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9日 星期五

扶刚与中国本土伊斯兰教专家倡谈“信仰六项基本原则”

【佛通社昆明121日电】:120日,著名社会活动家、佛通社社长扶刚博士在昆明与中国本土伊斯兰教专家马玉柱先生友好会晤。扶刚博士向马玉柱先生宣讲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最新动态和世界宗教的变化趋势。扶刚表示伊斯兰教《古兰经》和《圣训》的和平、利人思想很丰富,应该作为主旋律向穆斯林朋友大力传播。制止和杜绝一切违背人类普世价值与基本道德底线的念头和行为。马玉柱先生十分赞同扶刚的观点。他坚决反对伊斯兰国的反人类行为,更反对穆斯林群众涉及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一切形式的暴恐活动。马玉柱先生主张所有中国穆斯林兄弟姐妹应遵守六项信仰基本原则1.国家领导是真主的影子。2.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3.国法大于教法。4.服从国家领导是主命。5.穆斯林爱国如同鸟爱窝。6.伊斯兰教是信仰,不是赚钱的工具。
扶刚博士还特别向马玉柱先生赠送:阿拉伯文版《习近平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共党旗、中国国旗等。扶刚强调:国家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是穆斯林的时代贵人,永远跟党走,好事在后头!

2016年1月26日 星期二

永远的阿林——马福龙(下)

四、心忧天下,维护正义

马福龙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正义感非常强烈的学者,只要见到有关涉及回族穆斯林权益的事,或者伤害回族穆斯林信仰的言行,他都会挺身而出,采取不同的方式,理直气壮、有理有节地予以抵制和维护。

早在1938年,蒋介石发出汉族回教说的论述,1940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通令:取消回族回民的称号,马福龙闻知,立即分别致电行政院、立法院、国大秘书处提出抗议:回族历来就是一个合法的实际存在的民族。它的成分包括了自唐、宋、元、明以来,先后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撒马尔罕人,鞑靼人和信仰了伊斯兰教的汉人。他是在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熏陶孕育下而构成的一个独特的民族,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跟汉族有着显着的根本的区别。” 41 他责问国民政府行政院:孙中山也承认有回族,为何孙先生的信徒却对总理的遗教置之不顾呢?他还强调:若不从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上去改善回族的实际问题,光把回族填到汉族中去,在这抗战时期,是很不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42】这既是反驳,也是正义的声明,句句在理,铿锵有力,无懈可击。

永远的阿林——马福龙(上)

民国二十七年,在我国伊斯兰经堂教育较为发达的西北地区的宁夏,诞生了一座伊斯兰师范学校,该校以中阿并通、才德兼优,沟通汉回文化,开发西北,阐扬教义,复兴中国1】为办学宗旨,高举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旗,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丰厚知识学养和鲜明时代精神的新型阿訇。这一类型的阿訇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精研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对汉文和儒家文化隔膜较深的阿訇;也不同于热衷神秘主义、注重内部道统联系的念经人。他们显著的特征,是能够直面社会现实,强调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并重,兴办学校,创办社团,兴工兴农,呼吁社会公正;甚至挑战传统,倡导回族穆斯林女子教育


他们以生命活化《古兰经》与圣训的精神,影响、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回族穆斯林的言行举止;他们对内致力于回族穆斯林不同教派之间的相互团结,对外致力于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尊重,特别是对推动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与顺应时代精神起了主要作用;他们还以促进回族穆斯林社会全面发展的先进思想和丰富的汉文著述,为后人留下了具体的实践主张和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同时他们在倡导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发展新式回民教育,促进主流文化与回族穆斯林文化交流互动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具有开创性和传承意义。在这批经堂教育造就的杰出学者型阿訇之中,宁夏贺兰县人马福龙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父亲往事:沙甸事件

沙甸事件的經過與後續效性

马黑

文章提到的被军队镇压的云南穆斯林村庄就是沙甸。那次军队镇压云南沙甸回民的事件被称为沙甸事件。
沙甸事件,是父親工作生涯中,驚心動魄刻骨銘心的一段痛苦經歷。

1973年父親從四川三線工廠調回雲南工作。1975年沙甸事件武力鎮壓前,他被省革委會指派,到沙甸做調查,和沙甸回民代表對話,協商。1974年底中央來電,指名父親帶領沙甸回民代表赴京辦學習班,並參加當時以王洪文為首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三次見面會。武力鎮壓之後,又參加了對回民的安撫善後工作,父親親身經歷見證了沙甸事件的很多發展過程。

1976年春天,我從青海回昆明探親期間,聽父親講述過他經歷的沙甸事件。以後和父親相處的日子裡,又多次聽他講述有關事件的一些回憶。現在覺得有必要把父親的講述寫下來,發表在自己的博客里,算是個歷史記錄。

歷史背景

沙甸,是位於滇南箇舊地區的一個有78千人左右的回民聚居村莊。

回是人生拼此生 ——缅怀薛文波先生

今年是著名回族学者薛文波诞辰100周年,8月间兰州将举行纪念活动,同時还要开一个关于薛文波学术活动与思想的研討会。这是令人悲喜交集的事情,接到通知,心潮难平。文波先生一生经历了太多磨难,晚年幸逢改革开放,他以衰病之躯积极投入伊斯兰教与回族史的研究,建树不一而足,学界多有佳评。可惜天不假年,在努力完成了自已的回忆录后不久便撒手人寰,溘然归真了。他一生最好的年华大都被“冤假错案”所剥夺,一代学人,遭际如此,能不让人痛惜而深怀幽思!

我和文波先生的关系从父辈一代人论,文波是我的兄长,从个人关系论,则有师友之谊,我尊文波为师,文波则以我为友。上世紀7080年代之交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旦夕过从,无话不谈,他对我多有奖掖和期许,特别是在学术上。所以,接到兰州会议的通知,我没有任何推托的理由,只能谨表唯唯。只是到底该写些什么呢?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事。

文波先生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或是什么类型的学者呢?这是上世纪80年前后参加西北伊斯兰教研讨会的年轻学子时常议论的话题。当时,将暖还寒,禁区初开,学术活动频繁,而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在西北伊斯兰教和回族史的学术会议上,薛文波、马汝邻、马霄石三位老人是比较引人注意的,时有“三老”之誉。特别是薛先生,他的渊博、谦和和京味十足的幽默,使很多年轻学子如沐春风,趋前问学者络绎不绝。不久,这些风霜之余的老人便一个跟着一个飘然而去了,星转斗移,他们的身影也渐行渐远。如今,这些老人的学术活动已淡出新生代回族学人的视野,没有人对他们的学术活动做过评介。

2016年1月13日 星期三

我经历的沙甸战斗

四十年前发生的这件事,像一部电影一幕幕在我脑海里经常浮现,由黑白慢慢的变成彩色。岁月的脚步虽在不停的走着,转瞬即逝,但四十年前那场战斗的回忆却是唯一的与众不同的也是永恒的。

沙甸事件给沙甸人民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是文革那个特殊时代造成的,由于文革对宗教信仰的破坏,沙甸一些人被极端势力利用,造成大量的汉族、回族等无辜群众死亡,是特殊情况下的历史悲剧。

19757月下旬,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同意,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调动了126团、119团二营和120团二营、昆明军区集训的4个侦察连,总字122部队9大队12个连队等部队。由昆明军区和14军组成前线指挥部,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刘春山任总指挥,统一协调,指挥各参战部队。126团担任主攻,并执行穿插分割任务,拿下三个要点,并抓坏头头。中央首长指示:执行任务的部队,就是平叛部队。126团那时执行甲种步兵师编制,每个步兵连有四个排,三个步兵排加一个炮排;一个营有五个连,三个步兵连加一个机枪连和一个八二无后座力炮连。那时我刚满20岁新兵,服役于126团二营部无线通讯班,使用的装备就是884电台,也就是常见的步谈机。

729日凌晨3,由我团一名副团长带领一个加强排突入村内核心地域,大清真寺后院沙甸民兵团团部所在地,执行抓他们头头的任务,我营六连为先头连,从村前小石桥向前推进。这时四周还是一片宁静,但突然被阵阵急促的钟声响起而打破。瞬间,枪声大作,对空射击的流光弹,照亮了夜空。六连前进到街口,遭遇街面交叉火力和屋顶火力的猛烈扫射,立即倒下一片,也牺牲几个。这时耳机中传来副团长急迫的呼救声:我们已被包围,请求支援。团长命令他们:就地坚持抵抗,援兵很快就到。过了不到20分钟,耳机里传来一声巨响,后来就再也没听见副团长的呼叫。一个加强排几十人就这样没了。后来见着他们的遗体,都被炸得烧焦了而面目全非。

张维真:一段历史、一种气节

历史的真实往往在正史中是看不到的,而由一些野史表述出来。时过境迁,正史野史的分界或许会重新布局。历史毕竟是人写的,而且很难避免作者时代背景、文化素养、甚至体制压力等方面的影响,即便是司马迁那样思想自由的历史大家,在写到汉武帝的是与非时,由于不能做到客观公正而痛苦万分,何况是其他历史学家?

读马恩信老师的《回忆录》,感觉在读一段真实的历史,朴实无华,却催人泪下。特别是1958年和1975年两度身陷囹圄的历史,其实是中国大跃进和文革悲剧的缩影。这些暂时的野史,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当国人越来越自信、包容和开放的时候,会成为正史而让后人受益。

马老师真诚直白、娓娓道来的叙述,对震惊中外的沙甸事件前夕厄难的亲历,让读者透过他那清俊而沧桑的脸庞,看到马伯华、陈克礼,甚至顾准、张志新,那一段万马齐喑历史中的勇士和烈士(顾准虽然不是直接的烈士,却近于烈士,这位中国一流思想家在1974年得病时,由于是右派而无资格看病,死于贫病交加、妻离子散),再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那一出骇人听闻的惨剧。

庞士谦先生与其阿拉伯文著作《中国与回教》

這篇文章寫的真好,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文中顛覆一些過去學界對中國伊斯蘭的傳統認知。如在胡登洲之前,已經有學者從事經堂教育的工作。另外提到明初因為政治關係,開啟阿拉伯與波斯文翻譯成中文的運動。

庞士谦先生与其阿拉伯文著作《中国与回教》
马保全[]
【内容摘要:庞士谦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阿訇、著名回族学者。他在留学埃及时期,曾以阿拉伯语着成并出版《中国与回教》(والإسلام الصين)一书,学界对该著作鲜有关注与研究。本文在认读、翻译其阿拉伯文文本的基础上,尝试从多角度对该书进行介绍、研究、解读,总结认为它对中国—阿拉伯关系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等领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参考价值。】
《中国与回教》成书的时代背景与作者简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从汉代的丝绸之路,到蒙元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再到明代郑和下西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来往一直弦歌未绝。明代,中国与埃及曾互派使节,并在《永乐大典》、《明实录》、《明史》中保留下珍贵的记载[];近代,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

中国人前往阿拉伯世界最知名的大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求留学的历史也有近180年了。史载最早去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人是清末马德新(17941874)阿訇,他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年抵达埃及,大概求学一两年的时间[]。他在《朝觐途记》中记载:
“谜思尔……其国穆斯里甚众,朝堂百余座,其至伟丽者卓米尔阿兹偕。”[]
记载中的“谜思尔”系阿拉伯语“مصر”的音译,即埃及;“穆斯里”即“穆斯林”;“卓米尔阿兹偕”系阿语“جامع الأزهر”的音译,即爱资哈尔清真大寺(也即爱资哈尔大学所在地)。《朝觐途记》成为中国人最早关于爱资哈尔大学的记载。

进入二十世纪,首先有河南桑坡丁锡忍(18771950)阿訇赴麦加朝觐。值麦加地区局部战乱,天房不开放,在麦加短暂停留后,转赴爱资哈尔大学求学,他对爱大的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印象深刻,这是已知的第二位在爱大学习的中国回族留学生。[]后王宽(18481919)阿訇携其高足马德宝(字善亭)18841942)阿訇借访问土耳其之便,也在埃及做过停留。他们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引者)……发上海,乘法国邮船,经南洋而西,越苏伊士,达埃及……”[]1919年,哈德成(18881943)阿訇任一家公司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埃及经理,随后前去埃及,并驻留埃及并一年多,同行者还有四川彭县的周子宾(18801950)阿訇。另据庞士谦先生《埃及九年》记载:“在第一次大战的前后,有甘肃阶州赵映祥与陕西兴安马开堂二君到埃,正式投入爱大读书。[]此外另有一“甘肃人马姓”也“在该校肄业”。[]


2016年1月7日 星期四

陈明:重拾回儒精神,推动回回民族传统文化建设 | 端庄书院

编者按:

作为端庄书院新“回儒对话”的系列活动之一的最后一篇访谈,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文化中心主任,“原道书院”创办人,儒学期刊《原道》主编陈明先生进行专题采访。值得一提的是,与陈明先生接触有两个感动:其一,笔者初识陈明先生,冒昧提出采访要求,陈明先生竟欣然答应;其二,在收到采访内容后,陈明先生特意来电告知,能否稍迟几天,他说这样的课题还是第一次接触,他特意买了几本这方面的专著,需要认真研读下再行回复。此次访谈真正领教了传说中,陈明先生为人率真的一面,以及对学术的严谨态度。陈明先生的回复虽然正式但不流于僵化,视角独特,语言活泼、生动。陈明先生对明清回儒诸贤的高度评价,可谓将回儒精神又推向了一个高度。
事实上,在国内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之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却依旧困难重重。一方面是国内学者倡议要将国学加入教材,一方面是儒学被称为没有躯壳的“游魂”。就连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弟子钱文忠也对中国传统文明保持悲观,“我们的文化可能会断代。”
对于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古老文明来说,现代化的挑战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新儒家领军人物、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明更愿意在挑战中寻找突围的机会。他说:“文化或文明是可以灭绝的,我们的文明能够连续性地生存下来确实值得庆幸,确实应该去思考这里面可能的天意、去挖掘其中对于人类可能的独特意义。当然,更应该去思考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去承担起这样一份责任。”
是的,陈明先生的豪迈与担当,对于文化薄弱的回回民族,对于我们今天提出“重拾回儒精神,推动回回民族传统文化建设”这样的命题时,有着极大的鼓舞作用。

受访人:陈明,汉族,湖南长沙人,一九六二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文化中心主任,原道书院创办人,儒学期刊《原道》主编。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当代新儒家中素有“南蒋庆,北陈明”之说。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维》、《文化儒学》、《儒教与公民社会》等。

马翰尧:在开发传统文化方面,很多人付诸实践,比如您也创办了“原道书院”。最近十年国内儒学发展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气象,从书院、祭孔等活动来看,儒学确实发展得很恢弘、很蓬勃。但与此同时,媒体对儒学的报道立场,以及知识分子对这样一些与儒家相关新闻的评论,有时候又是持批判立场的。您怎样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儒学真的迎来黄金发展期了吗?

没有经堂教育就没有中国伊斯兰(虎隆教授讲座)


讲座提要
伊斯兰教在中国已度过了1350来年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伊斯兰教留下了深深的足迹。现在,它依然是十分活跃的一种宗教,它的信仰者有十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等,它的总人口已达到2300百万,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与其人口规模和分布的地理区域范围相比,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远远要超过上述的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象征力量。中国伊斯兰教的覆盖面有很强的地域特点,主要在西北地区如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陕西等省()。此外,在云南、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北京等省、市,也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至于散居的穆斯林,中国各地几乎都有。
虽然与中国本土宗教的历史相比,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经历的时间段并不太长,但中国伊斯兰教目前已发展到拥有5万座清真寺,相对于其他宗教的寺庙数量,清真寺的数量在全国各宗教中占据了第一位。在全国各地,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都有清真寺,而且在今天的城市中心,正如我们身处的杭州凤凰寺,它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意义上的著名清真寺,它也是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伊斯兰教是中国的宗教;第二,中国伊斯兰教的载体也就是信奉这一宗教的各个民族都是中国人;第三,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四,中国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伊斯蘭在中國的特點)

黄埔军校回族学员

口述歷史 (但仍有許多未呈現的內容)

姓名:脱恩铸
出生年月:19226
籍贯:山东青州
现住址山东青州
抗战经历:黄埔军校第六分校第十五期步兵科毕业,
后任甘肃临洮西北分校步兵学校教官,
81军少校参谋。

现年91周岁的回族老人脱恩铸,现安逸地生活在老家青州的一条小巷中。看电视、读报,是这位老人如今最大的爱好。76年前,尚是学生娃的他毅然响应回族将领白崇禧将军的号召,报考黄埔军校,成为一名抗战军人。黄埔毕业后,作为步兵学校西北分校最早的一批教员,他参与了该校的筹建工作,成为这所西北军校兴衰的见证者。

专题采写记者陈学超专题摄影 记者刘畅
流亡途中返乡报考 第四名考入黄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我是省立十中(现青州一中)十一级学生。“七七”事变后,山东形势岌岌可危。我们青年学生,忧心国事,一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处?上课时必先请老师讲抗战形势,后来连课也无心上了,经常到进步老师石泊夫家去聆听教诲,以期指导前途和方向。
到十月底,学校宣布组织学生南下流亡。我和同级同学刘金海、张秀梅三人,也随队流亡。我们十一月二十八日出发,行至临朐,我哥哥骑自行车赶上,告诉我们说:黄埔军校来了招生通知,招考回族学生(当时未招女生)。我和刘金海遂又返回益都。这时家乡已有些回族学生报了名。
这时,时任国民政府军训部部长的回族将领白崇禧将军,通过回教救国协会向全国各地分会发出通知,号召动员全体回族青年投考军校,参加抗战。
回族同胞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真是“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全国各地的回族热血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壮志,响应祖国的号召,不避艰辛,辞别家人。
大家先在城里清真寺开了一个动员会,会上很多长辈讲话鼓励我们。记得其中马吉亭乡老讲话时说:“……我的侄子马忠美是黄埔九期毕业,侄婿丁承基是十四期毕业,我天天发热!(大家笑)期望我们回族青年能多考上几个军校学生。现在报国的机会到了,国家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安心去学,努力去干,为咱青州回民争光……”

Wounds that fester: Histories of Chinese Islamophobia

網路對同治年間回民起義的「另類解讀」 Sometime in March 2019 the  Baike Baidu page   about the Great Northwestern Muslim Rebellion ( 陕甘回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