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引用當時不少報紙與文人學者，評價王靜齋阿訇的古蘭經譯本
说不尽的王静斋
2015-11-04 14:57阅读：1,007
爬在客厅地板上，铺开收集到的王静斋阿訇（1879—1949年）的资料，一页页地阅读，一点点串连起这位伊斯兰长老的生平行状。渐渐地，我看到了一种罕见的宛若千古春秋游侠名士的正气，在浮浪中逆流而来：
“（他）很像画里的寿星”，给人“饱经风霜与变故”的感觉，有“谈吐不俗有学者风”。“终年总是一件蓝或灰色布袍裹身，乍看去像商人又有些土气”。“眉宇间有一种严肃的凛然之气”，对人“从来不摆大阿林（学者）的架子。”
不知别人怎么看，我是极喜欢这样的学者形象。2015年9月，我们去宁夏韦州东阳女校看望学生，在教室黑板上罗列出20世纪几位大阿訇的名字，王静斋竟享有最广泛的知名度。究问原因，学生们说他是第一个汉译《古兰经》的穆斯林，大家仍在参考他在1946年出版的译本。事实上，王静斋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中国穆斯林一个灿烂的符号，是正义与良知的代名词。青年时代起，他就以一个阿訇的身份，肩负起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改造之责。他说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是，人间正义磅礴，世界光明大同。
1922年，43岁的他去埃及求学。在艾资哈尔大学，他与坦达威老师讨论“爱卧代尼是属伊玛尼”。老师强调：“父母之邦，各有维护之责，一旦不幸，财产被夺，妻子离散，尤当振起精神，与强权者相奋斗。只知礼拜，不问其他，而独不以国破家亡为耻乎。”两年后，王静斋回到祖国公开发表文章《谨守回教与爱护国家》，明确自己的国家观念：
国家，为吾辈国民同胞生死之地，食毛践土之区……（国民）为国而挺身冒险，皆利国利家之道。遇难苟且，贪生畏死者，岂能得自己之生存乎？国家存亡之秋，人人不免一战。为国家捐躯者，其人虽灭，而其名永存于世也！
不久，济南惨案爆发。他说日本人在山东杀人如麻，盘踞要津，视我中国无人——“此刻吾人纵然无力与之相抗，然亦必须将此奇耻大辱，铭记肺腑，永远莫忘。”更呼吁：“我回教人亦是民国之主人翁——生于斯亡于斯，祖宗之庐墓，各人之财产无不寄于斯，与其他汉族，教虽不同，而于国家应尽之义务，应享之权利则一（样）也。”
王静斋的出场，闪耀着人的真性情。
出身天津宗教世家的他，自幼养成说话行事一就是一的耿直品格。15岁那年，向来顽劣的他认识到求知的重要性， 自诩“立志有功于社会”、“预备服务人间”。从此，他投身经堂，兼习中、阿、波、英文。热情极高的他，总有疑惑求教老师，在同学中鹤立不群，不到半年就遭到同窗的痛恶，被迫离寺。以后另投河北某地清真寺求学，不到半年，他认为老师品行尤劣，自己毫无进益，于是选择离开。性格使然，成长路上的他总比他人艰舛。
18岁那年，他在河北幸遇于勉斋、海思福两位名阿訇。于、海二氏的学问和风度，能够使他服膺。此后八年，他求学于氏门下，却读遍了海家的藏书。1905年，26岁的他穿衣挂幛，成为一名阿訇，积极推行遵经革俗。然而他的讲经传教活动并不怎么顺利，常与“教中庸人发生口角”。每次激辩过后，结局都是他忿忿离去，屡屡辗转。以至于服务社会没多久，相熟的人给称他是“王半年”，意思说他直言不讳，动辄与人发生争执，每到一地多待不到半年。
王静斋的成名，与自身性格也有莫大关联。
1913年，在华西方传教士季礼斐，把诋毁伊斯兰教的《回教考略》译成中文，在京沪一带广为印发。王静斋得知后，岂能无动于衷？他隐居在山东宋庄清真寺，汉译印度阿訇赖哈麦图拉维护伊斯兰的《抑祝哈尔汉各》，与基督教展开对话。起译时，正值夏日炎炎，蚊虫叮咬，他每日忍着痛苦，饿着肚子工作。有一回饿的实在受不了，跑出去向一个叫满来臣的穆斯林，求得一块玉米面饼子充饥。1914年底译成《回耶雄辩录》，隔年又译《回耶辨真》。艰苦环境中完成的两部卫教译作，使30岁出头的他声名大噪。
成名之后的王静斋仍然一身清寒，他自嘲：“功名富贵，不足为乐，以其俨若过眼云烟，难望持久，知识为随身之珍重，知者纵至落魄奇穷而不觉为苦。”他还坦率地说：以自己的学识当个阿訇绰绰有余，若要登上大雅之堂则欠缺很多。
有一天，他在《东方杂志》看到“无钱旅行家”如何周游世界，于是仅带30元跑到上海，准备出游。终因川资太少，被人劝回。他有着理想烂漫人格崇高的一面，也有着寻常人一样的弱点——好为人师。40岁那年他说自己肩负教化群众、掖导后生，使之彻底明白伊斯兰教义、各守宗教范围的使命。实际上，他在清真寺里教过一些学生，但没几个赞成他的。对此他解释说：“（我）最肯尽力教学生，不过是规矩太严，惹得学员不满意。”
1924年起，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称他是大阿訇。王静斋与国民党渊源很深。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开始“参加国事运动”。在他看来，这两种身份并无冲突。缘何加入国民党？他说庚子国难那年，他在天津港乘船时，遭到洋人乱枪扫射，险些丧命，辛亥革命后更坚定地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保护阿訇。40来岁的他，就被《民国日报》称之为大阿訇，他该释放出过怎样疾呼的巨大能量？
1927年，48岁的他在胞弟和儿子的帮助下，创办了《伊光》报，在穆斯林中鼓吹爱国，此后十几年不曾停歇。每期所刊发的稿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写的。“他住在一间光线很暗的屋子里，穿着很不讲究，深色的旧袍子，连扣子也扣不整齐。他坐在炕桌旁边，桌上摆放着经书和笔纸。”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颇具气概的写到：“教中的事，凡是与国家有关的，我们不必官府来催促，要自动地办起来，谁有实干的能力，谁即伸手便干，别客气、别观望、任劳任怨……必如此，才称得上是为国为教；必如此，才能为宗教增光辉，为同道振声威。”
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惹起日本人的注意”，成为日本侵略者拉拢的对象。他闻风逃出北平，一路潜至郑州。紧接着，他与时子周在郑州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以此与日寇扶植的伪中华回教公会相对峙。很快，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被国民政府放大运用。也在抗战爆发后，他调整了《伊光》办报内容，“一变宣教义、正旧误的（办报）本旨”，“乃努力于有关抗战的宣传，欲唤起全国教胞抵御外侮、爱护国家的情绪。”
八年艰苦的抗战时期，他过着“穷极凑合”的日子，每流亡到某一地，便把报纸办到某一地，发行到某一地，救国思想宣传到某一地。1939年，《伊光》出版第100期时，他呼吁教胞停止教争，“以国事为重”，“统以国敌——日本为对象。”如果“自相扰乱”，只能“令人笑话我们麻木不仁，毫无国家观念。”他还呼吁各地清真寺教长，要打破“回汉各具心理”的陌生感，在文化上沟通双方，加深回汉的情感，精诚团结，抵御外侮。
1939年9月18日，适逢国耻日，这天流亡在湖北宜昌的他“自感沉痛”，独自“呆坐了一天”。在宜昌开往成都的轮船上，他用皮箱充当写字台，写下这么一段话：“救国救是救教，国权一日不恢复，则宗教就增加一日的堕落，国家恢复失地，正是维护我宗教。”虽不能执干戈以御外侮，而他以《伊光》报为阵地，写作发表了大量激励人心的稿件，坚定着穆斯林抗战必胜的信心。挥斥方遒，从容自得，他对战争仿佛早有胜算。
4. 汉译《古兰经》，是王静斋毕生最重要的成果。
1925年，在北京好友侯松泉的支持下，他端庄举意，开始了漫漫20多年汉译《古兰经》的宏图伟业。他确定译经标准：“把原文原意赤裸裸地披露出来”。在谈到汉译《古兰经》能使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了解到伊斯兰教义的重要性时，他曾举例说：“假若马克思全集、列宁丛书，人手一篇，均悉其义，则中国各省绝少任何之反动也。”他是阿訇，但对当时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的理解。
译经艰巨，尚有另一种困难来自民间的无端指责。一天，有人发来匿名信斥责他：“侯松泉（支持你翻译《古兰经》），真是有眼无珠，被你所骗”如何云云。实际上，他早年汉译《伟嘎业》出版后，就有人指摘说这本经在教法经里，位居第五位，而今译成汉文，万万不可靠。王静斋登报回应：“你若认为别人的译著为不驴不马，你们也可以捡那可靠的教法经译出来一种……不如此，竟站在一旁说风凉话，良心何在？”
二十多年的漫漫译经岁月，他给自己制定出严苛的进度。“每四日必须完成一卷，白天若遇耽搁，夜间即工作到中夜也要完结他一日所预定的程限。”时人王梦扬介绍说：“除参考典籍及私生活外，每日至少要写二千字，王公治事之勤，用心之专，真令一般后生咋舌了。”他说自己常常觉得很累，但仍要日夜兼程——“有时夜不成眠，或半夜即醒，腰酸腿麻，手指觉痛。”
七七事变后，他流亡大后方，“随处译经，在困苦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他对每章每节详加注释，并对每节经文颁降的原委都考证清楚，无一缺漏；有助于抗战的经文，则多加注释并藉之有所发挥。
1932年，《古兰经译解》（甲种本）在北京出版。
1942年，《古兰经译解》（乙种本）在银川出版。
1946年，《古兰经译解》（丙种本）在上海出版。
当代著名学者林松先生如是评价：“甲本，首次直译于阿拉伯原文；乙本，是过渡性的新尝试；丙本，则是千锤百炼之结晶。”其实，早在王静斋《古兰经译解》（丙种本，白话文版）出版后，时人便认为是：“为回教人自作，其文学方面之价值如不具论，要其措词立言, 自较真切。”无论如何评价，王静斋在二十多年的努力下，《古兰经译解》三种版本的面世，业已造成了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也有人说：“他择善固执，毕生从事译经，其成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5 王静斋汉译《古兰经》，在中国社会并非孤立的文化事件。他的《古兰经译解》（甲种本）在1932年夏天出版后，旋即就引起了整个中国学界的注意。章太炎、胡适之、梅贻宝、张星烺、钱穆在内的大学者都知道他的存在，顾颉刚在《大公报》称赞：“王静斋阿衡的著作有《古兰译解》和《中阿大字典》等书，都是很费心力的巨著。”顾颉刚的好评价引起了连锁反应，回族知识分子撰文称赞：“王静斋的这种中阿合壁的创举，确是回教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新开辟。”稍后，章太炎读完《古兰经译解》（甲种本）说：“宋明理学，体天明道……似不无受了伊斯兰哲学的影响。”
国内媒体认为《古兰经译解》（甲种本）的出版，是一次文化事件，并且纷纷予以报道。《天津益世报》客观评价：“查《可兰经》为回教惟一圣经，至于内容如何，其力量何以能支配远东各民族，久为现在从事社会学者、及宗教家所欲知之事实，该经迄无华文印本，殊为憾事，兹闻译经者，对《可兰经》之奥妙加以解释，且译笔流畅，极便于研究，亦中国学术界一大贡献也。”
1942年，王静斋的《古兰经译解》（乙种本）出版后，《宁夏民国日报》评价说：“译者特别对经文中关于抗战的教训，着力提出，以便适应于大时代的需要，诚为伊斯兰是适应各个时代、不拘任何的空间的经……因此我们说这个译本是时代的普及本。”
1946年，他的《古兰经译解》（丙种本）白话文版得以印行。此时，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在战争频仍的旧中国，这个版本得到了整个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瞩目，并且在当时引起了不小轰动。《大公报》称颂他：“对于回教经典译述甚富，沟通中阿文化，厥功甚伟。”
蒋介石也曾关心过王静斋的译经事业。1939年，蒋介石派人在甘肃找到王静斋《古兰经译解》（甲种本）阅读，明确指出要通过汉译《古兰经》，凝聚和团结到中国抗战的一部伟力。白崇禧闻讯后，指令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对王静斋的译本进行审查，拟以王静斋的汉译本为蓝本，进行完善后印行。同时，“委座（蒋介石）致函王阿衡静斋”，明确告知“拟以其私人译本为第一参考本”，请其继续从事译经。
接到蒋介石的消息后，王静斋欣喜万分。此后，蒋介石责令拨给的译经经费迟迟不到，“以致（译经）无从着手进行。”急于干事的他，认为中国回教救国学会人多主意多，不利于开展工作；又误以为经费已到，只是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有意搁置。因而他在一怒之下，携眷远走宁夏，继续为他的译经寻找出路。
正是有了一批如王静斋这样的回族知识分子对伊斯兰经典的研究, 才使《古兰经》从宗教职业者的书斋走向更多的穆斯林家庭,走进整个中国社会，并且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今，王译与北京大学马坚教授所译《古兰经》并行于世。此外，王静斋译本在海外华人中仍拥有大量读者。
6
他特立独行，脾气极大，人称回教鲁迅。在重庆时，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正在酝酿理事长人选，有人在会议上推举某权贵。岂料，他听完之后竟严肃地说：“既是回民协会, 怎能选那种胡吃的人当头头”。他此言一出，举座震惊，鸦雀无声。
在宁夏时，他是省主席的座上宾，慕名来访的达官贵人很多，以至于他的译经工作受到干扰。索性，他在门口挂起一个木牌，上书：“欢迎赐教，谢绝闲谈”。前来看望他的人望而止步，很多人对他表示不满，而他并不在意。
白崇禧、马鸿逵是国民政府的政要，也都是王静斋汉译《古兰经》最重要的两位支持者。但是，他对人家都曾动过怒。有一回，白崇禧发表了一通背离《古兰经》的行外话，他闻讯后在银川以《白健生大放厥词》为题写了篇文章，发表在《伊光》报上，他明人不做暗事，还把报纸专门寄给白崇禧阅读。白崇禧对他也无奈，只能说他“措辞失当”，警告他“以后应谨慎行事”。
又有一回，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永宁王太堡别墅约见王静斋、虎嵩山两位大阿訇。他俩去了之后，马鸿逵临时有事出门，嘱咐他们先用餐。他不高兴了，拉着虎嵩山的衣袖说：“我们来了，他又走了！走，我们还是不见他了！”说罢，就离开了马家别墅。知情人说他是“别扭团团长”，他听完竟然格外自豪地说：“鲁迅有一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一生就是别扭团的团长，我只是他的团员。”
1942年夏天，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主持出版了他的《古兰经译解》（乙种本）——经堂语本。每次石印局的主事金先生，拿着大样给他看时，他总是因为对方的错误，要大发一通脾气。慢慢地，石印局的人都不敢来见他了。1946年，白崇禧帮助他在上海出版了《古兰经译解》（丙种本）5000册。有人说起他不给白崇禧、马鸿逵面子，而他则说：“他们出钱帮我翻译出版《古兰经》，为的是教门，而不是为我个人，而我本人也不愿趁此发迹。”
助手马福龙说，他在宁夏时心境不佳，常发脾气。但是，相处一段时间后又发现：“（王静斋）宝贵的性格使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卑膝和媚骨。他是阿林中的钢，是个硬骨头，是民族的脊梁。”马鸿宾将军读过他的文章，称赞他的杂文有鲁迅之风，将军还风趣地对他说：“你爱吃辣子，你吃完辣子，就不要吐辣子了。”他听完心领神会，哈哈大笑。
7. 他一生清寒，而内心高贵，且有远见卓识。声名赫赫的他，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往往是居所之内，独有只床，经书之外，别无他物。尽管在社会上、在教内外有着极大的声望，但朴素的情怀延续了他的一生。有一回，他在北京街头偶遇一个宛姓穆斯林，宛姓人得知是王静斋时，大惊失色地说：“近年来王静斋三字，震我耳鼓，说其如何阔绰……而今相见，何言奢华，我今始知外间之讹传不足信也。”
他是一个很不幸的父亲，从来不隐藏自己的情绪。女儿王汝瑜回忆：我大姐1931年突然去世，父亲悲伤过度，几个月不出门。胞兄王宝琮生于公元1910年，父亲办《伊光》月报时，胞兄高中刚刚毕业，就帮着去办报纸，校对、印刷、发行。《伊光》三周年时，胞兄结婚了，后来有了一个儿子。1933年冬天，哥哥23岁，由于工作上的长期疲劳，再加上因为琐事生了一肚子的闷气，突然病倒了。中医上说，这种病是“气冲筋”，不久后哥哥就因医治无效去世了。不久，胞兄的儿子、我一岁的侄子也夭折了。父亲做主，我嫂子也改嫁他人了。后来很多年，我父亲整天晚上睡不着觉，心里耿耿于怀，母亲也一度精神失常。
王静斋有着宗教家达观的一面，也有着为人父者苦痛的一面。然而，他的坦率和开明使他能够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内心。1946年5月5日，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毕敬士在上海采访到了王静斋。在毕敬士看来，“他是个著名的穆斯林学者”，“有敏锐的政治家意识和头脑”，“政治立场是走中间道路。”毕敬士还说，抗战爆发后王静斋在河南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以援助国民政府，但是国民政府却把这个组织交给了地位显赫的白崇禧。“他（王静斋）抱怨说，国民党利用这个组织作为自己的工具，同时不赋予它真正的权力。现在，共产党正试图与穆斯林改善关系。”
他赠给毕敬士的名片上，写着行政院参事、中国回教协会总会监事的身份。这说明，尽管对国民党抱有很多不满，但身为元老级党员的他并没有放弃国民政府。毕敬士看到了他的名片上，写着他的著述和翻译的书目，计有：《中亚字典》、《伟嘎业》、《至圣穆罕默德史略》、《回耶雄辩录》、《回耶辩真》、《真境花园》、《古兰经译解》等。他还对毕敬士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可以联合起来，为中国的宗教生活而奋斗。”
8. 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客者”是他的标签。在那个国家破败，生死存亡的时代里，他行踪飘忽不定，居无常所，即便身为分文，也要心忧天下。南京沦陷后，大量难民涌入武汉，流亡汉口的王静斋不忍坐视，说服回族大实业家陈经畲创办难民救济会，分设6处收容难民5000多人。“按日供给食宿，每餐有菜两份，每周整队出外理发沐浴一次，集团生活颇有条理。”国民政府军委会得知后，传令嘉奖。
同时代的阿訇人物中，马松亭办理成达师范，达浦生办理陇东伊斯兰师范。痴心于汉译《古兰经》的王静斋，并没有像他们一样领导起一所新式穆斯林学校。他早年就说过，自己的性格不允许去办学，他所肩负的任务是译经和办报。尽管如此，并不妨碍他是一位优秀的客座教授。实际上，他在这两所学校都曾担任过客座教授，并且极为关心学校的发展。
1942年深秋，他离开银川，来到平凉，应邀出任陇东师范阿专班班主任。时任校长马汝邻说，请一个全国闻名的大阿訇来担任班主任，实在是屈尊了，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答应了。陇东师范阿专班成立后，许多投考的学生就是冲着他来的。旅居平凉近三年间，有意栽培了一个戴眼镜的河南籍学生——陈慧。这个叫陈慧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日后声名显赫的陈克礼。
1945春天，66岁的他已不能按时给阿文专修班上课。国立陇东师范阿专班的学生，集体去找校长马汝邻请愿无果。随后，学生代表前去找王静斋讨要说法，否则两便——实际上，就是学生要求罢免王静斋。学生代表之一陈克礼说：“你翻译的书好，自然是好事；可你贻误青年，却是不可原谅的。”听罢，他非常恼火，冷冷地对陈克礼说：“我素常最喜欢你，你不该带头反对我”。说完，背着身子蹒跚走开。
陈克礼并不知道，此时的王静斋已被肝病所困。几天后，王静斋结束平凉的教学生活，独自悄然前往兰州。
王汝瑜回忆：“父亲当时是肝病，肝部长了个瘤子。他去兰州是为了治病，但又不告诉我生怕我担心。在国民党兰州陆军医院就医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当时，医院的医生要他上麻药，父亲执意不肯……手术取掉了两根肋条。一起的病号还有大夫们，都称赞他是老黄忠。”
9.女儿王汝瑜年轻时，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曾担任过宁夏女师的教员。1940年代初期，王孟扬做媒，她嫁给了复旦才子、甘肃古浪县县长孙克武。孙克武是贵州安顺回族人，与当时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同一籍贯，加之才华出众，因而颇得谷正伦的器重。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静斋抱病返回内地。一则为出版《古兰经译解》（丙种本）而奔波，二来探望暌违已久的家乡故旧。王汝瑜说：“父亲是从兰州与我们分别的，从此他就离开了西北。再后来，我和父亲同在贵州、近在咫尺，也不曾谋面。我对父亲最后的印象，就是1945年离别的那天，他穿着陈旧的打着补丁的蓝布袍子，挥手向我告别。”
回到京津后，他受到了家乡子弟隆重的欢迎。患疾日重的他，依然关心着各地教务，他活动的身影也不断地出现在主流报端。此间，他还以“中央回教总监”的身份前往河北视察教务。在沧州南门外清真北寺演说时，突降大雨，人们站在雨中聆听大阿訇的演说，没有人中途退场。他说：“沧县实为华北回教发源地，而目前回教教育日见退步，实为可惜。并谓今后应注意两点：（一）振兴教育，发扬回教教义；（二）打破古新行之分，以期宗教融合化一。”由此可知，此时他所关心的仍是回族教育、教派团结、回汉各族团结问题。
1946年10月上旬，就在《古兰经译解》（丙种本）即将出版的前几天，他的胞弟王济民突然去世。至此，长子王宝琮、胞弟王济民这两位协助他创办《伊光》报的亲人，都已先他而去。他痛心欲绝地说：“余心情极悲伤”。
1947年4月，68岁的他完了毕生最后一部译著——波斯诗人萨迪的名著《真境花园》。出版商在序言中恭敬地介绍：“王静斋，吾教之耆宿，阿林硕彦也，数十年来，率真守教，淡泊功利，埋首苦干, 孜孜不倦，以译著为职志；如天经之汉译，中阿字典之刊行，阐扬正道，裨益内外，辅弼教育，领导后学；至伊光报之编辑,教化广阔、泽及全国穆民,丰功伟绩,诚胜于任教一方也。”斯言非虚，这是人们对王静斋公允的评价。
10. 转眼之间，昔日不羁的幼童已到病痛缠身的晚年。流水的生涯里，王静斋大多数时候一个人孤独上路。没有哪个人能够终日雅奏相伴，你甚至看不清谁是他的高山流水。然而，大家却由衷地敬重着、怜惜着他。1947年秋，学者王孟扬在南京遇见了须发苍白王静斋，得知静老行将去安徽寿县清真寺讲学时，顿觉迟暮凄凉。
1948年，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从安徽寿县出发游历西南各省，考察中国回族教育现状。年底，受中国回教协会派遣赴，飞跃海峡，创设台北第一座清真寺，担任首任教长。他在台湾仅仅生活了几个月，便难以忍受当地的气候，加之病痛所累，匆匆在1949年的春天返回大陆。
女儿王汝瑜回忆：“父亲没有钱治病，他骂过的白崇禧将军把他接到香港、广州，几年间先后做了四次手术，加上兰州的一次，总共是五次。所有医疗费用，都是白将军出的。”他在广州就医期间，有回族同胞观察到：“他脸色因为肝病而发黄，眼珠都鼓出来了，但他仍不停地看书写作。”
1948年秋天的旅途中，他忽然接到了学生陈克礼的来信。陈克礼在信函中，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学业进展情况，此外特别向老师道歉——称三年前在国立陇东师范学校时，对老师的出言不逊。这时候，陈克礼已在他人口中，得知老师已经患病多年，内心充满深深地歉疚。
王静斋在复函中痛快地说：“余已进入垂暮之年，精神不及以往，但是仍在执笔苦干抢做未竟之工。能否如愿以尝，只待今后的寿限为定。嗣后盼望常来信联系。人到老年，深盼青年扶持，一切思想落后，更望青年予以指正。”
信文里满是期望，没有责问，不加嗔怨，这是大师的胸怀和风采。陈克礼接到老师的复函后，愧悔万千，在日记中说：“想起三年前在平凉我们罢免他的事情来……这个老头实在得很，性直爽，心中没有坏点（子）。我以后应该跟静老学，按我的性情，很可能走到静老的路上去，他的衣钵我应该来继承。”
时在北大读书的马福龙，也和晚年王静斋保持着书信联系。但是，“（静老）每次来信并未提到有啥疾病。”
11 他最后的时光在贵阳度过。1949年4月上旬，白崇禧派飞机从广州把王静斋护送到桂林。随后，他从桂林启程，间关跋涉，于5月上旬抵达贵阳。贵阳清真寺的教长听说王静斋阿訇回来了，立即辞学，重当学生。
王静斋来贵阳，实际上是想和女儿王汝瑜见上一面。那时候，女婿孙克武已经辞去甘肃省古浪县县长职务，携妻王汝瑜举家回到了贵州平坝县家乡居住，静观时局的变化。1949年春天，国民党原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转任贵州省主席。履新贵州的谷正伦，使用旧部，再三请出孙克武襄助自己去处置地方政务。
孙克武、王汝瑜夫妇接到父亲来到贵阳的讯息后，却不能及时前去探望。当时，王汝瑜在百里之外的家中照料着几个月大的孩子，而丈夫孙克武则在更远的安顺担任县长。王汝瑜回忆：“父亲无常的当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牙疼，突然就惊醒过来了，心里只想着父亲。那时是凌晨三点，天下着大雨。我再也等不到天亮了，连夜就叫了滑竿，抱着孩子往贵阳赶。一路跌跌撞撞，第二天清晨七点多，才赶到了贵阳。”女儿赶至贵阳时，父亲的埋体已经送至贵阳郊外的白桦山上。大阿訇归真的那天，是1949年5月25日。
毕生辗转奔波，王静斋最终没有等来河清海晏，阖家一聚的日子。他归真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穆斯林纷纷举办了纪念活动。是年秋天，新疆二十万回族总教长马良骏阿訇闻讯，率领迪化二十三坊回族穆斯林，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在乌（鲁木齐）市首坊陕西大寺, （人们）以搭芦席棚、宰牛、炸油香, 开念古兰经的方式, 来悼念这位为伊斯兰教鞠躬尽瘁的大阿訇。”
人的一生，总会被涂抹上时代的色彩，但是一个人的秉性与学识却能影响到自己可能企及的高度。王静斋阿訇用自己毕生的经历，回应了今天的我们所在意的许多现实问题，且以行动者的姿态留给我们丰厚的思想资源。译经传教、办报救国，构成了他人生的主题词。他有着书生的狂狷傲骨，也有着伟大的旧道德、爱国心。从他毕生的努力来看，他的事业与中国社会发生了互动，产生了共振，并且得到了非穆斯林同胞广泛的理解和尊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王静斋阿訇不仅是宗教的宣扬者，仍不失为社会的改造者，国家的建设者。
一代宗师，厥功甚伟，被众拥戴，但却毕生简朴，向来都缺少钱用。在他归真的时候，已身无长物，留给女儿的惟有1945年秋在兰州分别时的脑海影像。从此以后，他在1940年续娶的妻子——四川雅安刘汝馨女士，怀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孑遗，隐居都江堰，开始了漫漫岁月的坚贞相守。
数年之后，有过一面之交的美国传教士毕敬士接到了他谢世的讯息。随后，毕敬士在早些年写好的关于王静斋的笔记中，补记了阿訇归真的详细日期，并在末尾处添加了四个字：中国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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