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一词，本是纯正的汉语，原意是纯净、清洁、清雅自然的意思。最早见于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晋朝，多用于形容人物、植物、品性和文学作品中。唐代诗人李白有“我家先翁爱清真”、“裴子含清真”、“右军本清真”、“垂衣贵清真”等诗句。宋代诗人陆游有“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宋代词人周邦彦是宋词大家，著有词集《清真集》，他的词作也被称为“清真词”。明代以前，“清真”一词也常用于佛教、道教，佛教有“传闻净刹甚清真”、“希闻无上法清真”等经文。元代开始有以“清真”命名伊斯兰教清真寺。
明代，朱元璋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下推翻了异族统治，对主要是回回人的各异族人实行“禁胡服、胡语、胡姓”，“禁本类相嫁娶”的汉化政策，却并没有禁止和排斥伊斯兰教。相反，在南京、北京、西安等地敕建一批清真寺---就是朝廷出钱给回民修建清真寺，朱元璋还御赐褒扬伊斯兰教和赞颂先知穆罕默德为“至贵圣人”的《至圣百字赞》。中国的回回穆斯林开始普遍使用汉语。从明朝开始“清真”一词普遍用于称谓伊斯兰教， “清真教”、清真寺”，成为中国伊斯兰教专用的汉语词语。
明末清初时期，回民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的兴起与传播带动了“汉文译著”活动的活跃。王岱舆、刘智等“经汉两通”的回民学者借用汉语“清真”一词，将真主“清净无染”、“纯真唯一”的属性加以融会贯通，准确概括了伊斯兰教的精义，赋予“清真”一词丰富的伊斯兰含义，成为中国独有的伊斯兰的汉语代名词。(清真後來由明清的穆斯林學者闡釋)
从此，“清真”既是真主的属性，也是穆斯林的信仰和追求的精神，又是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清真”一词就一直成为汉语伊斯兰教独有的称谓。“清真教门”、“清真寺”、“清真言”、“清真回回”，当然，回民的饮食也称“清真”。
伊斯兰教最早在唐代传入我国，一千多年来，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和平发展，并在我国形成了回回民族，回回民族和伊斯兰教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共生存同命运，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回民就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清真”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典范。
清朝前期、雍正、乾隆时期，一些官僚们认为回民信仰、礼拜真主是“不敬天地”、“不祀神祗”、“另立宗主”；回民以伊斯兰教历法纪年、节日是“不遵正朔”；早晚礼拜及封斋开斋是“夜聚晓散”、“图谋逆反”；头戴白帽是“不遵服制” …；屡屡上奏诬告回民，奏请皇上颁旨禁绝伊斯兰教。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都曾微服私访清真寺，查明实情。都曾颁发过圣旨，认为：回民也是国家的编民赤子，朝廷应一视同仁。回民的伊斯兰教习俗“乃其先代遗俗”。朝廷“因俗而治”，国之编民应“各安其俗”，“天下回民，各守清真”。汉民文武臣官，上朝奏事，均享受朝廷俸禄，而回民每日五时礼拜真主，并不享受俸禄，亦存敬畏报本之心，这一点汉官就不如回民。妄奏回民谋反者，实为祸乱国政，屡次妄奏者革职查办，违旨再犯者斩。
数百年前，康熙、雍正、乾隆这些个封建帝王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清真”。
清末至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风兴起，回民创风气之先，从天子脚下的京城到西南一隅的云南，从巴山蜀水的四川到东北之角黑龙江，从富庶发达江南到贫瘠落后的西北，全国各地的回民们在自己的清真寺里创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清真小学”、“清真中学”、“清真女校”。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马骏，民国时期与巴金、茅盾和鲁迅等著名作家齐名的文学家马宗融，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坚、纳忠等一批著名学者教授童年时期都是在清真寺的清真小学接受的启蒙教育，都是从“清真小学”里走出来，走向全国的。
1907年，在日本留学的36位回民留学生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发出回汉民族“各是其是非其非”，“与不同之中而求同”呼吁，他们大部分人都加入了同盟会，以后在国内各界都卓有贡献；1911年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辛亥革命的前导四川保路运动中，四川成都回民成立“省垣清真保路同志协会”，四川回民帮会组织还组成“清真支队”，积极投身辛亥革命运动之中；抗战时期，安徽江苏一带的回民参加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组成“清真营….。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回民还创办了大批文化刊物和社团组织，《清真铎报》、《清真导报》、《清真世界》、“清真学社”…。
原来，“清真”不仅是“吃”,汉译名著《清真大学》、《清真指南》也不是写给吃货们看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那个犹太人创立的无神论主义一统中国，回民与全中国人民一道进入新时代。民国时期几位成就卓著、声名显赫的穆斯林几大学者几大阿訇，新中国成立之后表现各异，命运各不相同。有人写出了《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歌颂回回民族在新的时代迎来了新生，从而得到赏识，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虔诚的伊斯兰学者迅速转变成一个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的荣誉和地位。有人把m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翻译成阿拉伯语，也受到赏识，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参加第一部宪法的阿文翻译工作，并钦定为御用阿语翻译和伊斯兰事务顾问。
后来又把《Mzd选集》翻译成阿拉伯语，向阿拉伯人民宣传maozed思想，文革中也没能逃脱厄运。有人远离政治，不违心地歌颂迎合，远离政治，默默坚守信仰，潜心于学术，最终厚积薄发，著作等身，成为受人敬仰的一代学术大师；有人因坚持伊斯兰信仰，拒绝违心地迎合歌颂，遭受被批斗迫害，被打入冷宫二十多年。
1958年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变成为“麻醉人民的鸦片”，伊斯兰教成为“压在回民头上的大山”，被禁止取缔。“清真”被从伊斯兰教中剥离出来，被认定为少数民族饮食习俗，沦为单纯的“吃”，回民也从此逐渐地沦为吃货，只知道“清真”就是“吃”。
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中国伊斯兰教被禁绝二十年之后又迎来蓬勃的发展。
经过“宗教改革”和文革的洗礼和改造，如今穆斯林的阿訇们已不再有“宗教改革”前的老一辈阿訇们的精神和风骨，伊斯兰教界也再难守“清真”。那些个戴着委员代表会长副会长头衔的阿訇爷们和体制内的穆斯林学者们一样都已， 学会了迎合歌颂, 学会了“与时俱进”。每当中央有个什么会议，领导有个什么讲话，总会有人出来表演一番。B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穆斯林的学者阿訇们在兰州讲红“瓦尔兹”唱红歌，大谈“伊斯兰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电视镜头前大做“穆斯林的中国梦”，上演出一出出荒唐闹剧。
为了迎合“爱国爱教”这一政治需要，体制内的一些穆斯林学者和委员代表阿訇们挖掘整理出“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不服从政府就不是穆斯林”这样的伪圣训来。“爱国爱教”的口号喊在嘴上，挂在进清真寺墙上，那些个委员代表阿訇们各种会议活动上和清真寺大殿上言必称“爱国爱教”，甚至竟有阿訇喊出了“国家高于安拉”的口号，把“爱国爱教”推进到最新的境界。
这国家与安拉完全不是一码事，毫无可比性，这爱国难道也是演给谁看的？似乎不这样表演就是不爱国。回回民族历史上从来不乏爱国传统，无需这样表演“爱国”！佛庙道观就不需要这样，同为中国人的汉民就不需要这样表现爱国。这“爱国爱教”专给回回们量身定制的？
为迎合
“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政治需要，工于学中之“术”体制内学者们又有了新的学“术”方向和课题，各种会议和活动，什么“中国化”、“本土化”、“相适应”、“融入”，各种“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解读，各种迎合歌颂，竞相表现。
三四百年前“以儒诠经”的汉文译著活动又被热炒。明末清初汉文译著学者分明是地地道道的伊斯兰学者，他们所阐扬的分明是不偏不倚的伊斯兰信仰，他们从未自认为“儒”，他们同时期的回汉文人学者也从未有人认其为“儒”，可如今却硬把他们说成“儒”。他们的汉文译著硬被说成什么“回儒交融”，硬是能从中挖掘出“忠君爱国”思想，从而演绎出“爱国爱教精神”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只有忠君意识，没有爱国思想，不管是汉人、蒙古人还是满人，谁当皇上都做忠臣顺民，汉文译著的回回学者们也不例外。
把几百年前的先贤拉出来为现在的政治服务，分明都是些学中之“术”！王岱舆、刘智这些回民先贤大师们的家乡江南大地，曾经回民人口众多，教门兴盛，经学发达，名师辈出，如今江南的回民和教门哪去了？王岱舆、刘智这些老夫子天堂有知会从坟坑里坐起来！指着鼻子斥骂：你们这些不肖子孙，把我的教门弄哪去了？
在国际国内“反恐”、“恐伊”的大气候下，每当有个与伊斯兰相关的风云际会，总会有那么几个体制内的穆斯林学者阿訇站出来电视媒体各种场合紧跟形势表现一番，跟着主流媒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地跟着谴责“宗教极端思想”。有人提出质疑，就拿“极端”来吓唬人。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体制内的那些个穆斯林的学者文人们，又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各种学中之“术”，各种迎合歌颂。什么“中国伊斯兰教迎来了机遇”，什么“开启中-伊文明对话的新篇章”，什么“伊斯兰国家的真心朋友”。一些个办穆斯林网站的也炒着“一带一路我为先锋”。一带一路的先锋是你们当的吗？别做梦了！
“一带一路”那是国家战略，没伊斯兰什么事。在商言商，为政言政，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沙特的王爷们或者伊朗的阿亚图拉们，他们眼里都只有自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其它都是扯淡！
没有刀架在脖子上逼着，没必要这样表演。如此表演或许某些人能获取一些名利，但不如此表演也不会失去什么。导师纳忠先生是民国时期卓有成就的穆斯林四大学者之一，一生淡泊名利，远离政治，潜心于学术，默默坚守着自己的伊斯兰信仰，从未中断过翻译和著述，从未说过违心的话，从未做过违心的事，从未写过违心的文章，没有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从未歌颂迎合过，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是如此，也安然无恙，并未受到冲击和迫害。最终著作等身成就卓著，成为一代学界大师。先生曾教诲我们：在文革那个黑暗的年代，我们无能为力，不要求每个人都像陈克礼一样以命相搏与体制抗争，但至少可以保持沉默。
受如今功利恶俗的社会大气候影响，穆斯林圈内也是恶俗的炒作之风盛行，一些名利之徒纷纷成立些这个“×××会”那个“×××机构”，给一些以营利为目的功利活动披上教门和公益的外衣，频频举办各类社会活动，邀请领导讲话，名人出席，拉大旗作虎皮，拍电视拍电影，利用网络媒体电视大肆炒作。看似宣扬教门，其实多为恶俗的功利炒作，炒作者捞的盆满钵满、名利双收，却把伊斯兰推到风口浪尖上。
在食品安全的大环境下，清真食品监制也形同虚设，挂羊头卖猪肉的伪清真食品大行其道，令穆斯林群众防不胜防，愤怒而无奈。体制内一些穆斯林的委员代表们，被头上戴的委员代表头衔烧昏了头，掂量不清自己的身份，两会上提议什么“清真食品立法”，结果招来主流与体制对伊斯兰教一片攻击与谩骂。而诸多穆斯林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处，却没人敢站出来说话。如今中国连宗教都还没立法，单对伊斯兰教的清真食品全民立法，这可能吗？已有的食品安全法都不能保证中国的食品安全，各地方早已有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和各地伊斯兰教协会的“清真食品监制”并不能保证清真食品的“清真”，再炒作什么“清真食品立法”有什么意义？清真食品本是伊斯兰教的饮食习惯，只能约束穆斯林，不能要求政府全民立法来保护。清者自清，真者自真，管好自己那张嘴，不清真、有嫌疑的不去沾染不就完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清真立法和清真监制，清真食品的“清真”可从来无需监管，也从来没什么问题，如今却成了大问题。
一些穆斯林个人和群体也频频举办活动，公开对外宣教，甚至有人高喊什么“向十三亿中国人宣教”。如此愚蠢、狂妄之举只能招致体制和主流社会的忌恨。
一些地方清真寺组织一些戴白帽的老汉查抄卖酒的假清真餐馆，并把图片发到网络上宣扬。清真不卖酒，卖酒不清真，没错。各地已有《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可以向政府管理部门反映，由政府部门出面管理，如果政府部门不作为，那就只能以不吃来抵制，清真寺不能自己出面执法，更不能把图片发到网络上宣扬。
还有些穆斯林常常把有汉民同胞进教皈信伊斯兰的图片发到网络上宣扬。有汉民同胞皈信了伊斯兰教，这对穆斯林来说固然是好事，但应顺其自然，低调行事，没必要拿到网络上去高调宣扬，毕竟体制和主流们不待见。试想，如果汉民娶了回民女子，最终让回民女子和孩子吃上了回锅肉、啃上了猪蹄子(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也拿到网络上去宣扬，回民们又做何感想？
如今政府早已有明文规定，不许向十八岁以下儿童教授伊斯兰教知识，内地一些地方清真寺办假期学习班，就应低调行事，不能张扬，可有人却把孩子们学习的图片发到网络上去宣扬，结果被网路上“穆黑”们看到举报，结果招致省市书记亲自过问，公安国保和宗教局追上门来，勒令取缔。
如此等等不理智不冷静做法，看似在宣传维护教门，实际上授人以柄，只会招致体制和主流们的排斥和敌视，使中国穆斯林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甚至会给穆斯林再次招来灾祸。
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仇伊、排伊、妖魔化伊斯兰大气候下，国内极端民族主义以“爱国”的面目泛滥于网络，仇回、辱回、驱回、灭回的极端言论在网络上泛滥，许多穆斯林们称之为“穆黑”。如果只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偏狭之徒在网络上兴风作浪倒也罢了，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文人也跟着信口雌黄。
近一年多来，一些地方政府借“反恐”、“反宗教极端思想”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名义，推出“反清真泛化”和“去伊斯兰化”的违法行政的极端政策，把穆斯林的胡子、头巾、服饰和清真寺的伊斯兰风格建筑看做宗教极端表现，把穆斯林孩子学习伊斯兰知识认定为“宗教干预教育”，把穆斯林认为的清真商品概念认定为“清真泛化”，是“宗教干预生活”，并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予以禁止和取缔。
一些别有用心的体制内学者幸灾乐祸，看准了政治风向，在媒体网络乘机兴风作浪，危言耸听地煽呼：“中国西北日益严重伊斯兰化”，“教法大于国法”，“宗教干预法律”、“威胁国家安全”...。
什么“国法大于教法”，“国家高于安拉”之类荒谬的伪命题纯属别有用心。与安拉比谁大，拿教法比国法，这哪跟哪呀？完全是两类不同性质和范畴的问题，毫无可比性，风牛马不相及。在中国，伊斯兰教法与国法从不冲突对立，教法从未干预国法，国法也从未限制教法，中国的宪法和各项法律可是明文规定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
面对如此生存环境，一些穆斯林却缺乏冷静理智思考，群情激奋地发起什么“反穆黑”行动，在网络上进行辩驳反击，老是拿习五一那婆娘说事。 殊不知体制内学者向来善于观察揣测政治风向，谨言慎行，所以敢于发出对伊斯兰对回民的污蔑和攻击，那是看准了政治风向，不会给自己带来风险，才敢如此大胆妄言。习五一为代表的一些个“穆黑”们只是文人学者，他们在网络上鼓噪煽动，掀不起大浪，真正对穆斯林能构成威胁和伤害的是那些地方推行的违法行政的极端政策。习五一们的言论影响左右不了那些推行极端政策的封疆大吏和宗教官员们。狗咬人，应该看到后面站着的主人，应该责问主人，让主人看好它的狗，如果主人放任不管，那就只能忍了，躲着走。假装看不见后面那支强大的力量，不敢对那些极端政策和极端官员说什么，却跟狗撕咬到一起，只能自取其辱。
其实，大可不必去争个什么。如今体制下，主流社会对不同民族、文化缺乏包容胸怀的今天，没有宽容和谐的环境，没有互相尊重的心态，没有对话的基础，与“穆黑”们争辩，形同鸡同鸭讲，羊与猪辩，只能招来更激烈的排斥与冲突。
在中国，穆斯林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边缘中的边缘，应该认清国情，认清自己，什么“和而不同”、什么“美美与共”，在如今体制下只是良好的一厢情愿，一个穆斯林的中国梦。
许多心怀善意的穆斯林人士总是天真地以为一些地方政府推行的违法行政的极端政策是个别地方官员的胆大妄为之举。呼吁要让中央听到下面的声音，天真地期盼幻想着《宪法》和法律能保护穆斯林的合法权益。岂不知，“伊斯兰教中国化”、“反宗教极端思想”、“反清真泛化”那是中央制定的国家战略，相比那些只会歌颂迎合的体制内学者们，那些封疆大吏宗教大员们更能准确领会和执行中南海的旨意。那些个极端政策哪一个不是以法律的名义推行的呢？当年制定《宪法》的国家主席手拿《宪法》也没能保护得了自己卿卿性命，又怎能幻想《宪法》和法律保护穆斯林的权益。
许多穆斯林总是怀有一种臣民期盼明君的心态，心存美好幻想，每当有一个新领导走马上任，有个领导发表个讲话，往往做出一厢情愿的解读，期盼着能迎来什么良好的机遇，结果总是大失所望。
伊斯兰教历史上并不主张对外宣教与辩论，而是以自己的经济文化实力去影响，去感染，去扩散。十四世纪著名阿拉伯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尔东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信而不论”，“不与人辩”。明末清初胡登洲兴办的“经学教育”，只在本族本教内进行，不对外宣讲，不与人辩。而同时期王岱舆、刘智几位学者发起的汉文译著“回儒对话”活动，积极向汉族官僚文人向主流文化进行对话和辩论，以求得主流文化的认同。可最终“回儒对话”彻底失败，而且败得很惨。而胡登州开创的“经学教育”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历经四百多年而不衰，至今仍是中国伊斯兰教育和传承的主要方式，无论是官办的经学院还是民办的阿语学校都无法取代经学教育的影响和作用。
与其高调宣扬，与“穆黑”争辩，不如低调务实，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教门。中国穆斯林如果各行各业都能出几个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能出几个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人物，哪怕多出几个张承志这样的人物，只要他们还有信仰、有教门，主流社会对穆斯林自会刮目相看，穆斯林也自会有几份话语权。
好在中国穆斯林不是那些委员代表阿訇学者们和所谓“精英”们能代表得了的。
中国穆斯林的阿訇们绝大多数是那些默默无闻地开着一坊清真寺的学，守护着一坊教门，领着一日五番“乃玛孜(礼拜)”，教着寺里的满拉(学生)，关着寺里的一份“学粮”，吃着坊民“油香”。尽管他们大都没什么高深的“尔林”(学问)，但都能安于清贫，默默地恪尽职守。他们不是什么委员代表和会长，他们不拿政府的工资俸禄，他们不去各种会议、活动、电视镜头前和网路媒体上表演“爱国爱教”。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是那些体制外的底层百姓，他们低调不张扬，该种庄稼的种庄稼，该做买卖的做买卖，该上班的上班。任你怎么喊 “宗教不能干预生活”，“宗教不能干预教育”，“禁止向十八岁以下未成年儿童传授伊斯兰教知识”，他们仍会默默地恪守清真教门，不会让自己的后代失去了“伊玛尼(信仰)”。
他们不做梦，他们只托靠真主！
其实，回民的先辈们早已总结出一套生存经验：“官前马后少绕达”，“穿的烂些，走得慢些，见了官们躲得远些”，官前与马后一样----危险 ！
低调务实，夹着尾巴做人，低下头来做事，该做买卖的做买卖，该混饭吃的混饭吃，该干嘛干嘛，别来那些虚张声势的把戏。信而不论，不与人争；看守好自己的教门，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念书不忘根本，经商不忘教门，让清真薪火相传；不要试图往体制内挤，往主流里去掺和，体制内主流中没有清真的位置，信仰在心里，清真在民间，莫向体制内去寻求。认清国情，认清自己，甘心居于边缘，生存在民间，体制外也能活得不错。这才是回民穆斯林在当今体制下的生存之道！
任重道远，路途坎坷。在中国，清真不易，且行且珍惜！
2017-11-16于兰州清真不易，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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