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其家族遷移的歷史
作者：曹磊
天气渐热，卧室的窗户正对着的西山也逐渐由灰黄变得葱绿，进而变得浓绿，山上的樱桃花开了又败，直到挂上一颗颗小红灯笼。雨后打开窗户，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山色在氤氲的雾气中如眉黛般舒展，让人心境也随之润朗起来。
母亲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北京看望我们。接站时看着她日渐驼下去的背和一天比一天蹒跚的脚步，我的心里一阵酸涩，赶紧扭过头去。每次无数遍不要带东西的叮嘱总是毫无用处，冰箱总是被塞到合不拢。如今现代化的交通手段，使故乡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车程，然而尽管只有几个小时，我每年也难得回去一两次，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呆上几天。然而母亲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不多呆几天，也不问我到底在忙什么，在她看来，我做的所有的事情自然有我的道理，而她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给我提供些帮助。
离别故乡的日子越多，故乡的影像也越模糊，平日里奔波生计，难得有闲暇，只是夜里常常梦到小时候生活的大院，醒来还要思忖半天，自己到底身在哪里，真是有点“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意味。父亲说过，回民人没有故乡。我们的家族，从南京到沧州，从沧州到塞外，在我这一代又来到了京城。看着熟睡中的儿女，他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西山上漫山遍野的樱桃滋养着他们的童年，北京就是他们的故乡。
我的家乡呼和浩特老城在民国的时候被称作归化，这是明朝皇帝赐的名字。在清代归化设厅，属大同府管辖。到了民国，归化与旁边的绥远两县合并为归绥县，作了新成立的绥远省的省会。归绥这个名字由于有比较强烈的大汉沙文主义色彩，在建国后随着自治区的建立改用了现在的蒙语名称，意为青色的城市，这个名字据说也很有来历，是当年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的都城。然而老人们喜欢叫这里做“贵化城”，他们常说这个地方是个福地，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不管是前清、北洋、国民党、蒙疆政府还是新社会，政治上风云板荡，老百姓还是过一样的恬淡日子。这个城市位于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界线上，从明代以后，这里因为游牧人口和农业人口进行贸易而繁荣起来。农耕地区的茶叶、布匹、食盐和游牧地区的牛羊、驼毛和皮革在这里进行交换。民国以前，这个城市定居的人口主要是山西来的客商。山东、河北一带的回族买卖人也不少。回族人聚居的牛桥一带，现在是市中心，过去是城关，现在还遗留着旧城北门的地名，尽管城门早就不在。这里也是牛羊的交易市场。很多回族人以充当买卖双方的掮客为生，俗称伢记。蒙古人将回族人称为“浩腾”，意即做买卖的人或者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京张铁路通车以后，从天津运来的各种产品在张家口集散，归化城的商人就赶着驼队，将各种产品销售到西北新疆各地。小时候在家里，每天晚上茶余饭后，我都躺在炕上，就着昏黄的灯光听爷爷和他的兄弟们讲述那些年轻时候拉骆驼的日子。那是我的社会启蒙。这些极具冒险精神的故事之于我来说，就像《西游记》一样诱人。
男人都有历史癖，喜欢研究自己的来龙去脉。层层累积的历史总是阻挡不住人们对它的好奇心。家族传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了明确的家谱，然而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供人想象。听老人讲，先人大概是在同治年间，从河北沧县来到塞外。沧县属于沧州地区。现在还有一个叫做曹庄子的地名，我去过沧州数次，可惜没有去过曹庄子。据去过那里的父亲讲，现在村庄里大部分还是姓曹的回族人，也保留着清真寺和族谱。家族从明初到清末，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五百年，有几十代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家外迁塞北的先祖名讳，在家谱上清晰可见。沧州靠海，沿海的土地十分贫瘠。从沧州市区到海边的黄骅港，沿途都是盐场，还有个形象的地名——盐山县，堆积着山也似的盐。到了清末，人地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这里的人携家带口，来到东北、内蒙、津京一带定居。我们家的先祖也挑着担子，带着家小，来塞外谋生。他们把沧州的教门带到了这里。清真寺里诵经的沧州老调成了人们对故乡的记忆。
然而沧州也只是我们家历史上的驿站，据说，再早的祖先是跟随明成祖朱棣，随龙保驾，从南京来到了沧州。华北一带的回族多有这样的说法，据《冈志》记载：“燕都之回回，多自江南，山东二省分批来者，何也？由燕王之国，护围（卫）军僚多二处人故也。”而且大家似乎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应天府上元县二龙岗。南京明初由集庆路改为应天府，下辖六县，上元县是其中之一。我查遍《万历上元县志》，有好几处以岗命名的地方，但就是找不到二龙岗这个地名。马名骏先生根据明代太监柳智的墓志铭以及《金陵梵刹志》考证：二龙岗实为二郎岗，位于金陵南郊永宁禅寺之西，聚宝门一带。就是现在南京的雨花台东岗。明初的时候这里被称作“羽林二郎岗”，是羽林卫驻守的地方。因为羽林卫当中多有回回士兵，所以还有一座专门为这里的士兵修建的清真寺（敕建城南礼拜寺）。大概由于二郎岗上有两股泉眼，所以也被称为二龙岗或二泉岗。
明初归附的西域人大多被安置在城南一带，明代军队实行卫所制度，这些西域人都被编入千户或百户，随着朱棣的军队携带家属赴各处驻扎，形成了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回回营。河北一带有“一溜十三营”：西大营、怀德营、平家营、勉家营、前所营、平家营、高碑店回回营、梁家营、陈村营、大礼营等等；这些军营向北直到北京、天津、唐山和山海关、东北一线。秦皇岛素有“先有清真寺，后有山海关”之说。此外，北京有常营、康营、顺义回民营，山东有七十二连营，山西长治有三道营，河南有开封回回营、兰考回回营、潢州回回营、邓州铁家营，襄城兵部营；吉林有扶余西南营，其余宁夏、甘肃、云南一带，也有很多以“营”命名的地方，这些地方多半都与回回士兵的驻扎和回族的迁移有关。卫所成了这些西域归化之民的归宿，这些人在驻地定居下来，他们多是武夫出身，没有在文献上留下太多的记录。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忘记了西域，只记得二龙岗这个入华的落脚之处，把那里当做了自己的故乡。然而东南形胜，江吴都会，南京历朝都是文物繁盛的地方，有太多的地名被湮没在浩瀚的历史当中，很少有人注意过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南京似乎忘记了回回人，回回人却没有忘记南京。二龙岗这个地名，也就成为了回族人记忆当中的一个符号，好像山西洪洞的大槐树一般。
每个民族的历史都分为神话时期、文献时期和现实时期。《春秋》公羊家把历史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汉董仲舒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清初顾炎武说“孔子得据其所见以补之, 至于所闻, 则远矣! 所传闻, 则又远矣!”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分别对应着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穿透历史的表层，研究隐藏在历史深处的脉络。南京时代，是我们家的神话时代和所传闻世，沧州时代是我们家的文献时代和所闻世，而归化城时代是我们家的现实时代和所见世。同样也是很多回族人家的三世。
回族人的历史，在中国恢弘的历史长河当中只是一条涓涓细流，不为人所知，然而又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她始终保持流动的特点，从一个地方流向另一个地方，沿着边疆、运河、铁路和商贸中心，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兴，又随着动荡战乱而衰，不断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不管这个国家的历史如何波诡云谲，她总是在表层的深处静静流淌。流动已经成为民族的象征，使这个群体始终难有故乡之感。其实对于回族人来说，教门就是故乡，只要能守着教门，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久而久之，连回族人的性格，也带有某种“中介”的特点。她处在中原和边疆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它将身边的两者沟通起来，它把属于此一方的物质文化产品搬运到彼一方，又把属于彼一方的物质文化产品搬运到此一方。这种沟通在中国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就好像维持中华民族肌体的维生素一样，微小却意义非凡，使这个国家真正成为了一个整体。然而她始终与这个国家的主流和边缘都保持一定距离，在身边的两者看来，她既有和自己相同之处，又都属于他者和另类，总是难免有隔膜和不信任感。在混乱年代，她是这个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在和平年代又容易被人忽视甚至误解。这种味道有些苦涩和无奈，不过这也是这个民族不断拼搏奋斗的动力，这种力量生生不息，无远弗届。
曹磊 2015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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