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隆 马献喜 ||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訇（上）

珍貴的史料，找到百年之前陝甘回民起義的一手資料。

虎 隆   马献喜

普洱马阿洪，名寿清，中国伊斯兰教陕西学派云南籍著名阿洪。在清朝同治年间参加陕西回民起义期间，用“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正大光明》，简要记录和回忆了那时回民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账目、作者的感想、回民被左宗棠大肆屠杀以及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等：本文以普洱马阿洪一生的历史和陕甘回民起义为轴线，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根据民间调查、口头传述和文本资料，对普洱马阿洪的生平、著述略作介绍，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关键词：消经日记：《正大光明》：普洱马阿洪：陕甘回民起义。

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和2006年，笔者在甘肃进行回族古籍民间调查。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平凉倾听一位80多岁的回族穆斯林长者向我们讲述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时，他告诉我们，听父辈们说，马良骏阿訇的“吾斯塔子” [ 阿拉伯语译音。意为“老师，教授”。]普洱马阿訇[ 本文涉及到普洱马阿訇的大部分资料是笔者在民间调查回族古籍时根据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春阿訇的外孙苏志兴老人和马长生阿訇等的口述而整理的概要。]在陕西回民起义中，以“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记载了那时起义回民被“左屠夫”（左宗棠）大肆屠杀和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起义失败后，普洱马阿訇全家被清政府“安抚”平凉上杨翟家沟。这本“随军日记”现仍由他的后代保存。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对普洱马阿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着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寻找查阅了一些涉及普洱马阿訇的文本资料，根据稀少的文本资料和其他线索，我们制定了调查大纲，决定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民间，笔者九次从兰州赴平凉和庆阳董志塬等地，展开了对普洱马阿訇历史断断续续长达一年多的民间调查，行程近万里，采访三十多人，最终在平凉找到了了解普洱马阿訇历史的几个关键人物：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春阿訇的外孙、85岁的苏志兴老人，普洱马阿訇的重孙“随军日记”的珍藏者——马维才“朵斯体”，马维才的岳父、82岁的马长生阿訇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志兴老人和马阿訇认识和了解我们的父辈。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和相关历史的考证，我们终于对普洱马阿訇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今年6月中旬，笔者利用在昆明参加南京大学、哈佛大学和云南大学举办的文明对话国际会议的机会，会后又去了云南的几个地方，对普洱马阿訇的一些情况做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还电话采访了开封善义堂清真寺和成都皇城清真寺的几位“多斯体”，通过他们了解了一些关于普洱马阿訇在开封和成都等地任伊玛目的历史。非常欣慰的是，经多方的努力，做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马维才终于于今年5月25日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民间传说中珍藏了130多年的普洱马阿訇用“消经”文字撰写的“随军日记”——《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訇写给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舂阿訇的一些信件等。当时，在征得马维才的同意后，笔者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翻阅了《正大光明》、阿拉伯文书法对联，以及马良骏阿訇写给普洱马阿訇次子马鸣舂阿訇的一些信件等。“消经”文字让我们两个阿拉伯语科班出身的人相形见绌，拼读不准确，多亏马长生阿訇的帮助，才使我们读懂了一大部分，了解了大概的内容，当时我们都感觉到非常兴奋和激动，不由自主地齐声脱口而出：“Allahu Akbar(真主至大)！”根据民间调查的陕甘回民起义历史的口述资料、马长生阿訇、苏志兴老人叙述的普洱马阿訇用“消经”写给马占鳌，力劝他审时度势，接受左宗棠的“安抚”、避免生灵涂炭的往来书信的内容，以及普洱马阿訇“消经”日记《正大光明》的记载，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研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终于显现了出来：

中国有多少清真寺失去了功能

据中国有3万多座清真寺，居于五大宗教活动场所之冠。但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清真寺究竟有多少，却没有人统计过。    但是我们确实亲眼目睹到许多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已经丧失了其最主要的功能，比如礼拜、记主、宣教、学习、精神互助、文化交流等功能。更重要的是1000多年来，群众选拔最虔诚、最敬畏、最廉洁、在当地最有威望的人管理清真寺这种模式在许多寺坊已经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有些地方不信教的人、五毒俱全的人，甚至无赖、恶霸操纵管理着清真寺，这样的清真寺难道还有生命力吗？还有民主和慈善可言吗？

    我简单分析一下，在中国死掉的清真寺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

人类学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田野反思

摘要：人类学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可归入宗教人类学或民族宗教学的跨学科范畴,学界很少从学科上进行过总结和反思,因此对田野和研究作品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多置之不顾。许多初涉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从业者,多在了解了片段性的民族风俗习惯后即匆匆进入田野,缺乏基本的人类学和伊斯兰教知识体系,这样的研究与人类学提倡"深描"的专业要求相去甚远。因此,从田野工作方面进行反思,许多研究作品都存在欠缺,甚至存在缺乏田野常识、伦理和真实性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伊斯兰教人类学 宗教人类学 伊斯兰文化 深描 中国穆斯林 门宦 穆斯林社会

　　

作者简介：马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阵边疆研究院教授

 　　

　　人类学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可归入宗教人类学或民族宗教学的跨学科范畴，学界很少从学科上进行过总结和反思，因此对田野和研究作品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多置之不顾。许多初涉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从业者，多在了解了片段性的民族风俗习惯后即匆匆进入田野，缺乏基本的人类学和伊斯兰教知识体系，这样的研究与人类学提倡“深描”的专业要求相去甚远。因此，从田野工作方面进行反思，许多研究作品都存在欠缺，甚至存在缺乏田野常识、伦理和真实性等问题。

研讨论坛：圣训在中国的传播

介紹聖訓翻譯在中國的歷史發展與現況。

一、圣训概述

“圣训”，是伊斯兰教的重要经典，也有人译为“圣谕”，原词是阿拉伯语，即中国穆斯林常说的“哈迪斯”，有“言语”、“故事”、“消息”之意。圣训是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570-632年)言行录，同时，经先知认可或者默许的他人的言行，也被列为圣训范围。圣训是伊斯兰教教律的重要依据和渊源，是对《古兰经》的原则精神、基本思想和各项规定的具体阐释和细化，是世界各地伊斯兰文化的根基之一，是规范全球穆斯林伦理道德与行为方式的准则，也是各界了解和研究伊斯兰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

另一个与“圣训”相关的词语是“圣行”，在阿拉伯语中称作“逊奈”。“逊奈”的原意是“道”、“道路”等，引申为“人们所遵行的常道或传统”。穆斯林以先知穆罕默德为自己在宗教生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效仿的榜样，于是他的行为成为穆斯林必须遵守的“逊奈”。因此，在伊斯兰文化中，“圣训”与“圣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概念上有所重合，但是在词义的内涵与外延上依然存在着差异。具体来说，“圣行”一词有着更加浓厚的教法学色彩，指根据传述或辑录的“圣训”，经权威教法学家分析并演绎为穆斯林应当学习效仿的具有普遍性的一些先知的行为。这些“圣行”还分为“被强调的圣行”和“可嘉的圣行”等，在教法学上也有着不同的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教法学家根据“圣训”可演绎出的并非只有“圣行”，例如当然的义务“瓦吉卜”，被允许的行为“穆巴哈”，被厌恶的行为“麦克鲁赫”，被禁止的行为“哈拉姆”等。因此，“圣训”侧重于先知的言行本身及其传述辑录，而“圣行”则是关于某一具体行为的教法学性质与定位。但在现实的使用中，由于这两个词在汉语中发音及语意的相似性，存在着较为常见的混用现象。

马海云：道托论法——感觉阴谋

大凡伟大的宗教和有德行的修行者无不致力于宗教交流与和谐。正所谓，道生东方，道生西方，道贯东西。因为大道至同才有了人性相似、人心相通。用简单的人类学概念说，诸如饮食禁忌、信仰、婚姻、家庭等基本的文化制度为人类共享。因此，凡高僧大德，无不超然于个体宗派之上而追求大道至同。具体到古代中国，则有儒、释、道之交流产生的中华道统;上升到精神层面，则有回、儒论道结出的璀璨果实。稍具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明清两代回儒交流之密切甚至产生了以“汉可塔布”(汉经)为代表的回儒著述，这些伟大的精神遗产今天还滋养着中国的文化，并为我们的国家战略提供有益的指导。

　　在个体层面上，明清两代诸如王岱舆、刘智、马注等为代表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和佛、儒学者论道参禅的轶事，早已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佳话。这一大道至同、各派相敬的传统在当代中国也屡见不鲜，如澳洲净宗学院院长，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董事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净空法师发愿印刷王静斋阿訇的《古兰经译解》三万册，以佛教之宽容抒发回教之大道。这些无不印证了中国文明对话的传统源远流长。各种文明都在为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做出贡献。

　　相比于高僧之大德，个别不学无术的所谓宗教人士因为无知而发出的奇谈怪论不能不让人担忧。近日一个名为梁兴扬的所谓道士在一篇题为“清真立法或许是一场阴谋”的网文中，居然把国家加强清真食品管理的提案“感觉”为“阴谋:”

　　贫道却“感觉”: 这或许是一场阴谋，是在设立一道墙，隔绝在大部分世俗化穆斯林与我们之间的高强，甚至可能认为培养更多极端分子。(参见梁道士的微博)

谈谈中国穆斯林的保守 | 端庄·微言

中國總理李克強造訪寧夏清真寺的評論

新年伊始，有件事让我们中国的老回回们感到特别攒劲。克强总理莅临宁夏纳家户清真寺，在大殿上与众位乡老盘坐谈心。印象中如此级别的国家领导人参观清真寺并与群众围圈而坐是历史上头一回。对于一直以来倍感憋屈的老回回来说，算得上是扬眉吐气。其实我们中国穆斯林特别容易满足，给点阳光就灿烂，更何况是如此的冬日暖阳。于是乎，大家弹冠相庆，似乎我教的春天就要来了。有人开始反思，我们穆斯林过去一直无法融入主流，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不向周围的汉族同胞主动宣传伊斯兰，主动把自己封闭起来，从今往后，我们要一改往日的冷漠，打开大门，让各族同胞都进来看看，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嘛，既没有恐怖分子，也没有供着猪八戒，就是一间清清静静的大殿，一座普普通通的浴室，再就是几个老人围坐一起，讲些天南海北，蜚短流长。

   我们说中国穆斯林保守，往往是有两个参照物，就是同为三大宗教的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常常以一种积极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用说，身边每个人都有被基督教强行传教的经历。至于佛教，从小时候看《西游记》开始就默默启蒙了，很多回族孩子，包括我小时候，对佛祖菩萨的了解远远多于对先知和圣门弟子的了解。中国主流文化也经常把这两大宗教作为研究对象，与中国本土的儒学作为对比，他们常常忘了还有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已经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年。而对于伊斯兰教，主流文化除了猪肉以外几乎一无所知，也从来见不到有人传教。回族的青年人在工作中往往羞于谈自己的信仰，与基督徒见人就传教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至于我的一个年轻同事有一次问我，你咋不向我传教啊！

郑和、亚欧大博弈与中国 “重返西洋”战略

從伊斯蘭角度看鄭和下西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中东三国之行两提郑和，在中国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引起热议。在印度洋北岸国家的沙特和伊朗重提郑和，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明朝郑和下西洋对于当今中国以及印度洋地区所呈现出的新的历史意涵。解读郑和，不能仅仅始于明代，也不能仅仅止于中原。对郑和及其航海意义的解读需要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亚欧大陆背景，即游牧民族/文化和农耕民族/文化的长期互动过程中进行动态观察，才能洞察明代中国在与亚洲内陆游牧政权互动中的这一惊人之举。

　　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和历代中国中原政权的二元互动关系自元明以来表现的最为清晰。中国历代政权之建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游牧民族之入侵并拓疆，一类为中原农耕民族之守成及守疆。元明清的政权更迭清晰地勾勒出晚期中华帝国（无论是游牧民族建立的蒙元-满清还是中原民族恢复的朱明）的两大政权类型及其互动过程。蒙元和满清也许代表了近代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建功立业、开疆扩土、合纵连横的最成功案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 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大力仰仗并结盟亚洲内陆族群。从蒙古征战到满人征服，无不闪现非汉群体的身影，尤其是亚洲内陆的蒙古、满人、维吾尔、藏人、回回。尤其在元清两朝的西北边疆，穆斯林尤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可从成吉思汗的穆斯林商队、元代的财政制度和人事安排、清代的满-回联盟（以香妃为标志）可以窥探一二。这些以亚洲内陆语言、群体、联姻、习惯法为依托的 “少数民族政权“使得晚期中华帝国在亚欧大陆的强权竞争中不但成功开疆掠土、奠定了今日中国之辽阔疆域，而且更是击败了亚洲内陆最后的游牧政权准格尔、遏制了崛起的俄罗斯，成功了捍卫了中华帝国在亚欧内陆的支配性地位。

陕学阿訇----周老爷，字默斋，名良俊（约1770—1850年）

周老爷，字默斋，名良俊（约1770—1850年），陕西泾阳县塔底村人，生活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老爷对吾教经典造诣很深，人们尊称为周老爷。据考证，周老爷在乾隆后期，即1790-1840年间，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任教六届，有“六来堂”匾额高悬大殿（文革被毁）。周大阿訇在西安小皮院主讲数十年，全国各地，包括东北三省、西北五省、中原、华北各省，沿海及云贵等地学人，慕名而来陕求学者数百余人，大成挂幛开学者160余人，而出类拔萃者则有著名的八大弟子和诸小弟子。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因此而而誉满全国，成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伊斯兰最高学府。从小皮院出来的阿訇辐射全国各地，中国经堂教育再度复兴，再显辉煌。从周老爷开始，陕西学派逐渐形成，以精细讲研认主学，经注学和教法学为其学风。

周老爷生活的时代，是陕西伊斯兰教最兴盛的时期，当时关中地区已发展到800多坊，回族人口近百万，西安城已成为全国伊斯兰文化中心和经堂教育中心。周老爷是胡太师开中国经堂教育之先河150年后，伊斯兰经学已显衰微和寥落之势，时有周老爷应运而生，他中兴了经堂教育并缔造了陕西学派。老爷的数以千计的弟子们从西安学成后，分赴西北、华北、中原、西南诸省开学，使周老爷的学统覆盖了全中国。时至今日，一度辉煌的山东学派、东南学派，早已荡然无存，而唯扎根在陕西的周老爷开创的陕西学派，二百年来，经久不衰，仍在光彩熠熠，引领全国的经堂潮流。
周老爷归真后，“者那则”由大弟子马什尔阿訇领站。首埋泾阳塔底村，陕回起义失败后，泾阳县再无回人。西安教民迁坟至沙金桥古寺，五八年宗教改革，毁寺焚经，教门坍塌，古寺变成了工厂，古寺老社首逼迫将老爷的坟迁至西安三兆公墓，迁坟的路上，香气四溢，经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