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与中国回族新文化运动

從新文化運動的脈絡下認識民國時的伊斯蘭運動。但背後還有許多角度可以觀察。

王  勇（《回族文学》副主编）：这里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化现象，早已成为当代有关中国现代史主流表述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关键视点，其价值与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但是在这类主流表述中，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略。新文化运动的参与主体无疑是中国人，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虽然汉族在其中构成主体部分，但少数民族也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各民族以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中，呈现了多元和多样性的历史内涵与面貌。也就是说，有关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讲述，不应该满足于目前许多权威教科书上的那一类主流式“版本”，还应该有与此相对应的，与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转型和历史变迁有机结合起来的别样表述，这也是二十世纪所谓“中国经验”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组成部分。但正是这一话题长期以来被主流表述遗忘或遮蔽了，在这一状况下，二十世纪与中国回族新文化运动就成了一个非常值得拓展与言说的话语空间，这也有助于丰富所谓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视野。

达  吾（《兰州晨报》编辑）：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有意义。以前，对于回族自身的历史与文化有过不少探究，但纵向的研究路径比较多，而横向的比较视角似乎还没有出现，还很少有人把回族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变迁与转型，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大背景下去观察，所以这个话题按理是极富有吸引力的，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触及到回族与国家的关系、回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回族与现代化的关系等这类重要问题。

專論/少數民族和國家關係之思考：民族認同和政治身份如何統一/馬海雲撰文

 2014-03-03 19:50:59

這周發生在雲南昆明的暴力恐怖行為震撼了所有善良的人們，一夥歹徒殘忍地殺害了與其素不相識、毫無瓜葛的路人。隨著新聞報導的逐步深入，這一兇殺案件的面目初步顯山露水。儘管官方明智地避免提及肇事者的民族屬性，但嫌犯的身體、語言以及其他特徵和證據交織指向了維吾爾族。這一指向和之前發生的幾次暴力事件其實共同描繪出了近20年來新疆維吾爾族和中國政府的關係走向。 

　對於這些暴力行為，網路、微博以及媒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地發表了不同見解。其中在中國大陸不乏情緒性地宣洩，也不乏宣傳性的總結；而在國外，對這些暴力的根源更多地同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和人權事務聯繫起來。這些不同的觀點和視角其實正反映瞭解讀這些現象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本文無意就具體的案件進行刑偵式的具體分析或意識形態化的說解，而是通過回顧中國近代穆斯林和國家的關係模式，來分析當代所謂“民族”範式和“民族政策”在處理新疆穆斯林公民和國家主體之間的問題。 

　如果我們從清代開始看待中國有效管轄新疆的歷史，那麼清史專家很自然地聯想到一個詞：“回部”。乍一看，這一術語似乎是個偏正名詞，來指代“回人的部落”。但通過研究清代治理新疆的模式就可以得出，其實，在清代的國家政治中，“回-部”是一個聯合名詞。它實際上是指對清代版圖內的回疆穆斯林的治理模式。簡單地說，“回”是指同穆斯林有關的事務，尤其是宗教、民族、風俗、法律等；“部”是指清朝維護新疆統治的一種間接管理模式，即如同對“准部”“番部”一樣，清朝採取的是一種以駐軍為威懾的地方自治模式。因為清朝的多元民族屬性，學者們更傾向於注重對清代“回部”之“回”的族群性和宗教性的研究，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對“部”的政治內涵的研究。其實這一聯合片語所表達的資訊是：國家以“部”之管理模式經營新疆穆斯林，同時又以當地穆斯林的民族和宗教屬性而因地制宜地自治。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清代的回疆穆斯林可以沿用當地的文化、宗教、甚至法律來治理。這種關係模式實質上是在地方自治和國家主權之間形成了一種平衡：即維吾爾人的民族宗教文化得到了充分的維護和實踐，而國家又有效地實施了主權和管轄。 

刘学强：忧心于近年来中国伊斯兰教法从混乱到异变的过程

千百年来，中国穆斯林各派别均谨遵哈乃斐学派的教法，一直平稳有序，纵虽各派之间存在分歧，但都是枝节问题，主流是一致的。

    后来随着国门大开，相对平静的法学氛围中出现了一种声音：“四大伊玛目都是正统的，他们如同是进入天堂的四座大门，从哪个门都能进入天堂，不一定非要遵哈乃斐教法”。教内不明真相的民众听后觉得有道理，并随声附和，于是其它三家法学随着译著的不断涌现开始进入我国，面对如此丰富的法学资源，乡佬们，学子们甚至有些阿訇兄弟们开始了盲目的甚至避重就轻式的各取所需。尽管四家法学都属正统，并无原则性的冲突，但毕竟相互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于是毫无辨别能力的乡佬们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并互相指责，有的甚至从寺里吵到家里。顿时争吵声打破了原有的平静 

此时又有声音说：“四大伊玛目的主张都是个人之见，我们要以古兰、圣训来衡量他们的对与否，因为先知穆圣为我们留下的两大法宝是古兰、圣训，而不是四大教法。”“当四大伊玛目的教法与圣训产生冲突时，把教法丢到墙头上，况且这也是四大伊玛目说过的话。”“有问题，我们要先从古兰中找答案，若找不到，就从圣训中找，若还是找不到再看教法。”（这些话是正确的，但它是针对教法演绎家等专业人士而言的，绝不是针对普通民众的），反复重复的这些话给无知的民众释放出的信息是：以古兰圣训生硬的字面文意去衡量建立在古兰降示背景和圣训真实意景之上的前辈众学者的权威主张，导致的结果是普通民众本着凡人都有错的理由，对任何权威的教法判例都持怀疑态度，都要刨根问底。这种对教法学家的不信任无疑于拆毁了伊斯兰的四座城门，导致伊斯兰的心脏――古兰圣训赤裸裸地暴露在众普通民众的肆意理解之下。最终可能导致伊斯兰千百年来积累的博大精深的已成体系的学术财富被视如敝屣。甚至有教胞说：“四大伊玛目是矛盾之源，今天的争吵不正是源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吗？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而且他们是一千多年前的人，我们是当代的人，我们面对的是当代的教门，我们为什么要遵他们的主张呢？《古兰经》是永恒的，一个字母一个符号都未改变，难道不值得我们去遵守吗？六大部圣训经是对《古兰经》的唯一的也是最权威的注解也没有改变，难道不值得我们去遵守吗？《古兰经》是完美的，《圣训》是完美的，其它的都是多余的。你们舍弃古兰圣训，服从人的主张，岂不是嫌经训不完美？岂不是有以物配主之嫌？”酣于争吵的民众听到此话，顿觉醒悟：“对啊！我们怎么能够遵人的主张而抛弃主圣真言呢？”于是四大伊玛目的法学被丢到了一边。   

教长与市长的情谊 | 端庄·人物

教长与市长的情谊

——马金鹏教长与陈毅市长二三事 

文/马博忠

马金鹏（1931—2001）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回族学者、翻译家。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过一段担任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的经历，本文向大家讲述的就是他在上海担任教长期间与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之间的一些往事。

1950年春天，经达浦生阿訇推荐介绍，马金鹏先生南下，赴上海担任福佑路清真寺教长之职。在短短的三年里，他有幸结识了上海市市长陈毅。陈毅市长对他的关心、帮助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与陈毅市长的那段友谊，他久久珍藏在心里。

一、         初识

马金鹏先生到清真寺任职不久，按照上海回教堂务会的安排，应邀参加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政协组织的新春联谊会。在联谊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陈毅市长，并聆听了市长那带有浓厚四川口音的讲话。陈市长中等身材，白皙大方的脸庞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讲话时，他时而微笑，时而有力地打着手势，尽显出军人的威武。他的精彩讲话，不时被与会者的阵阵掌声打断。在结束了简短的讲话后，他手端酒杯到各界代表席前向大家致以新春的问候。来到回族和伊斯兰教代表席前时，他回转身去从随行工作人员手中把酒杯换成了茶杯。这一小小的举动，令在座的穆斯林代表们激动不已，一杯茶，足见新中国的上海市长对穆斯林群众生活习惯的尊重。

青年时代的白寿彝

2016-05-03 白至德 

1925年，父亲白寿彝抱着学习新知识，寻求新思想的愿望离开了河南开封，去了上海。他先在上海文治大学函授科班学习，随后便考入了本科班学习。后因上海政局十分不稳，又在祖父的多次劝说和催促下，父亲只得于1926年夏返回开封老家，转学到了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继续学习。

中州大学是河南省最早建成的最高学府，前身是经河南省临时会议决定而创立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创办于1912年，首任校长为著名教育家林伯襄先生。当时类似这样的学校在全国仅有三所，其他两所为北京的清华和上海南洋学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河南督军冯玉祥应教育界人士在河南创办大学的要求，决定从查抄军阀赵倜的财产中拨出专款作为大学的筹备基金。1923年3月3日，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州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

父亲在中州大学学习期间，曾亲受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的指导，他是我父亲大学学习期间的导师之一。父亲总得良师教导，也算是他的福分。其中嵇文甫先生对父亲的影响较大。嵇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校长达二十多年，是当代著名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1928年秋，父亲将自己的文章《先秦哲学三大师》呈嵇先生指教。此后，嵇先生曾到家中找我父亲谈学问，又邀我父亲在开封教书。父亲曾在开封高等中学、开封第一初级中学代课，不过共计只有三周之多。在动乱年代，学生无心学习，老师亦就无法教课了。父亲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效力的想法也就没能实现。1934年，嵇先生又与我父亲商议共建商务印刷所事宜。父亲那时也得知嵇先生多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多次入狱，知晓他是共产党员，父亲从内心十分尊敬他。解放后，师生来往更多。嵇先生常来北京与父亲研究学术、教学等事。他们尤其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教育史等方面常有共识；对于母校的教育改革，大学文、史、哲学科的教学与学术探讨方面涉入更深。

反穆斯林運動

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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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正伟在昨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被正式免职，接替他的是原内蒙古自治区自治区主席巴特尔。王正伟是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2013年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家民委主任。今年3月，他被免去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由巴特尔接替。57年生的王正伟被55年生的巴特尔代替，且未任满一届即离开民委，目前仅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极不寻常，引发坊间众说纷纭。王正伟是回族高官，法学博士，本身也是一位学者和作家，长年致力研究伊斯兰经济及文化研究。有报道指出，王正伟主政国家民委期间，全国各地（如重庆、深圳、杭州、武汉等地）大建清真寺，阿拉伯语学校大量兴起。此外，他还大力推动清真食品立法，近一两年政协委员的频频提案，引起广泛争议。例如，西北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马玉祥建议在现行《刑法》中增加“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以穆斯林禁忌食品冒充穆斯林食品；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处十年以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中国社科院教授习五一在微博公开质疑，认为此举将造成清真概念泛化，推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阿拉伯化。她还批评某些地方政府大力兴办阿语学校，实际上就是传播伊斯兰宗教，质疑宗教向校园渗透，违反政教分离原则。北京一名研究民族关系的学者表示，王正伟任内强化民族识别，“他是用阿訇的思维推广伊斯兰教，利用政府的善意创造子乌虚有的民族文化，将会一个经过千年融合、汉化已相当彻底的群体，重新去汉化、去中国化，捆绑族教，以外国为精神家园，踏上所谓寻根之旅，踏上所谓重塑民族魂之旅，大肆鼓励穆斯林化阿拉伯化。”据悉，由国家民委和全国人大民委两方合力推进的国家清真食品立法在遭到广泛质疑后，已正式从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中被紧急撤除，连预备项目、研究项目都未列入。另外，4月22日至23日，全国性的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总理主持会议，习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与会的还有政治局常委张、俞、刘、王、俞等人。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宗教工作会议大多由宗教事务局局长主持。像2011年至2015年的全国性宗教工作会议，都是由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主持召开。此次突然提高全国性宗教工作会议的规格，这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同时新闻联播罕见地对此会议针对性报道了15分钟。毫无疑问，宗教工作会议规格的突然提高不可能事出无因。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著名政治爆料人蔡小心对此在微博上表示：”最近，总书记以罕见的严厉口气批评绿教极端化，尤其点名了新疆、宁夏和甘肃临夏。”

 如果再联系到宗教工作会议上宁夏代表，作为仅有的四个与会省级发言者，便能证明蔡小心所言并非无的放矢。事实上，伴随着国际恐怖主义的不断蔓延，以及西部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中国的西部新疆、甘肃和宁夏等地，宗教影响力正在显示出愈发难以控制的局面。首先，在国际恐怖主义不断扩散的推动下，中国部分地区的宗教正在走向极端化，甚至出现阿拉伯化的倾向。受国际宗教化思想的熏陶，国内部分穆斯林聚居区正在出现生活宗教化特性，继清真餐厅之后，清真银行，清真厕所，清真超市，清真澡堂等不断出现，形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高度自我组织化的特殊居民区。西部地区宗教则脱离了本土化，出现了阿拉伯化的倾向。新建清真寺不再是中国传统建筑模式，而是以阿拉伯式为主；在宁夏，阿拉伯语在公共领域与出版领域逐渐以民族语言而非外语的面貌出现；而阿拉伯语学校和布卡罩袍女装的大量涌现，无不标志着该地区宗教化程度的加深。近日由甘肃省临夏州政府鼎力支持的影片《情定临夏》则引发了舆论热议。影片中出现了大量未成年人参与宗教的画面，并以布卡罩袍作为民族女装。该片被不少网民认为是”宗教影片”，而导演尹哲的宗教言论则加深了这一舆论印象。

其次，西北部分地区的宗教团体已具备了基层行政能力，部分地方政府面临被宗教组织架空的危机。根据临夏城市生活综合门户网站的报道，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汪集马奇清真寺宗教人员，曾因为电视节目中存在不符合教法内容，收缴当地居民家中的电视机，予以销毁；云南沙甸宗教人员，也曾在沙甸地区以教义为名，在该地区强行推行禁酒令，并清除民间存酒；2015年，西宁爱里食品超市因运货车中存有部分猪肉制品，被当地宗教人员组织民众打砸，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以上事件中，当地基层政府不止一次地默认甚至配合宗教人员的“执法”行为，宗教已经显示出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政治权威，甚至拥有比政府更强的民众管制力。最后，西北部分地区的人口结构，面临着宗教化结构质变的危机，甚至很可能出现车臣化、科索沃化的严重后果。宗教人群在司法、经济和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非宗教人员则相比弱势，这种情况下，非宗教人员的宗教化，或者逃离就避不可免了。按照原民委主任王正伟的说法，在宁夏回汉杂居的村子里，汉族已经完全按照回民的习惯饮食和生活。

同样，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新疆喀什人王茜的文章《把我知道的新疆说给你听》，由于担心恐暴，大量汉人不得不回流内地，造成新疆汉人锐减；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则认为由于计划生育加剧了不同族群间的生育率不同，新疆地区族群结构在未来很难保持稳定。1991年，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俄罗斯族尚占车臣人口的一半，然而随着车臣暴乱不断，当地俄罗斯人不断逃离，车臣最终不可逆地形成了完全以宗教族群为主的人口结构，即便俄军击败当地的分裂武装，现在也只能依靠贿赂卡德罗夫的独立王国来维系局面；塞尔维亚族发源地科索沃的宗教化过程同样类似。而从长远来看，中国西北地区人口出现宗教化的质变并非天方夜谭。所以，习以极高规格召开宗教会议，绝非无的放矢。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宗教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紧迫也是最深层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只有这样，才能化狂风为细雨，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