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傅礼初，Joseph Fletcher（1934—1984）
从在普大做学生的时候开始，就多次听余先生感叹哈佛的天才型的内陆亚洲大师 Joseph Fletcher 的早逝。余先生说，很少有一个人文学领域的学者有像 Fletcher那样在本领域的研究方面作了如此周全的准备，具备了如此充足的条件，而竟然在将要作出重大贡献的前夕突然逝去，死时年龄尚不到五十，而使所有积累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我的印象是余先生一向不认为学术工具是决定性的，但在 Fletcher 的例子上却是个例外。余先生觉得Fletcher 是天才中的天才。余先生和 Fletcher 同事很久，对Fletcher 在内陆亚洲研究上的造诣有亲切的认知。而他的话給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后来我又陆陆续续从不少曾经从学于 Flectcher 的人和内陆亚洲的著作里听到读到对他的评论。毫无例外的是，所有这些评论都说Fletcher 是唯一在伯希和之后能和伯希和在掌握内陆亚洲研究语言和文献上抗衡的学者，而且也是在史学眼光上超过了伯氏的人。他们甚至说 Fletcher 掌握的中西亚语言之多，程度之高，将很难再有人赶上了，他的逝世可以说是对美国的内陆亚洲研究致命性的打击。由于这种种评价对我所产生的影响，我早已期盼去听今年哈佛的Fletcher纪念讲座，更何况这个讲座的主题正是 Fletcher 的学术遗产。这个讲座是多年前设立的，杜公也应邀做过这个讲座。但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有十年没有举行。所以这次的恢复就显得特別有意义。这也是M.E.来哈佛后的新气象。 今年的讲演的题目是 Reflections on the Fletcher Legacy，主讲人是法国蒙古学研究的元老 Francoise Aubin。Aubin 不仅是法国蒙古学和内陆学的泰斗，而且也是极少数内陆和阿尔泰学研究史上可以和 Fletcher 相匹的学问渊博、语言能力高超的学者。她的研究不仅涉及所有内陆亚洲学领域，而且对与之有关的中国学也深有了解，她最早的老师是戴密微。她对蒙古语的精熟据说西方少有人企及，所写的书评之多，范围之广也颇有伯氏之风。
从在普大做学生的时候开始，就多次听余先生感叹哈佛的天才型的内陆亚洲大师 Joseph Fletcher 的早逝。余先生说，很少有一个人文学领域的学者有像 Fletcher那样在本领域的研究方面作了如此周全的准备，具备了如此充足的条件，而竟然在将要作出重大贡献的前夕突然逝去，死时年龄尚不到五十，而使所有积累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我的印象是余先生一向不认为学术工具是决定性的，但在 Fletcher 的例子上却是个例外。余先生觉得Fletcher 是天才中的天才。余先生和 Fletcher 同事很久，对Fletcher 在内陆亚洲研究上的造诣有亲切的认知。而他的话給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后来我又陆陆续续从不少曾经从学于 Flectcher 的人和内陆亚洲的著作里听到读到对他的评论。毫无例外的是，所有这些评论都说Fletcher 是唯一在伯希和之后能和伯希和在掌握内陆亚洲研究语言和文献上抗衡的学者，而且也是在史学眼光上超过了伯氏的人。他们甚至说 Fletcher 掌握的中西亚语言之多，程度之高，将很难再有人赶上了，他的逝世可以说是对美国的内陆亚洲研究致命性的打击。由于这种种评价对我所产生的影响，我早已期盼去听今年哈佛的Fletcher纪念讲座，更何况这个讲座的主题正是 Fletcher 的学术遗产。这个讲座是多年前设立的，杜公也应邀做过这个讲座。但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有十年没有举行。所以这次的恢复就显得特別有意义。这也是M.E.来哈佛后的新气象。 今年的讲演的题目是 Reflections on the Fletcher Legacy，主讲人是法国蒙古学研究的元老 Francoise Aubin。Aubin 不仅是法国蒙古学和内陆学的泰斗，而且也是极少数内陆和阿尔泰学研究史上可以和 Fletcher 相匹的学问渊博、语言能力高超的学者。她的研究不仅涉及所有内陆亚洲学领域，而且对与之有关的中国学也深有了解，她最早的老师是戴密微。她对蒙古语的精熟据说西方少有人企及，所写的书评之多，范围之广也颇有伯氏之风。
Aubin 是个很精神的老太太，虽然坐在轮椅上，但完全不像是已经退休的人。她和大部分法国学者一样，虽然能讲流利的英文，但是说得口音比较重。好在她的全部讲演都有完整的稿子发给大家，所以她讲完的時候，我也差不多在那里将三十多页的稿子读完了。讲稿的內容非常丰富，不光是将 Fletcher对内陆和阿尔泰研究所做的贡献做一个比较全面的阐发，也是从她个人的角度对这个领域目前的情形作了全面的评估。內容很丰富，我更喜欢其立场的鲜明。虽然我不是都同意她的判断，我还是觉得她的讲话内容很充实。我觉得这样的讲稿最应该译成中文发表。我后来发现她讲话的全文在哈佛的网页上登载了，所以就将原文转來这里，希望引起专家的注意。这里我先大略将其內容的一些方面做些归纳，以便不读英文的学者了解。
她首先讲了语言掌握对内陆亚洲学研究的关键意义。就研究工具而言，Aubin老太太首先确立了先必须掌握法语、德语和俄语三种欧洲语言的基本方阵和先学法语再学别样的正确方向，这个方向得到在座诸多哈佛人的同意。在她看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具备了憧憬内陆亚洲研究的大同境界。她说她来演讲之前，曾问德国蒙古学大家Heissig 的继承人 Klaus Sagaster的意见，后者同样强调掌握上述三种语文的重要，不一定要会说，但必須要会读。在这三种语言之外，Aubin 也特別加上日语，认为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足与法德俄等国并驾齐驱。不掌握这些语言就和内陆亚洲文化研究的大传统脱了节。当然她强调说在 Fletcher 的时代，西方学者没有机会到蒙古去考察，这是当下学者的有利之处，但是她说这种便利也导致现在西方的学者虽常有机会到所研究的国度去学语言，然后掌握流利的口语，但这却往往成了他们唯一的擅长。而通过掌握现代“白话”来研究古代的文献是很危险的。
他说英语世界学者在语言能力上的限制阻碍了他们对一些重大成果的吸收，比如对于蒙古萨满信仰的问题，她认为最重要的著作是 Roberte Hamayan 在1990 年发表的长达九百页的巨著，但却很少见人引用。广为蒙元史研究者所采用的有关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有所謂 “永恒之苍天的崇拜”的理论，早在十三年前，Marie-Lise Beffa 就用很充分的证据说明这完全是后來的杜撰。以色配天是突厥人而非蒙古人的信仰。不像蒙古人对祖先和山灵的崇拜，蒙古人也从来没有从中发展出与这种信仰有关祭祀仪式和崇拜系统。成吉思汗的登基仪式完全是人间性的，而不具有权力神授的意味。
Aubin报告的大部分集中在阐发Fletcher 的学术贡献，而于阐发前特別提到 Fletcher 写作的明晰和精炼，举出如下精策之句为例：“The Safavids may have ridden to power on the backs of the Turkmen’s horses, but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Turkmen is the Safavid stable boy.” 但 Aubin 认为此自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之说化出，则令我颇为怀疑，我感觉那是另有所自，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不过她特別提到 Fletcher 能在“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 的短短十八页的篇幅中交代了五个世纪的变迁，而三十页的书目更是资料的宝藏。
Fletcher 由于早逝，一生没有完成任何专著，所发表的各类文字也不算多，篇幅也不长，且散见于各处。能以如此少的数量而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当今学界不能不说是个异数。哈佛亚洲学报在 Fletcher 逝世后发过一个他的著作目录，但据说他还有不少遗稿没有整理发表。对于Fletcher 的学术贡献，Aubin将其分诸四方面：伊斯兰在华史、东土耳其史、蒙古史和满清史。当然她的说明除了有关 Fletcher 本人的贡献之外，更是从今日这些领域的成果来看 Fletcher 开创的传统如何在方法和精神上得到延续。Aubin 觉得Fletcher 的一些重要论断迄今未受中国学者重视，她特別指出Fletcher 早在1968 年就指出现在的维吾尔并不能追溯到中古的回鹘。维吾尔这个名字根本就是 1921 年在苏俄的一个会议上定出来的，是为了当时的民族主义的需求而编造的。由于Fletcher 在蒙元史领域的声望和影响，我一向以为这一领域是他的工作重点，所以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Fletcher 其实对伊斯兰在华史的研究着力甚多，创获也甚大。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洞灼隐微，发人所未发，充分体现史家的眼光和能力。对于伊斯兰在华的历史及其性质，Aubin 认为一向有三种成说，第一，中国的伊斯兰已高度汉化并因此而脱离了原始的纯粹的教旨。第二，伊斯兰在中国将始终会处于一种和本土社会相对抗的状态（第一和第二实际相矛盾）。第三，被称为新教的运动是一种名不见经传而外人也很难渗入的狂热组织。Fletcher 的工作向这一系列的错误观点提出强有力的挑战。他 1971 年在台湾的yici学术会议上特別指出：领导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的穆斯林叛乱的新教是起源于中亚而蔓延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一种神秘兄弟会组织的一部分。他为了寻找坚实的证据锲而不舍，居然在1977年在也门的 Sana’a 档案中发现了最可靠的证据，说明新教的组织遍布印尼、印度、高加索、阿拉伯、北非和奧托曼帝国。当时他很兴奋地写信给费正清告知此事。他所找到的文献证明信奉苏菲主义的Naqshibandhī 组织领袖马明心有权从他也门的两位教师及其儿子和继承人那里获得支持。这种发现对于史家来说是千载难逢的，这需要敏锐的判断，搜寻和解读史料的语言能力。Aubin 说近年来的研究，特別是由中国的信徒所编纂的文献的出版都不断证实 Fletcher 的观察，也就是十八世纪以来的中国穆斯林与域外的伊斯兰大传统关系密切。而西方像 R. Isreali (看来Aubin 很瞧不起 Isreali )和中国的学界都试图把王岱、刘智等人所写的汉克塔补看作是纯粹的世俗作品，但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些也都与苏菲信仰有关。近年张承志的一些研究也为Fletcher 所认为的这种神秘组织可能到今天还活跃于中国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同時 Aubin 又特別强调，穆斯林和中国社会的冲突无法消弭的看法是错的，为此她也为D.G. Atwill 今年出的新作中一些有关冲突的观点感到惋惜 (The Chinese Sultanate: Islam, Ethnicity and the Panth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 1850-1873) 。
在满清史方面，Aubin称，Fletcher道夫先路之功不可没。Fletcher 认为满文对于清史研究极重要，而在他看來，满文又是很容易学会的语言。能读中文之人，只需花一年功夫便可掌握基本要领（让我因此想起国人因陈寅恪懂一些满文而赞叹不已）。Fletcher 很早指出满清统治手段的多样和灵活。在他为剑桥中国近代史第十卷所撰写的三章里，他也和费正清的重要观点持相反的立场。费氏以为中国近代的主要变迁发生在沿海，而 Fletcher 则认为晚清以来的情势变化，关键在内陆亚洲部分，只有照顾到满蒙藏突地区的稳定，帝国才得以延续。我觉得这有点像当年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分歧。 剑桥中国近代史第十卷出版后受到学界严厉的批评，唯独 Fletcher 所写的三章受到称许。Aubin 文中还特別引了何柄棣对Fletcher 所写那几章的高度评价。Fletcher主张不要把清帝国与中国混为一谈，也必须关注满族的种族自觉，这些看法对今日的清史研究有深远的影响。在他那个汉化理论所垄断的时代，这些看法尤其具有革命性，但他又以很平允的方式提出这些看法，所以反而能让人接受。Aubin的报告里最后也感叹有关Fletcher个人经历的资料之少，和他的地位不成正比。她引了艾默生的名言：“Geniuses have the shortest biographies, because their inner lives are led out of sight and earshot”。 我想这主要是当时的网络还不够发达，没有部落格这样的空间，否则Fletcher就可以经常写写部落格，这样就能留下一些个人活动的信息，可见是生不逢时啊！
我最近因为教课，有一天特地跑去图书馆查阅近期出版的有关蒙元史的著作，发现英国的 The Folio Society将Leo de Hartog 的名作《成吉思汗：世界的征服者》重新出版，同时重出的还有 Morris 的忽必烈传。不仅版面排得很舒服，还配制了大量波斯文献中的有关图片，并加上一篇介紹。Hartog书的介紹为David Morgan 所撰，写得很好，将各种成吉思汗传的历史和特色都交代得很清楚。我很同意他的意见，Hartog虽然不像Ratchnevsky那样是真正的专家，但他的这本传记是最值得读也最易读的，不光细节精确，文笔也流畅得很。Morgan 在文中也特別提到了 Fletcher ，他说Fletcher 为了研究蒙元史而竟然掌握了十五种语言，但那是天才干的事，我们凡人千万不能上这个当（最后这一句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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