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聖訓翻譯在中國的歷史發展與現況。
一、圣训概述
“圣训”，是伊斯兰教的重要经典，也有人译为“圣谕”，原词是阿拉伯语，即中国穆斯林常说的“哈迪斯”，有“言语”、“故事”、“消息”之意。圣训是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570-632年)言行录，同时，经先知认可或者默许的他人的言行，也被列为圣训范围。圣训是伊斯兰教教律的重要依据和渊源，是对《古兰经》的原则精神、基本思想和各项规定的具体阐释和细化，是世界各地伊斯兰文化的根基之一，是规范全球穆斯林伦理道德与行为方式的准则，也是各界了解和研究伊斯兰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
另一个与“圣训”相关的词语是“圣行”，在阿拉伯语中称作“逊奈”。“逊奈”的原意是“道”、“道路”等，引申为“人们所遵行的常道或传统”。穆斯林以先知穆罕默德为自己在宗教生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效仿的榜样，于是他的行为成为穆斯林必须遵守的“逊奈”。因此，在伊斯兰文化中，“圣训”与“圣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概念上有所重合，但是在词义的内涵与外延上依然存在着差异。具体来说，“圣行”一词有着更加浓厚的教法学色彩，指根据传述或辑录的“圣训”，经权威教法学家分析并演绎为穆斯林应当学习效仿的具有普遍性的一些先知的行为。这些“圣行”还分为“被强调的圣行”和“可嘉的圣行”等，在教法学上也有着不同的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教法学家根据“圣训”可演绎出的并非只有“圣行”，例如当然的义务“瓦吉卜”，被允许的行为“穆巴哈”，被厌恶的行为“麦克鲁赫”，被禁止的行为“哈拉姆”等。因此，“圣训”侧重于先知的言行本身及其传述辑录，而“圣行”则是关于某一具体行为的教法学性质与定位。但在现实的使用中，由于这两个词在汉语中发音及语意的相似性，存在着较为常见的混用现象。
一段完整的圣训包括“麦特尼”和“伊斯奈德”两部分。“麦特尼”指圣训的正文，“伊斯奈德”指圣训的传述世系。传述世系是关于对正文内容溯源至先知的信息路径。传述世系存在的原因和必要性是因为圣训最初并没有被整理成文，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禁止记录除安拉启示以外的其它言论，以避免与《古兰经》相混淆，但他却鼓励穆斯林口头传述他的言行。所以这个阶段的圣训，称为口授时期的圣训。先知去世后，在哈里发时代，随着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和版图的日益扩大，穆斯林人口数量随之不断增加，现实生活中不断地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而这在最高准则的《古兰经》中有时无法找到直接的明文规定，于是便提出使用圣训来处理和解决新问题。这样搜集、整理圣训就成为当时穆斯林社会的当务之急，一个搜集、整理圣训的时期便开始了。研究圣训、鉴别其可靠性，便成为穆斯林学者所重视的一门学问——圣训学。圣训学家们需要依靠传述世系来甄别一段圣训是健全的还是羸弱的亦或伪造的。
从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几代圣训学者在辛勤搜集到的数以万章计的圣训中，经过细心的整理、研究和鉴别，编出了一些圣训实录，按题目编排。经过不断完善，在穆圣逝世200多年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圣训集。即我们经常所说的“六大圣训集”：《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伊本•马哲圣训集》、《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其中尤以布哈里和穆斯林两位圣训学家辑录的圣训著名，称之为“实录”，故这两部有时合称为“两大圣训集”，另外，再加上大教法学家马里克和罕百里分别编纂的《穆宛塔圣训集》和《穆斯奈德圣训集》以及艾布•哈尼法的弟子收集的《艾布•哈尼法圣训集》也会被称为“九大圣训集”。
二、圣训在中国的流传
圣训在中国的流传，应该是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与《古兰经》一道传入中国，并在我国穆斯林中广泛传播，现今保存的泉州伊斯兰墓碑篆刻着大量的阿拉伯文圣训［1］，可见当时圣训在中国流传的情景。明代，中国穆斯林的传统教育——经堂教育制度形成后，其教育教学中有很大的圣训授课比重。比如，在清真大学开设的13种教材中就有两种为圣训：《虎托布》和《艾尔白欧》。《虎托布》与《艾尔白欧》均为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释，前者侧重于宗教道德，后者侧重于人生哲理。除“十三本经”之外，我国经堂教育中还常用到两本阿拉伯语的关于圣训的文献：《圣训珠玑》和《米什卡提》。只是早期这些圣训都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因为各种原因，仅在穆斯林内部流传，但这时在经堂教学中应该有经师的口头译解存在了。后来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穆斯林逐渐以汉语为母语作为日常交流的语言。许多穆斯林群众已经不懂阿语和波斯语，基本上不能直接阅读伊斯兰教经典。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汉译圣训成为传播圣训的时代所需。我国圣训的汉译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阶段或者形式：
1.零星摘译：已知的最早摘译是在明末清初历时约三百年的伊斯兰经典汉文译著活动中，散见一些汉译的圣训节文，但是总体来说，数量不是很多。此后，中国伊斯兰学者的著作中便可以经常见到这种摘译了。
2.圣训选集通译：圣训选集是指后辈圣训学家从前辈学者已辑录的大圣训集中选取精简一些他们觉得重要的、贴近普通穆斯林生活的，或者针对某一主题的一些圣训，构成内容数量相对较少的精选圣训集，有时还会加以注释。已知的最早的圣训选集汉译本是在清光绪二十年，云南学者马联元阿訇译著的《至圣宝谕》一书。这标志着圣训节选文本有了正式的汉译本，这对于只懂汉语的广大中国穆斯林来说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在《至圣宝谕》刊印前一年，即光绪十九年，镇江清真寺刻印了一本名为《至圣宝训》的译作，这本书从名字上也像是一本关于圣训的翻译作品，但其实内容更像是关于劝善戒恶的传说故事［2］。其讲的是在伊历1307年（即光绪十五年）圣纪之日，守护先知穆罕默德陵寝的谢赫见到先知在空中显现，并传达了一系列的训诫。这种“圣训”并非传统意义上真正的圣训，所以此书也不应当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圣训译本。但是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学术界中有一些对这本书的内容、定位上存在偏差的现象，甚至对《至圣宝训》、《至圣宝谕》这两本出版年代相近，名字相仿的书有个别混淆现象。《至圣宝训》这本书在研究圣训的汉文翻译问题时，它的历史意义可能也就主要体现了当时的中国穆斯林对圣训知识及圣训汉译的迫切渴望。
此后，渐渐有了一些圣训选集的其他译本，中华民国时期主要的作品有以下这些：
（1）民国12年，李廷相以《虎托布》译著的《圣谕详解》(二卷本)由天津光明出版社印行；
（2）民国15年桂乍加么屋甸编著，周沛华、汤伟烈两位先生翻译的《至圣先知言行录》（又名《穆罕默德言行录》）由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社印行；
（3）民国24年，马玉龙编著的《圣训四十章》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印行；
（4）民国36年，庞士谦阿訇翻译了《脑威四十段圣谕》，该书有北京黎明学社本和东四清真寺印本。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重视发掘与保护民族文化，并积极开启与发展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各项文化建设事业开始步入正轨，圣训的研究也迎来了一个新时期，圣训新的选译本不断出版发行，例如：
（1）1950年5月，马宏毅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由北京黎明书社出版，1954年，回民大众出版社印刷发行了该书的中阿对照本；
（2）1954年，北京清真书报社出版了陈克礼阿訇译注的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圣训学家纳绥夫•阿里•曼苏尔教授编辑的《塔吉圣训》(又称《圣训之冠》)上卷。
此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我国的圣训汉译工作便不得不停滞了许多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圣训汉译工作成果颇丰：(中斷30年….)
（1）1983年，甘肃临夏马志信等人以民间的方式油印了陈克礼翻译的《塔吉圣训》（《圣训之冠》）全译本。虽是民间刊印，但这一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填补了我国无大部头圣训经的历史；
（2）1985年，宝文安和买买提•赛来合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汉、维吾尔文本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出版；
（3）1985年，甘肃临夏中阿学校以民间的形式印行了他们翻译的《鲁厄鲁•曼热加尼》(《圣训珠玑》上、下卷)；
（4）1988年，台湾回教协会出版了陈克礼翻译的《圣训之冠》全集(五卷本)。香港和平书局2010年也出版了该书；
（5）1995年河南阿訇赵连合翻译了《圣训经选》(穆赫塔尔)，赵阿訇还于2007年翻译了《圣训明灯》，新民书局（民间）出版；
（6）1996年，穆萨、伊布拉欣和伊里雅斯三人合译的《脑威圣训精华》由民间印刷，成为一些地方经堂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汉译圣训教材；
（7）1998年，马凤德翻译的《利雅德圣训集》(阿文原名《清廉者的花园》)以民间的方式印刷发行；
（8）1998年第1期《西北民族研究》刊载丁俊教授翻译的《200段圣训》；
（9）2001年杨天成翻译了《米什卡提》(又名《圣训灯龛》)；
（10）2002年由马贤汉译穆罕默德•夫瓦德•阿布杜•巴基选编的《圣训珠玑》后，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曾在1982年由中国伊协主持，在北京以阿拉伯文出版；
（11）2008年，苏泽儒翻译的《米什卡特•麦萨比哈》（又名《群灯圣训集》）由新民书局出版发行。此作及（5）中的《圣训明灯》、（9）中的《圣训灯龛》均为经堂教育选用教材《米什卡提》的汉译本；
（12）2013年马建康翻译了圣训注释大家伊本•哈哲尔的《寻根定律圣训简析》，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3.圣训全集通译：虽然有着诸多的圣训选译本百花齐放，但是几大部圣训全集的汉译本始终是中国穆斯林各界及学术界的期待。圣训全集的翻译可以为中国穆斯林学习和研究圣训提供便利条件，有利于圣训的普及，可以称得上将中国的圣训学基础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对于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发展和宗教文明对话都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于是，几大圣训全集的翻译作品也相继问世：
（1）康有玺翻译，杨宗山先生审定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二部相继于1999年1月、2001年5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2）2000年，宁夏同心韦州青年阿訇余崇仁翻译的《穆宛塔圣训集》由宁夏伊协内部印发；
（3）2004年，赵连合阿訇翻译的《艾布•达伍德圣训集》以民间的形式刊行出版；此外，赵阿訇翻译的《伊本•马哲圣训集》、《艾布•哈尼法圣训集》也在民间有所流传；
（4）2007年10月，康有玺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1-9卷）由香港基石出版公司于出版发行；
（5）2008年12月，祁学义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6）2009年9月，马应海翻译的《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由青海出版发行；
（7）2009年9月，余崇仁翻译的《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2013年4月，余崇仁阿訇翻译的《艾布•达乌德圣训集》、《奈萨仪圣训集》、《提尔米兹圣训集》和《伊本•马哲圣训集》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8）2014年，赵长伟翻译的《艾布•达吾德健全圣训集》由朝晖古籍（民间）印刷，2015年，他翻译的《艾布•达吾德羸弱圣训集》也继而面世。
这些圣训汉译本都有着一个特点，那就是限于目前我国圣训学研究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这些圣训的传述世系方面各个译本都做了简化，一般情况下多数圣训都只译出了听到先知本人说此话做此事的第一传述人。用于考证圣训整个传述过程的冗长谱系都被省略了，因为目前广大读者包括研究者中，拥有这种考察能力的人还属凤毛麟角，因此目前的这种简化也是合理的。
随着这些圣训全集汉译本的诞生，必将促使汉语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圣训展开研究，而这个领域对于汉语学界来说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需要从最为基础的学科入手。现在这些研究刚刚起步，很可能也将像圣训的汉译一样，对圣训在国内的传播起到积极的影响。相信就像《古兰经》的汉译本一样，以后学界会有更多更好的各种圣训译本涌现，从而对我国穆斯林群众的宗教社会生活起到有利的帮助，对提高我国穆斯林人群的伦理道德素质也将有着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对我国的伊斯兰研究也称得上是宝贵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陆峻岭，何高济：《泉州杜安沙碑》，载《考古》1980年第5期。
［2］余振贵，杨怀中：《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49页。
（马俊平系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博士；马俊智系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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