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父亲白寿彝抱着学习新知识，寻求新思想的愿望离开了河南开封，去了上海。他先在上海文治大学函授科班学习，随后便考入了本科班学习。后因上海政局十分不稳，又在祖父的多次劝说和催促下，父亲只得于1926年夏返回开封老家，转学到了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继续学习。
中州大学是河南省最早建成的最高学府，前身是经河南省临时会议决定而创立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创办于1912年，首任校长为著名教育家林伯襄先生。当时类似这样的学校在全国仅有三所，其他两所为北京的清华和上海南洋学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河南督军冯玉祥应教育界人士在河南创办大学的要求，决定从查抄军阀赵倜的财产中拨出专款作为大学的筹备基金。1923年3月3日，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州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
父亲在中州大学学习期间，曾亲受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的指导，他是我父亲大学学习期间的导师之一。父亲总得良师教导，也算是他的福分。其中嵇文甫先生对父亲的影响较大。嵇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校长达二十多年，是当代著名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1928年秋，父亲将自己的文章《先秦哲学三大师》呈嵇先生指教。此后，嵇先生曾到家中找我父亲谈学问，又邀我父亲在开封教书。父亲曾在开封高等中学、开封第一初级中学代课，不过共计只有三周之多。在动乱年代，学生无心学习，老师亦就无法教课了。父亲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效力的想法也就没能实现。1934年，嵇先生又与我父亲商议共建商务印刷所事宜。父亲那时也得知嵇先生多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多次入狱，知晓他是共产党员，父亲从内心十分尊敬他。解放后，师生来往更多。嵇先生常来北京与父亲研究学术、教学等事。他们尤其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等方面常有共识；对于母校的教育改革，大学文、史、哲学科的教学与学术探讨方面涉入更深。
父亲在中州大学学习不满一个学期，后来因北伐政局动荡，学校停了课。大约在1927年秋，大学才又复课。此后，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父亲出于无奈，只好于1928年春再次到上海文治大学学习。在这几年之中，父亲在文治大学与中州大学往返就读，1929年大学毕业，分获上海文治大学和中州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父亲在中州大学学习期间，开始接触了国文与哲学，也为他后来的史学研究道路铺垫了基石。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当中，父亲一生都在用他的所学致力于史学研究的实践。
1928年4月23日，父亲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版上，公开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这篇论文像一把匕首插向了中国的旧势力、旧文化，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崭新的观点和新生的力量。文章内容气势之大、胸怀之广、思维之深、思想之新，在当时社会状况之下，让人想不到它竟然出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学生之手。
约在1928年冬或是1929年春，父亲在开封约了一些给《河南民报》副刊常写文章的熟人，一起创办了一个文艺刊物《晨星》半月刊，并任主编。那时，父亲的文章《先秦思想界三大师》中的部分篇章就发表在《晨星》半月刊上。
1929年9月，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父亲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生活仅有三年，但对他来讲，这三年的学习对他今后从事的各项学术研究工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年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住陋室，一件蓝布大褂穿了洗，洗了穿；父亲脚上穿着一双张着嘴的布鞋，走在路上，走一段就要弯下腰去提他那双因穿久而变了形的线袜子；一天两顿饭经常吃的是白菜炸酱面或者是几个烧饼加上一碗菜汤。尽管如此，那时的父亲对能够到北平上燕京大学，已经感到相当满足了。虽然生活清苦，父亲却丝毫也不放松学习、研究，《开封歌谣集》正是父亲在1929年公开出版的。在《开封歌谣集》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父亲对故乡那浓郁醇香而又具民俗趣味的乡俗民情的喜爱。这本集子也是父亲早期对民俗学研究的成果。
后来，父亲又写了《中国古代的龙凤龟麟崇拜》《关于处女的迷信》等篇文章，又于1930年10月写了《五行家底歌谣观》一文，发表在《睿湖》第二期上。
1949年，中国社会跨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俗学也相应得到发展。此后又经过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一段时间内民俗学又沉入低谷。即使如此，父亲在这段时间里，又于1962年写了《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等有关民俗学的文章。
1932年父亲研究生毕业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失业，在1932年至1937年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父亲一直处于失业状态，只能靠着微薄的稿费养活一家人。1937年，父亲被北平研究院聘为名誉编辑，但是仍然没有工资，只是按工作量取酬。在这段年月里，父亲时刻为生计奔波，但艰难的生活并没有让父亲放松对史学的研究。
1935年，二十六岁的父亲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具体说来是从伊斯兰史和回族史研究开始的。这年1月至5月，父亲在家乡河南开封创办了《伊斯兰》期刊。父亲创办月刊之意图十分明确，即“将伊斯兰研究引进较为广泛的学术探讨的范畴”。
他在《伊斯兰》期刊首期的发刊词《我们的自白》中表明：期刊之主旨是为了探索一般原始宗教的“理论根据”、“哲学基础”；总结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回族文明的内容和特质”以及“如何提携了欧洲的近世文明”；探索传入中国“非常久远”的回教，在“种族”和“文化”方面给予中国什么，又从中国的“土著”那里得到了什么。
当时，父亲精心于这本刊物，并在其中思考着中国伊斯兰的诸多重要学术问题，二十六岁的他已热衷追求中国伊斯兰文化。这一年里，他主办的《伊斯兰》期刊共出了五期。
在《伊斯兰》期刊1935年第四期上，父亲发表了《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这对于父亲来讲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他第一次发表关于中国回教史料的文章；这是对论述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如果我们没有中国回教之史料，根本就不可能去研究中国回教之一切。
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中，父亲说：
“吾人今日如为教史澈底打算，则请从辑录中国回教史料始。此项工作，用一分气力，即可得一分成绩。此种成绩将非少数人所私有，而为大众之公器。
“如为教史澈底打算，则请从辑录中国回教史料始。”
父亲一语道出研究中国回教史就一定要从辑录中国回教史料开始。父亲刚刚开始回教史和伊斯兰教史研究，即注重史料的收集，并且“以史料为大众之公器，非少数人所私有”的精神又是如此纯真。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史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也往往是研究的过程。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确实十分艰苦，并非是一般人所能坚持做好的。
1935年底，金吉堂先生的《中国回教史研究》出版。次年，父亲以《中国回教史之研究》为题，发表评论，说陈垣先生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为中国人对于中国回教之第一篇有系统的讲述”，而“回教人正式发表其对于中国回教史之整个的看法者，实以著者（金吉堂）此书为首创”。父亲十分关注回教史的研究，父亲讲：“中国回教史之研究方在萌芽时期，专题之研究及材料之编译，均无相当之成绩可资吸取。”父亲赞赏金先生“综观全书，不无可疵议之点”，又“完成此编，实已难能”。父亲在提到该书优点的同时，又指出“本书需要修正补充之点亦甚多”。他指出书中关于“回教”与“回民”之论述“有所未妥”，说“回教固不能离回民而存在”，而“回民之各种活动，并不必亦决不能为完全回教的也”。这种将宗教与民族不等同，既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又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的论点，在当时，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显得尤为可贵。
《中国交通史》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交通史方面的专著，它比较全面地看待我国历史上的地区、路线、法令、时代特点，同时注重把握各个时代交通史的发展，在体例、内容和表述形式上都有独到之处，这也是父亲发表的第一本著作。这本史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部。
1936年2月中旬，父亲在开封过完春节后返回北平，这是父亲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第二次赴北平寻找工作。正好，顾颉刚先生也从老家苏州过完春节后返回北平。此时，顾颉刚先生带回了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正准备找人分头去写。顾颉刚先生找到父亲，让他承担这套丛书的《中国交通史》一书。顾颉刚先生又对父亲讲好，稿酬每千字为五元钱，可分批交稿，分批支付稿酬。当时，这对父亲来讲是件天大的好事！父亲经过两个来月的运筹，大约在4月开始动笔写《中国交通史》的第一章，10月《中国交通史》的第五章完稿，全书约十万字左右，写得较为顺手。《中国交通史》一书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1984年、1987年、1993年先后在上海、郑州、北京有翻印本。
《中国交通史》一书，有日本人牛岛俊作的日文译本。牛岛俊作在他的译文本《序》中称《中国交通史》是：著者阐述以上诸端，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采用无遗，且都注明出处，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
这部《中国交通史》，不仅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而且对于父亲来讲还蕴藏着更多的史学潜能有待迸发。
这年，父亲二十八岁。作为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已显示出他对于国家命运、社会前途的关注与责任。他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作的”等等话语，是写在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之后，七七事变前夕的。只要我们回溯历史，就会感受到父亲的这些话是多么地沉重，多么地有分量。由此可以看出，父亲从他踏上治学道路的时候起，就明确了自己作为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1937年，父亲参加了西北考察团，到绥远（今内蒙）、宁夏一带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的状况。这一次西北考察，为父亲的回族史研究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考察中，父亲忧虑地注意到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之落后，并把见闻一一作了记录。由于七七事变，考察中断。父亲在西北考察中，以日记的形式书写了《绥宁行纪》和《甘青行记》。
1937年3月7日，父亲在《大公报》上代顾颉刚先生作了《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父亲在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负担。”
父亲一直坚持着“民族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主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7月29日、30日两天北平、天津相继失陷。8月13日，日军紧接着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937年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父亲痛恨日寇，抗日的民族热情极为高涨。当时，父亲写的《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很大，尤其对京、津、沪和西北地区的影响更大。他在《回教的文化运动》中指出：“直到东三省失掉，日本的大陆政策给我们以严重的压迫，才使我注意到边疆，因注意边疆而连带注意到在西北各省最有力量的回教，因注意回教而和教中人士多所往来，才敬服他们信仰的忠诚，团结的坚固，做事的勇敢，生活的刻苦，使我亲切知道，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负担。但要回教徒担负起这沉重的职责，必先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的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
在父亲的一生中，讲得最多的话就是：我是回族人，我爱我们的中华民族；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友好团结是至高至上的。中国回教的文化运动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友好团结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保证，同样也是回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起的基石。父亲的一生也同样为之努力，为之最终的实现而始终如一地奋斗着，这可能并非只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与使命！
自父亲的《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发表，继而数年孜孜不倦、激扬文字，最终汇成当今父亲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论。
1990年10月，父亲又在一个讨论会上发言谈及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阐述“统一”与“多民族”的民族国家的辩证关系。父亲最终指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
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战火愈烧愈烈，父亲宁死不做亡国奴，携带全家老少离开开封，路经武汉、桂林、柳州等地，最后到昆明。当父亲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他“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着眷口东西地流浪着”。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