谊，请白先生为我们授课，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北师大白先生家中亲聆先生教诲。以白先生声望地位及其八十高龄，已不可能具体为我们讲授回族伊斯兰教史方面的内容和治学方法，只是高屋建瓴地从学术思想和方向予以指导。先生教导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方法论去研究。同时告诫我们：回民学生民族味可以浓些，宗教味要淡些，民族是民族，宗教是宗教，一定要区分开来；回民历史上曾经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现在新中国不同了，回民可以信仰伊斯兰教，也可以不信仰伊斯兰教，可以信仰这个宗教也可以信仰那个宗教，也可以什么宗教都不信。白先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其学术思想和民族宗教观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回族学人。但在这方面，我没能做到遵照白先生的教诲，深感抱憾。但从白寿彝先生身上，领略了学界大师的另一种思想境界和学术风范。
纳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学家，是这一领域无人逾越的泰斗。早年即就读昆明高等中阿双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1929年毕业，曾参与创办并编辑《清真铎报》。1931-1940年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期间就翻译了《回教与阿拉伯文明》和《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等几部著名的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著作。1936年就曾获爱资哈尔大学最高委员会授予的该校最高学位“学者证书”。1940年回国后，曾一度出任云南明德中学教务主任、代校长，并兼任《清真铎报》主编。1942年与同龄的白寿彝先生同日被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史课程，并编写出中国高校使用的第一部阿拉伯语教材。 1947年应聘云南大学历史系出任系主任，讲授世界史、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史诸课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1958年奉调至北京外交学院筹建阿拉伯语系出任系主任，1962年奉调北京外语学院，创办阿拉伯语系担任系主任，此后，一生都在北外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翻译和著述。先后编写了系列阿拉伯语教材，被全国各类阿拉伯语院校采用。1981年，成为我国第一位阿拉伯历史文化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为我国培养出第一位阿拉伯历史专业的博士。
纳忠先生一生成果丰硕。
留埃期间翻译的《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958年更名为《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再版，1982年重译再更名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再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与之后先生主持翻译及审校并陆续出版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近午时期）》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正午时期）》全译本共八册书名相统一。
1941年留学归来之初，就出版了介绍伊斯兰知识的著述《伊斯兰文化丛书》（六册）；1948年出版了第一部大型学术著作《回教诸国文化史》；1963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他中阿文两种文本的专著《埃及近现代简史》；先生主撰编著的《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一书分别于199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台湾淑馨出版社出版，该书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留埃期间完成的另一部译著《回教与阿拉伯文明》，1936年将译稿寄回国内给顾颉刚先生，由顾颉刚先生作序，准备出版，因抗战爆发而搁置。1942年，纳忠先生到中央大学执教后，顾颉刚先生和白寿彝先生都建议纳忠先生将该书译稿整理出版。此时，纳忠先生已计划自己著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于是“决定不让它出版”，放弃了这部译著的出版。先生的学术境界与胸怀由此可见。
从那时起，纳忠先生矢志不移，笔耕不辍，积数十年功力与心血，有生之年终于完成《阿拉伯通史》和《伊斯兰文化史》两部鸿篇巨著。《阿拉伯通史》（上、下两册），共90万字，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与马坚先生翻译的著名美籍黎巴嫩学者希提著的《阿拉伯通史》（上、下册）相得益彰，成为我国阿拉伯史学界的译、著丰碑。《伊斯兰文化史》作为《阿拉伯通史》的姊妹篇，是先生又一部力著，已付梓即将出版。这两部巨著“是中国学者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顶峰之作”。
先生晚年仍壮心不已，年逾九旬仍笔耕不辍，抱病著述，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埃及文化史》，也已付梓待出版。
先生一生七十多年投身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和传播中，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享有众多“第一”和“唯一”以及终身荣誉，“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我国同类学科研究的最高水平”。
由于同为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导师李松茂先生与前辈学者纳忠先生相识已久，为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丰富我们的学术思想，导师也多次邀请纳忠先生为我们授课。因为中央民院与北京外院仅一街之隔，相距很近，去外院很方便，也时常能遇见两院间林荫道上傍晚散步的纳忠先生。纳忠先生信仰虔诚，常由儿子骑着带边坐的自行车载着已愈八旬高龄纳忠先生去海淀清真寺参加节日会礼和主麻聚礼，也常能遇见。纳忠先生又平易近人，真诚无私地教诲、提携后辈学人，所以与纳忠先生相见、聆受教诲的机会也就更多些。正是在纳忠先生的书斋里聆受先生教诲时获其签赠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并首次看到了已经完成尚未出版的著作《阿拉伯通史》。
在学术方法上，纳忠先生同样教导我们历史研究史料收集的重要性。例举当年先知穆罕默德归真之后圣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历时数十年一条一条地去收集、求证圣训，才有了后来的《圣训》和圣训学；还教导我们，回族的形成与发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回族史研究也应该重视从阿拉伯史籍中搜集挖掘有关回族史的资料和线索。在学术思想上，教导我们学术研究要广泛学习各种思想文化知识，拓宽学术视野，丰富学术思想，例举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历史上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在最高统治者哈里发的倡导、支持和资助下，有组织地展开广泛大量求购、收集古希腊、古罗马及古印度等各国各族思想、文化、艺术、科技书籍，组织翻译，历时百年，保存、学习和吸收了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科技、艺术等各种知识，开创了引领世界数百年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照亮了黑暗的中世纪。又把已经失传了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回给欧洲，给以后的欧洲文艺复兴留下火种。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远离政治与社会事务，潜心于学术，并默默坚守着自己的伊斯兰信仰，未中断过翻译和著述，未说过违心的话，未做过违心的事，未写过违心的文章，没有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从未迎合与歌颂过，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是如此，竟也安然无恙，并未受到冲击和迫害。相比同时代其他回民学者，要么放弃信仰，要么陷身于政治和社会事务荒废了学术，要么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写过违心的文章，但最终仍都难免遭到冲击与迫害，甚至也有因坚持信仰不向体制妥协并坚持抗争最终付出生命者，纳忠先生却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对此，纳忠先生曾说过：“在文革那个黑暗的年代，面对体制，我们无能为力，不要求每个人都像陈克礼一样以命相搏与体制抗争，但至少可以保持沉默。”
关于信仰，纳忠先生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事例，民国时期云南昆明顺城街清真寺主麻日只有二三十人礼拜，而现在昆明顺城街清真寺主麻日不下数百人，现在北京海淀清真寺主麻日人满为患，大都是周边各高校的学生，从这一点看，历史在进步，从这可以看到中国伊斯兰教的希望。
有一年，中央民院穆斯林学生举办穆斯林节日联欢会，邀请了北京多所高校的穆斯林学生和北京各界的一些回族领导和著名人士共一千多人参加。当时安排主席台上几位领导和著名人士讲话，纳忠先生讲话时，出乎意料地高声诵读了《古兰经》首章《法提哈》，并感言：“我今年八十多岁了，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到非常激动……”全场一时惊愕，短暂的沉静后，全场爆发出长久的雷鸣般的掌声。这本是一场纯民族性的节日庆祝活动，没有安排当时也不能安排宗教性的内容，主席台上就坐的领导和名人们虽大多是回民但大多已并不信仰伊斯兰教，纳忠先生突发地诵读《古兰经》开端章让许多人感到陌生和惊愕。然而大多数穆斯林学生们却感到亲切和震撼。活动一结束，众多学生们无视主席台上一旁的领导和名人纷纷上前围住了纳忠先生，要求签名、合影。如今体制内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学者已无几人还保守着宗教信仰，更无几人敢于公开宣称宗教信仰，可在那时，一个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一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一级教授，在那个场合当众诵读《古兰经》开端章，这需要自信和勇气，这是内心深处积蓄已久的肺腑之声。
2008年元月，纳忠先生以99岁高龄安详地复命归真，临终之际仍能清醒地诵念清真言和《古兰经》，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为先生举行了殡礼，云南通海清真寺和其家乡纳家营清真寺两处分别为先生举行了数千人参加的异地殡礼。
纳忠先生的一生就是学术的一生。伊斯兰教《圣训》说：“学者的墨水贵于烈士的鲜血。”这用于纳忠先生正恰如其分。
此生有机会受教于纳忠这样大师级学者，有纳忠先生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我人生之幸！
张承志先生，早在大学时代就是深受我喜爱的作家，其小说和散文就深深吸引和影响着我，那时就曾与先生有书信来往。正是先生的回信中提供了招考回族文化方向研究生的信息，并鼓励我报考，这也是我后来报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回族史研究生的缘由。那时他正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他本身就是民族史专业出身，北方民族史学界泰斗翁独健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供职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后来考上研究生到北京时，张承志先生已离开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到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曾相约赴其海军大院家中拜见先生，亲聆教诲，并受赠其当时刚刚出版发行的《心灵史》一书。他的关于蒙古草原-甘宁青黄土高原-新疆天山两麓三大板块描写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的系列散文，蕴含着深厚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饱含激情的学术论述，是其多年考古学与民族史考察与研究的深厚积淀，我称之为“学术散文”。他的文学透着他深厚的学术底蕴，他用文学表达着学术，这也是他的小说和散文，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刻与厚重的原因。
早在1988年，他在《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一文中就深刻而尖锐地指出：学术已沦为学中之“术”。他精于学，但不屑于“术”。这也是他毅然辞去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学者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他心爱的文学的原因。之后又连海军政治部专业作家的公职也彻底辞去，成为一位自谋生路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作家。
其学术思想对我也产生过深深地影响。
此外，中央民族学院的马寿千、马启成、胡振华、林松诸位学者和人民大学历史系清史专家马汝珩教授、《民族文学》副主编白崇人先生也都曾受导师李松茂先生的邀请给我们授课，使我受益匪浅。
二十年过去了，可以不再为衣食奔忙之后，挥之不去的当年志于回族伊斯兰研究的理想又浮上心头，导师们的音容笑貌也常常浮现眼前，回族伊斯兰研究的现状也常常激励着我。因此我举意，拿起笔来，重操旧业，不为名来，不为利往，不依附于体制，不以学术为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做一个自由的学者，秉笔直书。
我想这应该是我今后要走的路。
现在整理出二十年前的旧稿，准备付梓出版，就以此作为重返学术之路的第一步，也以此献给曾经传道授业的导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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