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云
“吃什么像什么”的谚语，道出了食者的社会身份：吃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吃，其实是特定民族的文化标识。因此，一般的政府以为，通过蚕食个体或群体的饮食传统，再辅之以其他配套措施，便可以弱化其社会文化认同。在政策层面上讲，一般政府都会寻求通过改变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使其饮食文化趋同于主体民族，来达到同化或弱化少数民族的策略。这样的文化同化政策，据说可以增强政府管控少数民族的能力、增强它们对由多数民族控制的国家的忠诚度。
在穆斯林斋戒月，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府采取了诸多饮食政策，试图处理与维吾尔人之间的关系。 新疆政府的饮食政策，包括禁止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在校学生封斋，并为他们在白天提供饮食。因为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在斋戒月期间无须封斋，所以这些规定本质上是重新社会化维吾尔人的一种举措，试图通过破斋来弱化维吾尔人的穆斯林属性，增强他们的“中国”属性。
封斋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全球所有的健康穆斯林在这个斋戒月期间都要封斋，以便集中宗教功修、进行个体身心反省以及出散施舍，从而在信仰上更靠近真主，在经济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在社会上更贴近弱势群体，以便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作为穆斯林的维吾尔人，如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民众一样，自然也要责无旁贷地封斋。
但是，在维汉关系绷紧的现状下，新疆的斋戒月却被独树一帜地高度政治化。新疆地方政府擅自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宗教政策：其中包括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其他各省高官政要，公开出席各种祭祖拜孔活动，甚至进行各种抽签算卦等封建迷信活动）、维吾尔人不得跨村礼拜、非官方的伊斯兰出版物居然被列入“扫黄打非”范畴。甚至维吾尔人与生俱有的男性长髯，居然也被列入打击对象，更不用说维吾尔妇女的头巾被暴力摘除现象。还有，新疆警方挨家挨户突击搜查宗教读物的行动，在中国也堪称一绝。
今年的斋戒月监控，在反恐行动的背景下更显得声势浩荡。除了上述措施之外，新疆很多州县地区的国家机构和单位，居然将监督维吾尔工作人员和在校学生白天饮食的工作，当成一项政治任务。皮山县工商局的网站报道了该单位进行“恳谈会”来系统化地破斋。哈密地区的民族宗教和统战部门召开专门工作会议，确保对维吾尔斋戒月的控制。即使那些私营的店主，如果因为在斋戒月期间，以装修的名义而停业的话，也面临着各种各种的行政和政治惩罚。
严禁封斋的目的，在于强迫维吾尔人远离穆斯林的斋戒月文化，从而靠近主体汉人的饮食文化，进而将其融入到汉人社会。这些同化措施，在新疆自1990年代以来的庞大“认同”产业中，得到地方政府和利益群体的大肆鼓吹。2004年以来，新疆地方政府及其御用文人，将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新疆抽象为针对维吾尔人的四个心理学“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因为中国的主体民族的汉族没有封斋的习俗，维吾尔穆斯林斋戒月期间的封斋传统，被认为有悖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新疆穆斯林习以为常的斋戒月封斋传统，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居然被上升到国家认同和忠诚的高度。更为恐怖的是，这些认同基本上是心理学上的概念，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法律框架。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中国历史上的叛国者，即常说的汉奸，其实往往是那些最熟悉中国社会、文化、制度的汉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道，居然被新疆地方政府做成“同而不和”的虚假团结。
更为严重的是，对那些早已纳入中国政治体制和官僚机构的维吾尔人进行斋戒月的监控，其实将会进一步弱化作为维吾尔人精英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既存的紧密关系。正如新疆观察家最近所注意到的那样，新疆地方政府对维吾尔宗教的严厉政策，早已复兴了很多世俗维吾尔人的宗教情结。伊斯兰教在这种结构性族群对立中，便不再仅仅是一个宗教，更成为反抗新疆地方政府政策的抵抗象征。如果斋戒月禁斋这样的左倾政策持续存在，维吾尔精英同中国的关系会越来越远，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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