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李克強造訪寧夏清真寺的評論
新年伊始，有件事让我们中国的老回回们感到特别攒劲。克强总理莅临宁夏纳家户清真寺，在大殿上与众位乡老盘坐谈心。印象中如此级别的国家领导人参观清真寺并与群众围圈而坐是历史上头一回。对于一直以来倍感憋屈的老回回来说，算得上是扬眉吐气。其实我们中国穆斯林特别容易满足，给点阳光就灿烂，更何况是如此的冬日暖阳。于是乎，大家弹冠相庆，似乎我教的春天就要来了。有人开始反思，我们穆斯林过去一直无法融入主流，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不向周围的汉族同胞主动宣传伊斯兰，主动把自己封闭起来，从今往后，我们要一改往日的冷漠，打开大门，让各族同胞都进来看看，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嘛，既没有恐怖分子，也没有供着猪八戒，就是一间清清静静的大殿，一座普普通通的浴室，再就是几个老人围坐一起，讲些天南海北，蜚短流长。
我们说中国穆斯林保守，往往是有两个参照物，就是同为三大宗教的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常常以一种积极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不用说，身边每个人都有被基督教强行传教的经历。至于佛教，从小时候看《西游记》开始就默默启蒙了，很多回族孩子，包括我小时候，对佛祖菩萨的了解远远多于对先知和圣门弟子的了解。中国主流文化也经常把这两大宗教作为研究对象，与中国本土的儒学作为对比，他们常常忘了还有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已经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年。而对于伊斯兰教，主流文化除了猪肉以外几乎一无所知，也从来见不到有人传教。回族的青年人在工作中往往羞于谈自己的信仰，与基督徒见人就传教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至于我的一个年轻同事有一次问我，你咋不向我传教啊！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当中有句名言，我们常翻译为“存在即合乎理性”。那么穆斯林的这种封闭保守现象的存在是否也有其合乎理性的地方呢？
我们先来大致回顾一下三大宗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根据可考证的历史，佛教从后汉进入中国，至今已经快两千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统治者，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的热烈欢迎，从魏晋到隋唐的几百年间，佛教达到了顶峰，南朝四百八十寺，神州大地遍浮屠。几大石窟的开凿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几大高僧的西行东渡留下了无数的佳话。华严、净土、法相、律宗、密宗、禅宗，在中国遍地开花，统治者（如武则天）利用佛教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动摇了儒学的地位，这引起了儒生们的激烈反抗。从中唐开始，儒家基本教义派一直把排佛老作为最重要的任务，韩愈甚至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也就有了后来的几次灭佛运动。宋代以后新儒学兴起，宗法家族社会形成，佛教渐渐退出了意识形态的核心，成为民间的朴素信仰。元清两代，由于统治者的族群属性，佛教又有一定程度的复兴，不过终于没有再对儒学的现世地位发起挑战，而是进行了自我改造，满足于成为人们的心灵需求。中国人形成了儒释道的意识形态，由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佛教是专门管来世的。佛学也成了中国人主要研究对象，随便翻翻《明儒学案》，很多大儒都是“出入释老数十年，反求六经又得之。”近代以来，不管是章太炎还是南怀瑾，讲起佛学来都是大家。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则要曲折得多，从唐代开始基督教的一个支脉景教就进入中国，然而现在只留下一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基督教真正开始发生重大影响是从明末的耶稣会开始。此时西方已经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提供给中国世界地图、先进的火器、精确的历法。大明朝在教士们面前有点底气不足，以至于南明永历小朝廷的后妃太监都受洗成为了耶稣的子民，还分别取了教名。皇太后马氏起教名为玛利亚，皇后王氏的教名为亚纳；皇太子起教名为康斯坦丁。面对咄咄逼人的满清，永历皇帝还以太子康斯坦丁的名义给罗马教皇写信求援，希望十字军能救大明一命。还真有一支澳门葡萄牙人组成的洋枪队曾经在广东小挫清军。此时的基督教已经以一种强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后来的历史不用说了，大家中学课本都学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刻骨铭心的痛，每次发生教案，都是草民滚滚人头落地。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了超然的地位。当时的中国人在欧洲人面前自卑得抬不起头来，以至于要废汉字，改血统。连日本人打败俄国，都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激动得奔走相告。西方人的坚船利炮、铁路工厂、法律科技，连同基督教一起成为现代性的表象，传教受到保护。中国人在基督教面前低下了高昂数千年的头。
然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比起前面二者来则要黯淡得多。虽说从唐永徽二年大食就已经遣使来朝，唐明皇的时候还因为贡使磕头不磕头闹了点小矛盾，然而翻开正史，有关伊斯兰教的内容除了《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的西域番邦传记里面提到一点点外就再也找不到了。本土的伊斯兰教就只能从明人笔记、清人小说里面寻一点蛛丝马迹，不管是《南村辍耕录》《癸辛杂识》还是《儒林外史》，回子的形象都相当不堪，让人无法直视。我们回族人自己的口述史常常提“十回保明”，正德皇帝的宗教身份，郑和海瑞李贽的伟大贡献。然而十回保明找不到其他佐证，正德皇帝在正史上是个滑稽的角色，郑和海瑞李贽的悲惨命运也让人唏嘘不已。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有了第一次文化觉醒运动，产生了中伊结合的经堂教育，诞生了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一批沟通中伊的文化先行者和他们的著作，这些到现在还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主要课题之一。然而他们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并不明显。直到清末，伊斯兰才以一种比较清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原因不用多说了，那是一场弥天的灾难。这场大灾难的后果一直影响到现在，也就是我们刚刚迈出的脚步又缩了回来，变得越来越保守。
伊斯兰在中国的弱势地位是怎样造成的，我想原因很多，谁也解释不清。我们没有如佛教那样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也没有基督教在近代强大的政治经济地位，我想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伊斯兰诞生的太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自身的文化已经相当庞杂精密，政治已经相当严整强大，而近代伊斯兰的衰落使其自身难保，遑论影响中国。不过看看曾经的景教、袄教、摩尼教、犹太教，伊斯兰的表现也不算太差，起码在部分人民群众中依然发挥着热力和芳香。
我们对于外来的人总是不信任，带着怀疑的眼光。然而对自己人又表现得很热情，过去人们说，回回千里不持粮，见到有经文杜瓦的牌子，推门进去，总有一口饭吃。伊斯兰就这样在中国默默存在了一千年，在主流文化的夹缝中顽强生长，在主流文化的边缘薄弱地带，还能开出绚烂的花。张承志老师说，它是穷人的宗教。穷人，肯定要保守，但保守也是为了自保，不都是坏处。处在强势的人或事物与处在弱势地位的人或事物在对待外来的影响方面，表现不同是很容易理解的。
当然，如果有一天，清真寺可以自由选择教长，开办教育，出版书籍，发挥一个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我想我们也会逐渐变得开放，欢迎各族群众进来参观。但前提是练好自己的内功，提供更加精良的精神产品。打开门容易，然而打开门给人家看什么就很重要。不然别说吸引外人，自己人也没有几个去的了。如果那一天到来，我们中也一定会涌现出一些优秀的学者，充分与主流文化展开对话。不过伊斯兰教绵密的教法对外来的参观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不可能像寺庙随便烧香，教堂随便唱歌一样，来这儿就得守这儿的规矩，这个没办法迁就。
顺便说一句，其实在海峡对岸，上世纪60年代“副总统”陈诚曾经在台北清真大寺落成典礼上与众穆民捧手接杜阿，但那毕竟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无法与克强总理的来访相提并论。在今天，伊斯兰世界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竞争的平衡器，奥巴马总统不顾国内舆论对其身份的猜疑毅然访问美国的清真寺，默克尔总理更是成为了很多叙利亚难民的“妈妈”，克强总理走出这一步，实在是有远见、有胆识，人民的好总理。
曹磊于二月四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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