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伊斯蘭角度看鄭和下西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中东三国之行两提郑和，在中国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引起热议。在印度洋北岸国家的沙特和伊朗重提郑和，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明朝郑和下西洋对于当今中国以及印度洋地区所呈现出的新的历史意涵。解读郑和，不能仅仅始于明代，也不能仅仅止于中原。对郑和及其航海意义的解读需要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亚欧大陆背景，即游牧民族/文化和农耕民族/文化的长期互动过程中进行动态观察，才能洞察明代中国在与亚洲内陆游牧政权互动中的这一惊人之举。
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和历代中国中原政权的二元互动关系自元明以来表现的最为清晰。中国历代政权之建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游牧民族之入侵并拓疆，一类为中原农耕民族之守成及守疆。元明清的政权更迭清晰地勾勒出晚期中华帝国（无论是游牧民族建立的蒙元-满清还是中原民族恢复的朱明）的两大政权类型及其互动过程。蒙元和满清也许代表了近代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建功立业、开疆扩土、合纵连横的最成功案例。这些“少数民族政权” 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大力仰仗并结盟亚洲内陆族群。从蒙古征战到满人征服，无不闪现非汉群体的身影，尤其是亚洲内陆的蒙古、满人、维吾尔、藏人、回回。尤其在元清两朝的西北边疆，穆斯林尤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可从成吉思汗的穆斯林商队、元代的财政制度和人事安排、清代的满-回联盟（以香妃为标志）可以窥探一二。这些以亚洲内陆语言、群体、联姻、习惯法为依托的 “少数民族政权“使得晚期中华帝国在亚欧大陆的强权竞争中不但成功开疆掠土、奠定了今日中国之辽阔疆域，而且更是击败了亚洲内陆最后的游牧政权准格尔、遏制了崛起的俄罗斯，成功了捍卫了中华帝国在亚欧内陆的支配性地位。
晚期中华帝国的另一政权类型及其对外交往模式是以宋明为代表的中原政权及其“西洋”（南海-印度洋）战略。海上贸易及海路交往对于中国的重要性甚至在唐宋时期的江南就已显现。自唐代以来的交通要道和贸易港口（如泉州、广州、扬州等）将偏安中原甚至江南的政权同更广阔的 “西洋”经济、政治相联系，为宋代提供了可观的财政税收。宋代海上贸易的繁华与规模仅从“南海1号”沉船就可窥探一斑。同样靠江南起家的明朝对 ”西洋“更有宏大的战略。郑和的远航，将中国、东南亚、中东、非洲、（根据英人孟席斯的说法，还有美洲等新大陆）连接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和外交网络，为明代提供了不同于亚欧内陆的崛起模式，最终使得中原政权明朝和亚欧大陆的游牧强权并立、甚至独霸西洋。
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反映出明朝在同亚欧大陆强权竞争时的另辟蹊径战略。 明代对于海上力量、贸易、外交、网络重要性的认知很显然超越了明朝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考量，而且也反映了明朝对欧亚大陆政治生态的历史和现实认知：历时地看，晚期中华帝国的二元政权交替过程中，海上力量开始崭露头角。游牧的蒙古骑兵之所以成功南渡，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回回人蒲寿庚的投降及其奉献的巨大船队（有关蒲寿庚研究，可参见日人桑原骘藏的《有关宋末的提举市舶使西域人蒲寿庚》），而蒙古人从朝鲜东征扶桑之失利则暴露了缺乏强大海上力量的蒙古军力之局限。换句话说，早在欧洲船队到达东亚之前，该地区海上力量已经开始影响甚至决定蒙古和江南政权以及东亚中日的政治秩序和版图 (如南宋之灭亡、日本、爪哇之保存)。作为继任者的明朝不可能不对成于海上的蒙古南征和败于海上的蒙古东征进行研究和思考。
从更广阔的亚欧大陆空间来看，明朝面对的是蒙古在东北亚的残存、帖木儿强权在中亚的威胁、伊朗萨法维王朝在西南亚的崛起，以及奥斯坦帝国在西亚的扩张。换句话说，这些亚欧内陆游牧政权的金戈铁马如同当代东亚的导弹防御体系一样，结构性地阻止了明朝在亚洲内陆的扩张甚至影响，而亚欧内陆政权和及其游牧铁骑（也许只有奥斯曼土耳其在攻打君士坦丁堡时才认识到组建海军的重要性）鞭长莫及的海上交通、贸易和外交则成为明朝的不二选择。不难理解，正是这种基于亚欧大陆的全盘思考和规划，明代的船队不仅造访了东亚、东南亚各国，而且也远航至萨法维和奥斯曼帝国之周边如霍尔木兹和阿拉伯半岛，刚好避开了强权把持的亚欧大陆通道或者路上丝绸之路。不但如此，明朝的船队远航至东非，更是传统亚欧大陆强权所不及。简而言之，明代的“西洋”战略审时度势、绕开了亚欧大博弈，从而成功实现了“西洋”战略再平衡。
尽管很多国外汉学家倾向于将明代描述成一个很典型的本土政权（相对应于外来政权如蒙古），但明代的诸多实践却鲜明地印上了亚欧大陆、尤其是穆斯林的文化标记。正如明代的皇家伊斯兰瓷所揭示出明朝（如同其他欧亚大陆统治者一样）和伊斯兰文化的亲密关系那样，郑和的穆斯林世家本身就是蒙古帝国同欧亚大陆穆斯林紧密关系的真实写照，而郑和祖父和父亲的麦加朝觐则说明了元明以来穆斯林在持续沟通中西交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明朝启用郑和远航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印度洋、中东和东非，不仅仅是他和朱棣的个人关系及其个人能力，而且也同他的穆斯林身世及穆斯林文化知识和人脉网络有关。从郑和船队的穆斯林通译、史官等，就可以看出自唐宋以来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马来人和中国东南沿海人民的海事传统、语言、知识、宗教、情感、网络等对航海成功的重要性。所以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认知绝不只是中原的汉语史观：如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如追逐建文帝、重建供奉体系）；而且也应该穆斯林式的，如法人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日人田坂兴道的《回教传入中国及其弘通》以及其他著述都将郑和下西洋置于中西交通史和中国伊斯兰史框架内研究。甚至在考察亚洲内陆帝国和中国的关系互动框架下，田坂甚至将郑和下西洋同开辟海上朝觐之路相联系。这一学说超越了中原汉学史观，而更符合14、5世纪的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走向，即伊 朗什叶派萨法维王朝的兴起及其对亚洲大陆交通的阻塞、尤其是逊尼派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
在穆斯林国家林立的西洋地区，载有穆斯林官员、通译、水手的明朝航海超越了简单的传统中原王朝的朝贡贸易而上升为西洋各族（尤其是穆斯林族群）之间的情感之旅。这就解释了在5、6百年之后的今天，西洋地区人民有关郑和的记忆更多是伊斯兰式的：如印度尼西亚前总统哈比比感谢中国给印度尼西亚送去最伟大的礼物伊斯兰教；马六甲苏丹迎娶明朝汉丽宝公主的传说至今不绝于耳；印度西海岸马拉巴尔地区人民对中国穆斯林古墓的看护延续至今；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地的考古发掘更多地展现出中国明代在印度洋的遗存。这些有关郑和和明朝的穆斯林式民间记忆表明，从印度洋沿岸人民的视角来看，载有穆斯林船员的中国船队的到来并不显得突兀陌生，而更像是穆斯林亲人的回归。马欢的《瀛涯胜览》也同样表现出对西洋民风民俗宾至如归的亲切和熟悉。时至今日，东南亚穆斯林、印度穆斯林、中东穆斯林对郑和船队的穆斯林感情依存。也许这是中国在印度洋仅存的战略文化瑰宝。趁着郑和及明代中国遗产在西洋各国还没有被彻底遗忘之际，拯救、整理、整合和分享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才是构建中国和印度洋民心相通的希望所在。
在中国再次崛起之际，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时（更不用说美国的东亚导弹防御体系），欧亚大陆的博弈也在如火如荼。无论是中俄东西并行的欧亚通道的战略竞争还是美印南北走向的新丝路的战略围堵都表明未来的路上丝绸之路带的竞争将极其错综复杂，即在同当今亚欧大陆的强权竞争（如俄罗斯、印度、甚至土耳其和伊朗）中，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傲视群雄(这种情形和明代面临的亚欧大陆的政治结构极其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如同明代郑和下西洋所表明的那样，西洋再平衡不失为一个高超的迂回战略。在这一战略之下中国穆斯林将扮演何种角色至关重要（如果明代的郑和船队没有穆斯林参与的话，其与穆斯林世界的交流无法想象）。但需要谨慎的是，将海上丝路称之为 “战略”或“倡议”，都只反映了中国式的单边思维，却没有反映出印度洋地区久存的海事传统和与明朝相关的历史文化关联。郑和、亚欧大博弈和明代的海上交流或许可以启发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或倡议更精确地定义为“重返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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