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4 回民菁英的世俗化趨勢

最近一位有穆斯林身份的政治人物歸真，歸真的原因與早期回協創始人類似，都是與酒有關所引發的結果。這邊不是深究這位政治人物的信仰與否，而是從上述這兩個例子中，可以看到這百年來，回民菁英進入以漢人為主的主流社會後，無論本身與其後代皆有世俗化或是去伊斯蘭化的傾向。

過去老回回曾說過，「官至三品則叛教」。清朝回民當官，除了敬拜安拉之外，在朝堂中不得不向皇帝叩頭謝恩。然這些進入主流的回民菁英會用一套論述方式（即二重忠誠）合理化這種矛盾。今日皇帝沒有了，但華人社會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與主流社會交流，喝酒便是最有效與對方搏感情的方式。簡單的說，要爬到社會的中間或是高層，回民必須捨棄部分的信仰規範，迎合主流社會的飲食喜好。(曾經一位研究機構的回民老師跟我說，跟主流社會的非穆斯林交流聚餐，不喝酒不行嗎？所幸目前為止，尚未有非穆斯林長官逼我喝酒。)

聽說回民喝酒在某一個沿海省份是出了名的厲害(我尚未去過該地)。然而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曾是伊斯蘭經堂教育的重鎮之一，出了不少知名的穆斯林學者與復興者，還有第一本波斯文語法。如今這個地方似乎沒有聽到出了哪些知名穆斯林大家。回民給外界只剩下戴白帽與賣拉麵等形象。今日偌大的清真古寺，平常時段空無一人，已成為古蹟觀光景點。聽一位曾去過那個地區的回民博士生表示，那個地方的教門已經沒了。

喝酒只是回民世俗化的一個特別現象。在以大漢民族為主體的社會中，人口比例為少數的回民不免俗受到大漢民族的各種風俗習慣影響。葬禮則是其中一個代表。這就要回到先前提到的兩位具有穆斯林身份的政治人物，因為他們是政治人物的身份，歸真之後的葬禮與一般穆斯林的葬禮便有所不同。原本穆斯林葬禮儀式很簡單，由教長帶領大眾舉行葬禮儀式，不會超過五分鐘，之後將亡人遺體送至回教墓地土葬。但因為上述兩位是政治人物的關係，又或是政治人物的相關關係人已經不再是穆斯林身份，因此在籌備葬禮的過程中，便有許多非信仰的考量存在。如早期那位穆斯林政治人物在歸真之後，因是黨國大老的關係，沒有辦法依照伊斯蘭原則於三天內下葬，遺體放了一個月。當時這個事件引爆穆斯林社群內部的矛盾與分裂。

這些飲食與葬禮爭議，時常出現在回民社群中。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回民這個群體在大漢民族國家與社會的尷尬定位，難以理念與現實兼顧。

隨筆3 近百年回民的演變：回民菁英典範的轉移

歷史上或傳說中的回民，給人的是忠實、誠懇、豪爽與可靠的形象。雖然當時物質條件不佳，這些回民能坦然接受現狀就這樣過下去。而今日的網路回回展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模式：對自己人好鬥、自以為是、為一點微不足道的事情或是只有少數回民能懂的事情而沾沾自喜。這種巨變不到一百年的時間。為何會這樣呢？

昨天與一位不是屬於這類型的年輕回民討論當前回民的發展。我跟他說，民國時候代表回民大眾的回民多半來自華北與江南一帶。他們有一股強烈的企圖心，想為其他地區貧窮與未接受教育的回民大眾提升整體社會地位。基於共同宗教信仰，這些回民特別對於生活在西北的回民有一種憧憬與想像，他們自認有這個使命幫助西北的回民。然而百年後的今日，屬於這一地區的回民，因外在環境的劇變而萎縮了。取而代之的是來自西北的回民。這些西北的回民現為中國回民事務的領頭位置，另外在網路上多半發言的回民也是來自西北地區。

我這位年輕的回民朋友認同我的觀察。他補充到，過去幫回民大眾發聲的回民，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們看待事情的方式較為全面，也願意與主流社會接觸溝通。而今日自認代表為回民大眾說話的回民，多半來自西北地區，因過去生活在貧困的環境中，又因回漢衝突的歷史關係，有一種自我保護的心態。因此在爬到一定社會地位時，傾向在小圈圈內活動，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慣於在同溫層取暖，或是毫無自覺意識的跟者黨走，這對於當前整體回民而言，只有壞處沒有太多好處。當前的伊斯蘭恐懼症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除了回民內部感到受委屈外，並沒有得到其他非回民的廣泛同情。黨也似乎定調，放任那些有心人士攻擊回民的信仰與生活習慣。

隨筆2 當前中國穆斯林的紅色性格

今日是中國共產黨建軍的90週年。這個建軍是從1926年的「南昌起義」開始算起。這篇不是談共產黨的建軍歷史，而是看到微信中，不少穆斯林知識階層張貼中共建軍的圖片與文字有感而發。

這些穆斯林可以說是又紅又專，視中共為帶領中國走向復興大道的唯一政黨。這點我沒有任何意見，對他們的觀點保持尊重。但從歷史的脈絡來說，這些穆斯林知識階層的思想出現嚴重的混淆。除非他們的祖父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效忠紅軍，視國民政府為寇讎，不然我也無話可說。

這些穆斯林知識階層時常在網路中，推崇民國穆斯林的「新文化運動」，但他們不可能不知道，那些參與「新文化運動」的穆斯林菁英階層(政治、宗教與知識份子)，絕大多數都是與國民黨或是國民政府有關，從台灣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與國民黨黨史館的檔案，以及那個時期中國穆斯林出版的知名期刊(如月華、清真鐸報等)，沒有一條顯示那些穆斯林菁英與中共或是紅軍有實質密切的聯繫關係。相反的，那些穆斯林菁英趁勢與國民政府合作，享有相對獨立自主的空間，從事理想中的「伊斯蘭運動」，以提升當時中國穆斯林群體貧與窮的困境。

撇開歷史事實，單從今日中國穆斯林在中國社會的處境來說，這些極力擁戴中共的穆斯林知識份子，已經陷入思想混亂的狀態。這兩年，中國穆斯林普遍皆能感受到社會一股反穆斯林的氛圍，但不曾見到這些愛戴中共的穆斯林知識份子站出來說句公道話。我在另一個不屬於那些明顯擁護中共的穆斯林群中，看到他們對於回族這個族群的未來十分悲觀。他們認為當前檯面上說話的那些穆斯林或回族學者，對於網絡上謾罵穆斯林的行徑毫無應對能力，除了自怨自艾外，毫無作為。至於為何會有這種現象，可以另行發文分析。

隨筆：民國穆斯林與當前中國穆斯林的異同處

看到今日微信上中國穆斯林的網路言論與想法，便有些想法不得不說。某方面來說，今日中國穆斯林與七八十年前的中國穆斯林相比出現了斷層。如1930年代中國穆斯林的熱血、奮發、爭取自主的精神，在今日中國穆斯林的身上完全看不到。相反的，從微信中，看到中國穆斯林知識階層的憤概與無能為力。會有這些現象，一些人認為是大漢民族主義所造成。但問題是，民國時候的中國處境比今日更為險峻，大漢民族主義不漸得比今日淡化，但那個時期的中國穆斯林似乎比今日更有獨立自主的空間。後來想一想，是否與當時國際環境局勢有關，中國穆斯林與那時的國民政府面對共同的外來挑戰(日本軍方的回教工作)，國民政府知道中國穆斯林的優勢，而中國穆斯林也樂於與國民政府合作。（但續）

後記：後來將我的想法提出，一位中國穆斯林回應說，一黨專政導致當前民間社會缺乏應有功能所致。這方面我同意他的看法，但仍有些矛盾點在。如那些在網路上仇視穆斯林的大漢民族主義學者，如果他們與民間社會無關，那代表他們的言論至少是中央所默許的，不然難以解釋為何網路上有如此仇視穆斯林的一股運動。

百年中国最惨烈的宗教杀戮：当代穆斯林问题的隐忧

很恐怖的一篇文章。比喻不倫不類，似乎在為屠殺少數民族辯護。完全不提中央的角色。

近年来，大陆的穆斯林问题逐渐在两个方面呈现出令人忧虑的现象。

1、旧有的“工地诈骗”、“饭店打砸”、“强租强卖”等层出不穷的小部分穆斯林同胞违法难治的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善，这就使得相当多的非穆斯林屡受欺辱而无处伸张，民间怨愤和恐惧不断传播累积。(回漢衝突)

2、政府、企业出于维护非穆斯林、穆斯林团结之初衷，而推动的“清真立法”、“美团外卖”等措施，引发部分非穆斯林的不解甚至恐慌。这种不解的背后，是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群体在习俗、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彼此隔阂和误解。

而这两种现象，很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在1900年，华北地区的农民在干旱的逼迫下，以义和团的身份对当地的基督徒举起了屠刀，即是如此。

穆斯林思想家評傳

《评传》缘起：

她的前身竟然是《伊斯兰思想史论》

张维真

在伊斯兰历史上，涌现过许许多多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他们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星星，在伊斯兰思想的星空留下他们特有的璀璨和辉煌，不仅对伊斯兰思想史，而且对世界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予以探讨和研究，从他们的思想中汲取对我们今天的穆斯林及世界有益的价值和意义， 一直是萦绕在我头脑中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追溯到我出国学习之前，由临夏外国语学校（原中阿学校）奠基者马志信老师（人称白哈阿訇）等前辈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伊斯兰思想家”的信息，接触到埃及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中国伊斯兰思想家陈克礼（1923—1970）等的有关思想。

后来我所知道的一个思想轨迹是，马志信的思想和中阿学校的诞生得益于陈克礼的中正思想和团结理念；陈克礼是近代伊斯兰学者和先驱王静斋、庞士谦和马坚的学生；而马坚等的思想源自留学埃及时受近代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希德•里达等人的影响；被马坚誉为“近代回教学术泰斗”的穆罕默德•阿布杜，受益于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以后的岁月里，我又进一步追索，阿富汗尼又受到哪些思想家和改革家的影响呢？这些思想家和改革家是谁？他们都有哪些重要的见解和观点？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思想又有哪些继承者？他们的卓越思想有无后来的超越者？如果有，他们又是谁？他们各自对穆斯林共同体又有哪些贡献和影响？对这些思想渊源的探求，成为我一直以来的兴趣和爱好，甚至成为我天性的一部分，乐在其中，身不由己。(經學系傳譜？)

在巴基斯坦学习的岁月，不夸地说，自学的精力和时间多于正式上课，呆在图书馆的兴趣超过在课堂按部就班地听讲，与历史上那些大思想家们生活和对话的时间多于眼前授课的老师。我痴迷于那些思想家的智慧和建树，他们的胆识和勇气，他们对历代穆斯林复兴运动的影响与贡献。出国前对我的思想产生巨大震动的是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特别是他的名著《伊斯兰、基督教与科学文化》（马坚先生译为《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

大师已逝 音容犹存——访马金鹏先生长子马博忠老师

优索福 伊斯兰学术城,2004.7

2004 年 4 月 11 日上午，春光明媚，在和煦的春风中，柳絮满天飞。我与师兄骑车前往北京西区贯石山下，采访已故阿拉伯语大师，《 < 古兰经 > 译注》的翻译、编著者——马金鹏先生的长子马博忠老师。一路上，我与师兄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已经出版的几种汉译《古兰经》版本，各自的优点和特长，也大胆地推测尚未出版的马金鹏先生的《古兰经》译注的风格和特色，不知不觉间，我们便来到了马博忠老师的寓所——西颐小区       未等我们看准门牌，马博忠老师已从室内热情地迎接出来，互道色兰，入客厅落座。主人非常热情地端上糖果，让茶倒水。极为清雅干净的室内散发着芬芳的书香，条机中间一台旧录音机正低音播放着《古兰》诵读的磁带。诵经者的声音虽有些苍老，但发音却十分准确，声调悦耳。师兄问，这可是马老先生的遗音？马老师回答，这正是先父在世时诵读《古兰》的录音。       稍作寒暄，便话入正题，我问起马金鹏先生翻译《古兰经》的缘起和经过。马博忠老师开门见山地说， 先父在北大执教期间，原无译注《古兰经》的计划，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父亲产生了译注《古兰经》的念头。 那是 1989 年开斋节，北大穆斯林师生举办了一个联欢晚会，以庆祝节日。当时，伊斯兰教协会的马贤先生和沈遐熙以及马坚先生的夫人马存真女士都参加了联欢晚会。会前，在会客厅里，马松亭阿訇、沈遐熙还有马存真女士和父亲协商为马坚的汉译《古兰经》附加一个勘误表的问题。因为沙特有关方面已经郑重向中国伊协提出这一工作，希望马坚先生的译本中的一些失误得到更正。沙特每年朝觐季节要散发大量的马坚译本的汉译《古兰经》，但却发现其中有些失误需要更正。当时，父亲建议说，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应该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一个译经委员会，集思广益，有计划有组织地完成这一工作，并当众表示“如果需要我参加译经委员会的话，我是可以不顾年迈体弱参加这一工作的”。

苏冰：我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瞬间 - 中国民族报电子版

1949年之後出現所謂的「回族」

　　苏冰，回族,1915年6月生。离休前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委主任，曾荣获国家“三八红旗手”、宁夏“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等称号。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妇女干部，苏冰对党的民族政策及自己从事的工作有着深刻的体会。

　　我从小生活在河南南阳瓦店。在我很小的时候，做小买卖的父亲去甘肃做生意，被土匪打死在半路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少数民族群众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更谈不上什么民族平等了。乡下的日子实在难过，土匪围寨，小偷挖墙，我们孤儿寡母整日胆战心惊。后来，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举家迁到新野县城里。城里的秩序稍微好些，母亲在街上摆个摊子，卖点儿袜子、手巾、镜子之类的小杂货，勉强度日。

　　虽然家境清贫，母亲还是支持我读书。小学毕业时，我已经十五六岁了，我争取到母亲的同意，到开封读公费师范学校。母亲把家中的两个戒指当掉给我做路费，我带着这些钱，独自到400公里外的县城读书，准备考取开封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回民女孩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读书，在别人眼里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我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刻苦学习，第二年就考进了开封女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许多流亡学生从北平、天津涌到开封，我们这些开封学生就与平津学生一道，热血沸腾地走出课堂，到乡下宣传抗战、到前线参加抗战。后来日本侵略者逼近开封，开封女师南迁，我没有随学校南迁，而是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其中几段与民族工作有关的经历尤其难忘。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为清真寺题写了牌匾 (延安有回民聚集區？)

说不尽的王静斋

作者引用當時不少報紙與文人學者，評價王靜齋阿訇的古蘭經譯本

说不尽的王静斋

2015-11-04 14:57阅读：1,007

爬在客厅地板上，铺开收集到的王静斋阿訇（1879—1949年）的资料，一页页地阅读，一点点串连起这位伊斯兰长老的生平行状。渐渐地，我看到了一种罕见的宛若千古春秋游侠名士的正气，在浮浪中逆流而来：

“（他）很像画里的寿星”，给人“饱经风霜与变故”的感觉，有“谈吐不俗有学者风”。“终年总是一件蓝或灰色布袍裹身，乍看去像商人又有些土气”。“眉宇间有一种严肃的凛然之气”，对人“从来不摆大阿林（学者）的架子。”

不知别人怎么看，我是极喜欢这样的学者形象。2015年9月，我们去宁夏韦州东阳女校看望学生，在教室黑板上罗列出20世纪几位大阿訇的名字，王静斋竟享有最广泛的知名度。究问原因，学生们说他是第一个汉译《古兰经》的穆斯林，大家仍在参考他在1946年出版的译本。事实上，王静斋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中国穆斯林一个灿烂的符号，是正义与良知的代名词。青年时代起，他就以一个阿訇的身份，肩负起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改造之责。他说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是，人间正义磅礴，世界光明大同。

1922年，43岁的他去埃及求学。在艾资哈尔大学，他与坦达威老师讨论“爱卧代尼是属伊玛尼”。老师强调：“父母之邦，各有维护之责，一旦不幸，财产被夺，妻子离散，尤当振起精神，与强权者相奋斗。只知礼拜，不问其他，而独不以国破家亡为耻乎。”两年后，王静斋回到祖国公开发表文章《谨守回教与爱护国家》，明确自己的国家观念：

教法何以随国法？ ——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内容摘要：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它在唐宋、蒙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分别被视为习俗、通制、礼法和信仰。“教法随顺国法”是国法与教法关系的主线，其实质是“教随人定”，即穆斯林遵从国法，国法规范教法。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教法大于国法”的情况，更多是国法对教法的主动包容和吸收。理解两者关系，应以实际为准，就事论事，切不可从概念出发，将虚作实。本文提出的“教法随国论”即是对此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当代作用在于理顺政教关系，整合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抵御“教法治国论”等极端思想。

 关键词：伊斯兰教  教法  国法  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林，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

一

   伊斯兰教法的权威性源于穆斯林对真主的信仰。穆斯林相信，真主造化并主宰万物， “沙里亚”(Shari‘ah，伊斯兰教法)则是通向“真主的大道”。教法作为指导穆斯林宗教与日常生活的一套准则，其权威性毋庸置疑。如仅就宗教而言，这本无可非议。然而，若将其置于特定国家或社会，则难免产生一个“棘手”问题：既然伊斯兰宗教法律的权威性来自真主，而世俗法律的权威性来自国家，那么，在穆斯林眼里，究竟是国法高于教法，还是教法大于国法？如果选择遵从国法，就是不忠于信仰；而如果坚持教法，则必然有悖国法。面对两难困境，穆斯林该如何抉择呢？

儿思如债 ——谨将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 端庄·随笔

薛宏

我的父亲薛文波（1909-1984），字锦章，号西村，经名哈吉·达武德。北京市人，回族，世居北京西村马甸。他是我国近代回族著名的爱国人士、卓有建树的民族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回族教育家、诗人和爱国民族主义者。

这许多年来，每当我从网络上、典籍中和许多学者、老者的言谈中听到和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与冲动。

我知道，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自己关于父亲的鲜活故事。但我对于父亲的回忆却与西部有关，与横贯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有关。因为它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最大的山系。对于中国的远古先民来说，昆仑山是遥远、神秘而恐怖的。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一切神秘才具备了地域上的前提。而我认为昆仑是名副其实的众山之王，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2009年，是家父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之年。按理说已诞辰100周年的父亲本应该淡出我们今天的视野和记忆，淡出我们纷扰的记忆年轮了。可我在反反复复的深思追问中还是想：100年，漫长的100年该有多长！

我们民族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不也就是短短的几十个100年吗？我们祖国的屈辱史与崛起史不也就是100年内外吗？我时常想，父亲和他所经历的时代有太多的苦难、饥荒、战火、离乱和浩劫。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他正是在那样一个不同寻常而又英雄辈出的乱世里，完成了他自己北平成长、西北谋功、抗日南行、麦加朝觐、随军进藏、落脚甘肃的坎坷人生轨迹。这种人生的抉择何等难能？而他的人生起伏又恰恰演化成整整一代人的心理共振，沉淀为早已逝去的那一百年沧桑的时代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