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薛文波（1909-1984），字锦章，号西村，经名哈吉·达武德。北京市人，回族，世居北京西村马甸。他是我国近代回族著名的爱国人士、卓有建树的民族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回族教育家、诗人和爱国民族主义者。
这许多年来，每当我从网络上、典籍中和许多学者、老者的言谈中听到和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与冲动。
我知道，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自己关于父亲的鲜活故事。但我对于父亲的回忆却与西部有关，与横贯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有关。因为它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最大的山系。对于中国的远古先民来说，昆仑山是遥远、神秘而恐怖的。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一切神秘才具备了地域上的前提。而我认为昆仑是名副其实的众山之王，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2009年，是家父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之年。按理说已诞辰100周年的父亲本应该淡出我们今天的视野和记忆，淡出我们纷扰的记忆年轮了。可我在反反复复的深思追问中还是想：100年，漫长的100年该有多长！
我们民族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不也就是短短的几十个100年吗？我们祖国的屈辱史与崛起史不也就是100年内外吗？我时常想，父亲和他所经历的时代有太多的苦难、饥荒、战火、离乱和浩劫。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他正是在那样一个不同寻常而又英雄辈出的乱世里，完成了他自己北平成长、西北谋功、抗日南行、麦加朝觐、随军进藏、落脚甘肃的坎坷人生轨迹。这种人生的抉择何等难能？而他的人生起伏又恰恰演化成整整一代人的心理共振，沉淀为早已逝去的那一百年沧桑的时代标本。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他挥别了我们，挥别了他追求不息的事业和这个纷扰世界。但我在之后许多没有他的日子里，仍然能从遥远的雪山、冰川、险境魔幻般的大漠戈壁和峥嵘万状的巍巍昆仑山，感到父亲延续百年的呼吸与心跳，体会到父爱如山的肃穆与崇高。
还在我幼年的时候，听许多人给我讲，当年国民政府要员白崇禧视察青海后，留下一件事让马步芳去办，即青海回中一定要改换名称，其文字元素中不得有“回”和西平、西宁等字眼。这一难题拖延和困惑了很久，最终被父亲用“昆仑”二字所改定，这所唯一西宁的民族中学将“昆仑”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当时，我并不明白“昆仑”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地理以及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但“昆仑”二字，却那么高不可及而又现实可见得与父亲联系在了一起。究其父亲一生的生活轨迹，一条显明的思想主线，那就是忠诚炽烈爱国思想。
早年，父亲就曾积极参与和发起“七十二教授抗日宣言”的签名运动。他与当时国内一批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如顾颉刚、钱玄同、陶希圣、冯友兰、沈从文、朱自清、叶公超等，在当时国民党政权采取严令禁止的高压态度下，在他们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电责问的情况下，他们挺身而出的爱国义举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为了向中近东伊斯兰各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反侵略正义斗争的重大意义，当时由国民党政府军政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组成了由王曾善任团长、薛文波任团员兼秘书的五人“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他们旨在抗日救国，向世界伊斯兰国家宣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大意义，争取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此一行于1938年２月从香港集中出发，先后到新加坡、越南、斯里兰卡、沙特、埃及、黎巴嫩、叙利亚、土尔其、伊朗、伊拉克、印度（含今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历时一年多时间，行程五万余公里，发表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告世界回教教友书》，并写成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日记》约几十万字，在访问期间，所到之处广泛地赢得了当地上下对中国抗日救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父亲和他的伙伴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他摈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始终坚持国家至上的原则。他深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作为它的坚强后盾，这个民族注定要走向衰亡。在目睹中国回族贫困与落后的状况后，他立志为改变本民族的落后面貌，以振兴自己的民族为己任。
回国后，他任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期间，以朴素的爱国民族主义思想和正义感、同情心尽其所能拯救了一些进步人士，保护了革命进步力量。以后回到北平出任国立北平成达师范学校校长，并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监察委员。在此期间，不遗余力地发展民族教育事业，致使当时从北平至张家口一带的回民中小学校多达300余所，成就了教育时空中前所未有的壮观气象。
1949年，在兰州任西北长官公署少将参议、政务委员会教育文化处处长。同年9月，随西北长官公署在酒泉起义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联络部参加革命。
1950年，由于我们家和达赖喇嘛的特殊关系（达赖喇嘛系我姥爷——原青海省政府参议马洁诚先生之干儿子），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同志代表中央派父亲以民族顾问、西藏工委研究组副组长的身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先遣队范明将军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地区的和平解放，在拉萨开办了有史以来第一座民族小学。当时进藏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公路，全靠骑马，风餐露宿，艰苦跋涉，途中经常陷入人断粮、马断草的境地，还要克服高原缺氧等重重困难。即使如此，先父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每天写日记，记下沿途的风土人情、地理风貌、河流山川。2000年出版了他所撰写的《进藏日记》和《康藏归程记》，为研究西藏问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邪的搏击，爱恨的纠缠相伴着父亲一生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风大浪。他遭遇了太多太多的感叹与无奈，这一切却为他营造了砺炼思想与人性品质特别典型的反面环境，应该说，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我知道父亲北平求学、西北谋功、抗日南行、近东访问、河西起义、随军进藏、落脚甘肃的坎坷人生轨迹，说明他在每一次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的应答、抉择和提升都是那么的难能可贵。历史让它成为爱国和正义一方，并最终成就了一位忠诚的爱国民族主义者。
记得，父亲无论在顺境逆境、沉沉浮浮中经常对我们说的话就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定要热爱我们的祖国。没有这一点，家呀、教呀、事业呀，什么都谈不到！”可以说父亲的一生是为民族、为国家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为维护民族尊严，他不畏权贵，敢于拍案而起，据理力争；为捍卫国家独立，抵御外侵，他和战友们远渡重洋，为全民族的复兴与发展而奔走呼号。
父亲一生无论从政、从军、从教、从文，无不展示出他积极的生活方式和旷达的人生态度；无论立身、立德、立事、立言无不反映出他谨慎处世与观察世界的独特方法。
许多同时代的挚友亲朋都扼腕诉说家父“生性善良，处事谨慎，知人论世但求公允。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多半生是与政治打交道，走了一条本不属于自己的路，可谓鬼使神差，身不由己，走进了最大的人生误区。”他走进了一条莫名其妙的“仕途”，以至于进退失据，颠沛困顿，身遭无妄之灾。
1964年，在社教运动时极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所谓的“省参事室反革命集团案”牵扯进了父亲。父亲遭遇了8年囹圄之难，差点儿招来杀身之祸。
有人说，生存永远比表演更难。在中国活着——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一件尊严和高贵的行为。
即是这样备受摧残的父亲，无论在狱中还是接连经历丧妻、丧子的人生打击后，仍然以积极旷达的心态不断调整自己的心绪，使自己以更大的精力投身到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上去。在他出狱后，特别是政治上平反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抛却了世俗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沉沉浮浮的胸中块垒，一腔真情地投入到工作与写作之中。
那是父亲生活的最后几年，他以顽强的生命意识和人性光芒战胜了来自世俗偏见、作于1978年的《甘肃伊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一诗，就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拨开云雾见光明，各族穆民喜气生。
启示虔遵行主道，笃行圣制作规绳。
团结安定本身事，完成四化争先锋。
济济尔林怀壮志，相将偕入新长征。
父亲正是在反反复复对人生意义寻求和追问的悲壮中，把人们又拉回到往昔事件真实发生的时空交汇点上，启人思索省悟。我以为永远不会过时的书——惟独是那些大彻大悟的书。
他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者。他在国家和民主为难的时刻，在自身难保的危厄困顿时刻，依然挺身呼号而出，或秉笔直书，或投笔从戎，或润笔执政，传统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事业和理想。由是我想起作家张承志所说：
高贵不仅是天性，也是修养的结果。本质的行走，会督促途中愈来愈认真的求学。像刀刃的淬钢和打磨，到的质地要求摒绝浮躁和单薄。我们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一环而已）的最彻底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高贵的精神所以难得，是因为在获得高贵认可的同时，人还必须承担责任。是的，在我们这个族群，在这个黄色的如巨流之浩荡的群众里，最难求的品格就是承担责任。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近东各国访问时，先父对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十分留心，后由他执笔撰写了《访问日记》、《工作报告》书等，约４０万字，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要使一个民族和国家兴旺发达，第一要旨即是通过教育去提高这个民族和国家人民的文化素质，由是他多年积极投身于民族教育事业。他的理想着自己的祖国有多源共生的文化，有和谐的文化。
岁月匆匆，光阴荏苒。昨天并不遥远，但已逝去，逝者如斯夫，痛苦的回忆总是在苦难的影子上，父亲已归真２５周年了。往事依然，痛苦如昨。长久以来，我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默默地翻开父亲的相册，回忆犹如在银幕上那般幕幕呈现的往事。痛苦的年轮上不可能有幸福的记忆，静静的凝视，默默的思考，父亲那慈祥、饱经风霜的面庞，还有年轻时期许多身材伟岸、气宇轩昂的留影，虽被岁月尘封，被泪水冲刷却愈加显露出那清晰而明朗的许多细节。我一次次重新体验着父亲与我们儿女的一切感受，那里蕴含着喜悦和悲伤，有些回忆甚至是残酷的。自我懂事时起，总觉得磨难与痛苦始终伴随着自己——在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
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了，当时父亲在省参事室工作。由于被人诬陷，所谓“小台湾的组织者”、“欢迎蒋介石反攻大陆”等罪名。记得那是1964年9月3日，天阴沉沉的，还下着牛毛细雨。早晨六点多钟，一阵噼里啪啦的敲门声将我们全家人惊醒。几个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突然闯了进来，一副横样让人心悸。他们宣读了什么逮捕书后，父亲临走时对母亲说：“不要害怕，我是清白无辜的！”等这帮人带走父亲后，母亲趴伏在床上恸哭了起来，尽管声音不大但我听得很清楚。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母亲的痛哭，听到她嘤嘤的哭声。那哭声一直在为儿的耳边，一直在我的心里萦回了整整几十个年头。当时作为儿子的我在颤抖，在流血。姐姐和哥哥也掩面而泣。天塌了下来。此时才朦朦胧胧知道父亲的所谓的现行反革命案件还是全国重大要案之一。全国通报，被人诬陷，遭此一劫，最有资格向世人昭示真相的人却被剥夺了辩白的权利。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对于一个民族知识分子来说又能怎么样呢！
父亲入狱，工资没有了，生活来源成了大问题，怎么办?父亲一生清廉，没有什么积蓄，找的姥爷在旧社会喜欢古玩字画，给我们留下许多古董宇画。母亲为了让儿女们活下人，就廉价把古玩字画卖出去，让我们吃饭活着。现在想起那些为了生存而被卖掉的古玩、珍宝、字画真让我痛心疾首。
历经八年囹圄之苦，父亲受到了种种迫害、羞辱、栽赃，诚然让人难以想象。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时代，只要活下来就是胜利。1971年的一天，公安来人说薛文波病重，可以保外就医，明天来接人。当我们在监狱门口见到父亲的那一刹那，真的被惊呆了。父亲被人架了出来，曾经1．80米高的魁梧身材变成了 一个腰弯背曲、佝偻苍迈的小老汉。我们心中气宇轩昂的父亲找不到了。当时，我们的心揪得紧紧的，只能赞念安拉，父亲总算活着出来了，保住了性命。
八年期盼、八年等待、八年苦难。父亲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已成为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生命随时有危险，已被折磨得只剩一口气啦。母亲为了救活父亲，又变卖了家里准备给哥哥娶媳妇的一块黄金。我记得当时银行收购黄金为90元一两，就这样用这个钱总算救活了父亲。在母亲的细微照料下，父亲一天天身体好起来了。知感主，我们一家总算又团圆了。
父亲身体好了起来，就开始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昭雪，材料一份一份地送向省保卫部 (就是现在的公安厅)，结果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1974年10月，万恶的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发表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社论，父亲突然又被公安人员叫走，在白塔山公园进行了公审。父亲又一次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１５年，在街道居委会实行劳动管制。父亲于1949干在酒泉参加西北长官公署和平起义，参加革命工作又十几年，起义以后，既往不咎，怎能算是历史反革命呢?简直是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本末倒置、让人可笑。但是在那人治的时代哪有法可讲？我可怜的母亲最后盼了这样一个结果，那天听到宜判后母亲昏了过去，从此母亲的病一天天加重，于第二年也就是三个月后的元月三日，母亲含恨离开了父亲，离开了他的儿女们……
写到这里，我的泪水禁不住又流了下来，惨啊，真惨!母亲享年只有52岁。
终于盼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都活了下来 ，熬到了1979年，饱经苦难的父亲获得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恢复了省政府参事的工作，尔后又当选为民革甘肃省委委员兼民族宗教组组长。1980年，又当选为甘肃省伊斯兰协会副主任，我敬爱的母亲却未能等到这一天。
父亲迎来了第二次生命。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坚信阳光已经融化冰川，天地正共享着春风的吹拂……父亲的一生血气方刚、志向高远、胸襟宽广、雄健豪爽、学识渊博、博闻强记、多才多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百折不挠、永不低头的他却总是命运多舛、颠沛坎坷。
父亲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父亲一生的功过得失任由历史和人民评说。在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作为子女自然流露出委屈和不满的情绪。父亲总是以豁达自信评述走过的路，多次说道:“无论国家和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和曲折，首先我们要热爱祖国。我们永远是这片士地和民族的一分子。”时至今日，我始终以我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假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不存在，但一粒沙子里却永远有一个无穷的宇宙。那么，纵使一刹那，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痕印，如流星划过天空，瞬刻间燃烧灰灭，但也留下了众人仰望的辉煌。
父亲的一生能取得这么丰硕的学术成果，能赢得这么多人的追忆和怀念，离不开我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奉献与扶持。
母亲，马承荃（1923一1975)，字静香。她聪慧宁静、正直慈祥。对我们儿女，她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抚养教育我们。在她的悉心呵护下，我们得以自由健康地长大成人。她对儿女们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常常提醒这个，叮嘱那个，唯恐由于自己的疏漏使找们姐弟受委屈，她一辈子总为丈夫和儿女活着，唯独没有为自己着想。
母亲出身名门望族，外祖父马洁诚是回族中少有的读书人，是有影响的文化人。他是青海省政府参议兼青海省图书馆馆长，经史古文皆为精通。受家庭熏陶，母亲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极高的自身修养。她对长辈极为敬重孝敬，对丈夫温柔体贴，几十年来感情笃厚、恩爱有加。母亲知书达理，国学基础扎实。小时候她给我们讲 《三字经》、二十四孝、盂母三迁、三娘教子等等典故和做人的道理。从我们记事以来，从来没有听到她高声呵斥。即使我们做错了事，她也总是轻声细语、有理有据地劝说我们今后不要这样做，应该怎样怎样做。她与街坊邻里从来不曾发生过红脸争吵的事，她宁愿委屈自己，也不会委屈别人，默默思苦却从不向他人诉苦。
母亲勤劳俭朴，料理家务、缝补浆洗，里里外外自是一把好手，深得亲朋称道。母亲心灵手巧，擅长刺绣，在我幼年时，家里到处都可见得母亲的作品:蝴蝶蹁跹、喜鹊登枝、梅兰竹菊，很多很多，如今却成为留给我们的永远念想。
1964年，父亲蒙冤入狱，全家断了经济来源，牛活陷入绝境，母亲独自一人承受着轰天而来的打击。她用瘦弱的身躯撑起了这个苦难的家，如果不是为了在艰难中把我们养育成人，以母亲的学识和素养，完全可以在那个时代，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然而她却心甘情愿地背负起命运的重负，用她的生命滋养着我们的生命，一辈子相夫教子、无怨无悔，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75年元月，那是一个寒冷季节。母亲带着太多的愁忧和遗憾，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我们心如刀绞，痛彻心肺。在那时，在那极左的时代，阿訇们自动来了，长辈亲友站满了整个院子。我爱母亲、想母亲，每天早晨上班前去，我都要去坟地看望母亲，我坚持了366天，不曾有过一天的延误与懈怠。蓝天依旧，但母亲却不在了，我的心里空荡荡的……
那时候，我的双眼望出去，满世界都是白色的，漫天飞雪把这片土地厚厚地覆盖了，白茫茫的世界万籁俱寂，远处的高山和河湖结透了冰，冷得足以刺入五脏六腑，冷得可怕。因为这屋子里再也嗅不到母亲的气息，再也见不到母亲慈祥的面庞，再也听不到母亲甜柔的话语，看着父亲佝偻的孤独的背影，整个房子显得那样的无助和空旷……我们再也没有自己的妈妈了。在这些悲痛伤感的日子，我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遂赋诗一首。时年我整整二十周岁。
怀念母亲
黄上隔断人间路，妈妈一去不能归。
云山杳杳慈颜尽，溪水白流温暖绝。
昨夜母子梦中见，我入母怀心痛彻！
思念母亲生前口，为了儿女呕心血。
坎坷漫长崎岖路，艰难险患心力瘁！
人间辛苦巳饱尝，儿女成人未享受。
我今悲痛在黄丘，妈妈有知定笑慰。
悲风起舞声萧萧，苍天漫浩皆垂泪。
不愿永隔母子情，多祈梦中见慈颜。
父亲归真己经二十五年了，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然而，我经常在梦中与父母相逢，仍如当年那样依偎在二老膝下。他们疼爱地看着我，听我叙述着，许多许多的事情，露出会心的微笑……突然从梦中醒来，才知是虚幻一场，不由又悲泣伤感起来。呜呼!有天伦之乐而得不到人伦之乐，为人子而难尽人子之道，不亦悲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双亲，末报的恩情我们后世再补。天若有情，再给我们父子、母子一个骨肉团圆、相依为命的情缘吧……思父如债、思母如债、儿思如债……而且是永远也无法偿还的情债……
又是一个春夏秋冬，双亲大人:你们在天堂可好吗？
双亲大人:我始终想念着你们，爱着你们。
妈妈，后世我还做您的儿子。
薛宏 於金城
2009年6月9日
2009年6月9日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