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貴的史料，找到百年之前陝甘回民起義的一手資料。
虎 隆 马献喜
普洱马阿洪，名寿清，中国伊斯兰教陕西学派云南籍著名阿洪。在清朝同治年间参加陕西回民起义期间，用“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正大光明》，简要记录和回忆了那时回民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账目、作者的感想、回民被左宗棠大肆屠杀以及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等：本文以普洱马阿洪一生的历史和陕甘回民起义为轴线，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根据民间调查、口头传述和文本资料，对普洱马阿洪的生平、著述略作介绍，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关键词：消经日记：《正大光明》：普洱马阿洪：陕甘回民起义。
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和2006年，笔者在甘肃进行回族古籍民间调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平凉倾听一位80多岁的回族穆斯林长者向我们讲述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时，他告诉我们，听父辈们说，马良骏阿訇的“吾斯塔子” [ 阿拉伯语译音。意为“老师，教授”。]普洱马阿訇[ 本文涉及到普洱马阿訇的大部分资料是笔者在民间调查回族古籍时根据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春阿訇的外孙苏志兴老人和马长生阿訇等的口述而整理的概要。]在陕西回民起义中，以“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记载了那时起义回民被“左屠夫”（左宗棠）大肆屠杀和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起义失败后，普洱马阿訇全家被清政府“安抚”平凉上杨翟家沟。这本“随军日记”现仍由他的后代保存。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对普洱马阿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着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寻找查阅了一些涉及普洱马阿訇的文本资料，根据稀少的文本资料和其他线索，我们制定了调查大纲，决定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民间，笔者九次从兰州赴平凉和庆阳董志塬等地，展开了对普洱马阿訇历史断断续续长达一年多的民间调查，行程近万里，采访三十多人，最终在平凉找到了了解普洱马阿訇历史的几个关键人物：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春阿訇的外孙、85岁的苏志兴老人，普洱马阿訇的重孙“随军日记”的珍藏者——马维才“朵斯体”，马维才的岳父、82岁的马长生阿訇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志兴老人和马阿訇认识和了解我们的父辈。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和相关历史的考证，我们终于对普洱马阿訇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今年6月中旬，笔者利用在昆明参加南京大学、哈佛大学和云南大学举办的文明对话国际会议的机会，会后又去了云南的几个地方，对普洱马阿訇的一些情况做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还电话采访了开封善义堂清真寺和成都皇城清真寺的几位“多斯体”，通过他们了解了一些关于普洱马阿訇在开封和成都等地任伊玛目的历史。非常欣慰的是，经多方的努力，做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马维才终于于今年5月25日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民间传说中珍藏了130多年的普洱马阿訇用“消经”文字撰写的“随军日记”——《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訇写给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舂阿訇的一些信件等。当时，在征得马维才的同意后，笔者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翻阅了《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訇写给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舂阿訇的一些信件等。“消经”文字让我们两个阿拉伯语科班出身的人相形见绌，拼读不准确，多亏马长生阿訇的帮助，才使我们读懂了一大部分，了解了大概的内容，当时我们都感觉到非常兴奋和激动，不由自主地齐声脱口而出：“Allahu
Akbar(真主至大)！”根据民间调查的陕甘回民起义历史的口述资料、马长生阿訇、苏志兴老人叙述的普洱马阿訇用“消经”写给马占鳌，力劝他审时度势，接受左宗棠的“安抚”、避免生灵涂炭的往来书信的内容，以及普洱马阿訇“消经”日记《正大光明》的记载，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研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终于显现了出来：
1、普洱马阿訇是陕西回民起义十八大营的真正领袖；
2、云南回民起义与陕甘回民起义有影响和互动；
3、马占鳌的投降是在接受了普洱马阿訇的多次劝说后，在恰当的时机做出的历史性抉择。
最后，由于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珍藏者的权益和其它原因，在马维才的许可下，我们只拍照了《正大光明》的封皮和其中的一页，没有翻译笔录。遗憾的是，苏志兴老人和马长生阿訇告诉我们的，他们亲眼目睹的普洱马阿訇遗留的当时陕西团练大头目张芾轿子中的“五月二十三日晚洗回民”的鸡毛传帖、在董志塬写给皇帝书信的“消经”草稿和与马占鳌往来的“消经”书信等，我们没有看到。但我们相信，安拉一定会佑助，那些弥足珍贵的资料问世的日子将不会太久。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问世的历史背景及其史料价值
清同治元年(1862)，陕西回民不堪满清封建统治阶级对回民的残酷压迫和歧视，随之爆发大规模起义。时年48岁，刚被陕西三原穆斯林从河南开封朱仙镇清真寺聘来任伊玛目不久的云南籍阿訇马寿清，人称“普洱马”，在事关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把远在河南开封朱仙镇的夫人和小孩接到陕西西安府的三原，义无返顾的和其他阿訇一起参加了反清起义。义军后来在董志塬组成十八大营，由于普洱马阿訇品学兼优，文武双全，加之见多识广，足智多谋，不久便成了义军的精神领袖，真正统领着十八大营。他组织义军在董志塬开展生产自救，学习教门的同时，经常率领回族义军，带着礼品，深入汉族群众中，探望安慰他们，号召广大农民安心劳动，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园，常常反复宣传：我们陕西回民义军是迫不得已才来董志塬，在你们的家乡反抗清军屠杀回民。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宗旨就是和平，与人为善。我们同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农民，我们与你们无冤无仇，决不会与你们为敌，也更不会对你们做出不义的事。普洱马阿訇的这些英明举措，使义军和当地的汉族农民能够和睦相处，相安无事。他当时还与十八大营领袖在临时搭建的清真寺中宣布约法三章，严禁任何人危害真主所创造的生灵，有违者，必严惩不待。陕西回民起义军之所以能在董志塬驻扎数年，这跟当地汉族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普洱马阿訇也因此受到了董志塬汉民的爱戴，这是笔者2005年5月下旬在庆阳董志塬调查时，当地的几个汉族老人告诉我们的。普洱马阿訇还亲自参与指挥义军反击清军的围剿，使义军多次打败了前来消灭义军的清军。他按照伊斯兰的和平精神，命令义军始终坚持只消灭首恶，不杀害无辜的战略方针，凡被俘清军士兵，皆被释放。因此，阿訇的声名远扬，成了清政府的眼中刺，肉中钉。双手沾满西北回民鲜血的刽子手左宗棠得知此事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到：“有称普洱阿訇者，尚在贼中，见为贼首。” [《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同治八年六月三十日奏折，第六册，第4925—4926页。]
阿訇还根据起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亲自负责，在义军的驻地庆阳董志塬召集会议，与马正和、白彦虎、马长泰、崔巍、杨文治、陈林、禹得彦、马生彦、蓝明泰、冯均福、马长顺、邹保和、赫明堂、于彦禄、毕大才、阎兴泰等十八大营元帅商议决定，让军中文书陕西泾阳马家庄籍文举苏汇和他的学生、大学士广西籍阿訇马天堂[ 马天堂（1832—1894），广西省临桂县会仙镇人。他的先祖在明代前定居南京，明代时迁居广西临桂县会仙镇。青年时曾在家乡和云南学习伊斯兰教经典。清同治年间随云南杜文秀起义反清，是起义军中的阿訇之一。后到西安三原，随普洱马阿訇参加陕西回民起义，陕甘穆斯林尊称为广西老爷。马天堂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被称为“马大学士”。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马天堂定居甘肃省平凉杜家沟回民村庄。其子马道真阿訇；其孙马都二爷、马都三爷、马都四爷都是陇东的大阿訇；曾孙马俊文、马俊月、马俊德都是阿訇；第三世孙马文奎、马文学、马文智、马文真、马真贤也是阿訇。马天堂的后代现在定居甘肃省平凉市杜家沟回族村庄，在广西省临桂县会仙镇有马天堂的宗族。]起草了给皇帝的伸冤书信，信的内容主要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伊斯兰教在唐朝传入中国、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回民的原来，回民在陕西八百里秦川安居乐业等；第二部分叙述了陕西产生回汉矛盾，官府处理不公，导致回民起义反抗压迫，被清军屠杀，逼迫离乡背井，逃亡至董志塬，以及几十万难民生活困苦，生命难保的一系列原因；第三部分阐明了要求皇上明查，渴望返回陕西老家的强烈愿望。随后义军决定，由白彦虎率领七位武艺高强的人，其中包括苏宏目兄弟（咸阳苏家沟槐树寨人），赴京给皇帝送信。他们扮成商人，白天休息，夜晚赶路，历尽千险，终将伸冤书信送到京城同治的御前。难怪左宗棠于同治八年八月十五日批发的禀文中有和此事较相近的记载：“长安县回目马正和、白彦虎、马长泰、马寿清、风翔府回目崔巍等禀：窃难民等身遭不白之冤，业经八载，每思悔罪投诚，今皇上以好生为心，凡股肱大臣均能救民于水火之中，频年招托安插未就，致难民等流离失所，继因糊口无资，不得已外出寻粮，实有碍于抚局。兹蒙恩招抚，急将难众严加约束，再不敢任其滋扰。现时困苦之状，如鸟之失巢，如鱼之离水，更有甚于董子塬者。”[ 白寿彝主编：《长安、凤翔回民马正和、白彦虎、崔巍等原禀及左宗棠的批语》，《回族人物志——近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第328页。]
在那战乱频繁、正义不存、腥风血雨的岁月中，普洱马阿訇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在随时有可能被清军屠杀的危险环境中，在颠沛流离的逃亡路途上，凭着信仰的巨大力量，不仅担负着领导十八大营的巨大重任，还坚持用回族穆斯林自己创造并内部认同的，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字母拼读汉语发音的“消经”文字，几乎天天撰写日记，将陕甘回民起义的血泪史都记载在他命名的日记本《正大光明》中，给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来自受难方的史料，一段永远难忘的记忆。
随着战事的发展和对义军的不利，普洱马阿訇作为陕西回民起义的精神领袖，为了保存实力，延传教门，避免生灵涂炭，在事关万人性命，社会安宁，教门存亡，民族长远利益的关键时刻，凭着对伊斯兰和平精神和中华文化中庸之道的精深了解和把握，自告奋勇，不顾个人的安危，背着“可番”布，在泾川会见左宗棠，在清政府“安民”书上签字。相传签字时，镇压回民的刽子手左宗棠问普洱马阿訇：“《古兰经》是高洁的，何以写上猪字? ”阿訇答曰：“给你的手上写个火字，你能觉得它烧吗？”阿訇的圆满答复使左宗棠无言以对。左宗棠见普洱马阿訇行走时健步如飞，称赞普洱马阿訇走的是“龙行虎步”。对于普洱马阿訇的“签字”，穆斯林民间颇有异议。也有民间传说，他是受了云南著名的经学大师马德新在云南回民起义中议和（1858与1861年）行为的影响。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的考证。难道是历史的巧合，两位经学大师都是清朝回民起义的精神领袖，又都是议和的倡导和实践者。
陕甘回民起义和云南回民起义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为动摇腐朽的封建统治秩序，加速满清统治阶级的灭亡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回民在中国历来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同样，回民起义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民族血泪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义军残部为躲避左宗棠“斩尽杀绝，不留祸根”政策，被迫扶老携幼，且战且退，一路上人员损失十之八九，其悲壮程度决难于用语言形容。1877年12月深冬，英雄白彦虎率部与清军洋枪火炮周旋拼杀，转战数省，勇破重围，悲越天山，被迫流落异国他乡。参加陕甘回民起义的父老乡亲大部分凡男子十二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在历时十多年的反清起义中尽遭屠戮，“为主道而被戕害的人，你们不要说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的。” [ 《古兰经》2：154。]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罹此厄难后，一些地方“整个田野村庄尽遭毁坏，大片良田成了荒漠”，[ 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China Inland
Mission, London, 1910, pp.155.]剩下的老弱妇孺万余人被强行分散流放“安抚”在平凉、华亭、化平（今宁夏泾源县）、张家川、会宁等地的一些贫瘠荒凉、山大沟深、缺水干旱的边远山区。他们忍受着巨大的心灵痛苦和战争创伤，以纯洁的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荒无人烟的高山枯岭上开拓垦荒，种地养息，修建清真寺，看守信仰，兴办教门，创造了人类生存史上的奇迹，打破了左宗棠让回民“在贫困和愚昧中自行消亡”的预言。笔者在平凉农村调查回族古籍时，当地的回族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目睹和笔录的清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由左宗棠签发、盖有官印的《良民门牌》和《平凉善后总局为给发单以为执照》等文书和证件，都是官府所谓“安抚”的记载。《苏氏同治初年离陕赴甘记》[ 全一册，32页，9行/页，24字/行，5000余字，成书与于民国初，甘肃平凉苏长庆著，手写体，草纸线装，墨书，版面19×13厘米，版框17×11厘米，保存完好。]，则是由清同治年间陕西泾阳回民起义军苏筱瀛的后代，忠实记载全家随起义军十八大营领袖之一的杨文治，从陕西到甘肃的逃亡路途上颠波流离，残遭屠杀的经历，以及被左宗棠安插于平凉的一些细节的珍贵文本。平凉大岔河的五老沟的名称就是以当年被左宗棠“安抚”在荒无人烟的穷山辟壤的五个残弱回族老人而命名的。58岁的普洱马阿訇也因此被“安抚”在平凉上杨翟家沟。普洱马阿訇定居平凉后，并没有因为左宗棠的血腥屠杀一蹶不振，而是用心灵牢固地看守着自己崇高的信仰，极力忍受着一些同胞对他“签字”议和的非议，担当起了振兴回族穆斯林精神支柱——伊斯兰教的重任，继续为回族穆斯林群众播撒信仰的种子，矢志不渝保护和传播伊斯兰文化。普洱马阿訇在平凉老庄、大秦、化平的黄岭寨等地清真寺先后兴教开学，期间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其中以老云南马(马宝)阿訇、柴墩岭阿訇、王家鹏阿訇、马健之阿訇和马良骏阿訇最为著名。
但令人心痛的是，受害方记载这段血泪历史的资料极其匮乏，国人了解甚微，相反人们见到的是浩如烟海的官方“文献”或“钦定”的“纪略”，里面充斥“回匪猖獗，贼势甚众，杀贼千余，贼已十不存一，逆回猖乱,贼心未死，毙贼数千，匪首求抚，堡贼乞降，首要各逆，贼首狡黠异常,叠平贼巢，白逆陕党，陕回凶逆尤甚，必讨之贼，必先剿尽，痛剿以慑其心，捻回合股，贼匪勾结，回贼举火古城，匪股数纷系，杀毙回民数十人，贼尸横野，剿贼万许，守城之贼歼毙”之类非“贼”即“匪”的字眼和对回民起义真相的肆意歪曲。很明显，以左宗棠为首的穷凶极恶的清朝官府在残酷地镇压了回民起义后，又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霸权在“正史”中对回民进行极尽侮辱之能事，而留在国内劫后余生的回民自然是无处申诉，更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血泪史用口承的方式一代代传下来，真可谓“大悲无泪”。出于信仰的支撑，他们把一切都寄托给真主，等待后世真主的清算。基于上述原因，《正大光明》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正大光明》的主要内容
《正大光明》的内容主要是简要记录和回忆了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的“血和泪的‘痛史’” [ 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3页。]，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帐目和作者的感想等。《正大光明》，全二册，第一册共48页，第二册共150页，“消经”文字，竖排手写。具体时间是从同治九年（1870）8月16日开始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19日。每一月所撰写的日记不等，有30天的，有25天的，也有18天的，每一天日记的日期用小楷汉字竖写，内容用“消经”文字撰写，每页28行至25行不等，有些页内还贴有补充某一天日记遗漏内容的长纸条，草纸线装，墨书。版面上册25×25厘米，下册32×18厘米，保存完好。书的封皮的左上角用工整秀丽的楷书竖写着汉字“正大光明”的书名。令人不解的是，普洱马阿訇的中文造诣较深，汉字又写得那样好，怎么没有用汉文撰写日记，而以“消经”文字记录，是天然的文化认同呢，还是为了保密，其中奥秘，真主至知。现特将马维才许可我们拍照的《正大光明》其中一页能看清楚的内容翻译如下：
1．同治十年同治来信降圣旨招抚回民 2.八月二十九日从平凉起身。3.九月初六日到安定（定西）见左宗棠。4.十月十一日从安定起身。5.十四日到三甲集（河州三甲集）。6.十五日易福有、张九二投过回营。7.十七日送信过去。8.二十二日回信到来。9.二十三日我过回营。
……，十一月二十二日马占鳌带信过来。二十三日陈宁太到三甲集。
《正大光明》真实地记录了清代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惨遭镇压的令人发指的一幕，也全景再现了义军残部扶老携幼，被迫迁涉逃亡的悲壮历程。它不仅仅是一个被压迫民族正大光明地反抗压迫者的呐喊，尽现着人性之恶以及对血腥残忍历史的记载，也不仅仅是在回族研究中校正、弥补官方正史记载的不足和缺失、填补空白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它更重要的是提醒更多的人们，凭借这一民族信仰认同感的独特记载，让他们了解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祖国这块古老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各族人民在封建专制社会中遭受过怎样的人间浩劫，又有着何等难以形容的刻骨铭心的伤痛。正是由于这些伤痛，使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各个民族和各个宗教的载体，都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血脉相连，能体验到致力于促进民主、平等、公正、和谐并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发展的必要性以及构建和谐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性，认识到“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 UNESCO：Article
1.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 Paris, France, Dec 2, 2001.]颠扑不破的真理。
《正大光明》是截止目前发现的陕甘回民起义中唯一的回族当事人自己以日记形式纪录那段历史的文本。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写日记是普洱马阿訇养成的良好习惯，几乎日日不辍。写日记也成了他祈求真主，结束血腥屠杀，盼望天下太平，安慰自己的功课。通过普洱马阿訇的日记，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个人在那个血腥时代的心路历程，也能看到陕甘回民起义中各族人民正大光明地反抗清朝封建统治者实施种族清洗的过程。透过普洱马阿訇的日记，还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这对于研究他的“议和”思想的形成，以及后来在清政府“安民”书上签字的重大事件上的抉择很有价值。一本日记，一个时代，一段历史。《正大光明》就具有这样的意义。
为了使《正大光明》和其他的一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尽早问世，按照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惯例，我们将按照事先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惠益分享（Benefit Sharing）[ 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Holders
―― WIPO Draft Report on Fact-finding Mission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1998-1999), Draft for comment, July 3, 2000, pp. 29－30.]和田野调查伦理的原则，尽快调动有关方面的积极因素，再与珍藏者联系、沟通和协商，在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法规和充分考虑到珍藏者利益的框架内，与珍藏者签订相关的立项翻译整理的合作备忘录，将珍藏者作为参与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向有关方面申报项目。待项目批准后，与珍藏者签订合作实施协议，组织人力，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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