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民國穆斯林與當前中國穆斯林的異同處

看到今日微信上中國穆斯林的網路言論與想法，便有些想法不得不說。某方面來說，今日中國穆斯林與七八十年前的中國穆斯林相比出現了斷層。如1930年代中國穆斯林的熱血、奮發、爭取自主的精神，在今日中國穆斯林的身上完全看不到。相反的，從微信中，看到中國穆斯林知識階層的憤概與無能為力。會有這些現象，一些人認為是大漢民族主義所造成。但問題是，民國時候的中國處境比今日更為險峻，大漢民族主義不漸得比今日淡化，但那個時期的中國穆斯林似乎比今日更有獨立自主的空間。後來想一想，是否與當時國際環境局勢有關，中國穆斯林與那時的國民政府面對共同的外來挑戰(日本軍方的回教工作)，國民政府知道中國穆斯林的優勢，而中國穆斯林也樂於與國民政府合作。（但續）

後記：後來將我的想法提出，一位中國穆斯林回應說，一黨專政導致當前民間社會缺乏應有功能所致。這方面我同意他的看法，但仍有些矛盾點在。如那些在網路上仇視穆斯林的大漢民族主義學者，如果他們與民間社會無關，那代表他們的言論至少是中央所默許的，不然難以解釋為何網路上有如此仇視穆斯林的一股運動。

百年中国最惨烈的宗教杀戮：当代穆斯林问题的隐忧

很恐怖的一篇文章。比喻不倫不類，似乎在為屠殺少數民族辯護。完全不提中央的角色。

近年来，大陆的穆斯林问题逐渐在两个方面呈现出令人忧虑的现象。

1、旧有的“工地诈骗”、“饭店打砸”、“强租强卖”等层出不穷的小部分穆斯林同胞违法难治的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善，这就使得相当多的非穆斯林屡受欺辱而无处伸张，民间怨愤和恐惧不断传播累积。(回漢衝突)

2、政府、企业出于维护非穆斯林、穆斯林团结之初衷，而推动的“清真立法”、“美团外卖”等措施，引发部分非穆斯林的不解甚至恐慌。这种不解的背后，是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群体在习俗、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彼此隔阂和误解。

而这两种现象，很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在1900年，华北地区的农民在干旱的逼迫下，以义和团的身份对当地的基督徒举起了屠刀，即是如此。

穆斯林思想家評傳

《评传》缘起：

她的前身竟然是《伊斯兰思想史论》

张维真

在伊斯兰历史上，涌现过许许多多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他们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星星，在伊斯兰思想的星空留下他们特有的璀璨和辉煌，不仅对伊斯兰思想史，而且对世界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予以探讨和研究，从他们的思想中汲取对我们今天的穆斯林及世界有益的价值和意义， 一直是萦绕在我头脑中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追溯到我出国学习之前，由临夏外国语学校（原中阿学校）奠基者马志信老师（人称白哈阿訇）等前辈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伊斯兰思想家”的信息，接触到埃及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中国伊斯兰思想家陈克礼（1923—1970）等的有关思想。

后来我所知道的一个思想轨迹是，马志信的思想和中阿学校的诞生得益于陈克礼的中正思想和团结理念；陈克礼是近代伊斯兰学者和先驱王静斋、庞士谦和马坚的学生；而马坚等的思想源自留学埃及时受近代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希德•里达等人的影响；被马坚誉为“近代回教学术泰斗”的穆罕默德•阿布杜，受益于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以后的岁月里，我又进一步追索，阿富汗尼又受到哪些思想家和改革家的影响呢？这些思想家和改革家是谁？他们都有哪些重要的见解和观点？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杜的思想又有哪些继承者？他们的卓越思想有无后来的超越者？如果有，他们又是谁？他们各自对穆斯林共同体又有哪些贡献和影响？对这些思想渊源的探求，成为我一直以来的兴趣和爱好，甚至成为我天性的一部分，乐在其中，身不由己。(經學系傳譜？)

在巴基斯坦学习的岁月，不夸地说，自学的精力和时间多于正式上课，呆在图书馆的兴趣超过在课堂按部就班地听讲，与历史上那些大思想家们生活和对话的时间多于眼前授课的老师。我痴迷于那些思想家的智慧和建树，他们的胆识和勇气，他们对历代穆斯林复兴运动的影响与贡献。出国前对我的思想产生巨大震动的是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特别是他的名著《伊斯兰、基督教与科学文化》（马坚先生译为《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

大师已逝 音容犹存——访马金鹏先生长子马博忠老师

优索福 伊斯兰学术城,2004.7

2004 年 4 月 11 日上午，春光明媚，在和煦的春风中，柳絮满天飞。我与师兄骑车前往北京西区贯石山下，采访已故阿拉伯语大师，《 < 古兰经 > 译注》的翻译、编著者——马金鹏先生的长子马博忠老师。一路上，我与师兄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已经出版的几种汉译《古兰经》版本，各自的优点和特长，也大胆地推测尚未出版的马金鹏先生的《古兰经》译注的风格和特色，不知不觉间，我们便来到了马博忠老师的寓所——西颐小区       未等我们看准门牌，马博忠老师已从室内热情地迎接出来，互道色兰，入客厅落座。主人非常热情地端上糖果，让茶倒水。极为清雅干净的室内散发着芬芳的书香，条机中间一台旧录音机正低音播放着《古兰》诵读的磁带。诵经者的声音虽有些苍老，但发音却十分准确，声调悦耳。师兄问，这可是马老先生的遗音？马老师回答，这正是先父在世时诵读《古兰》的录音。       稍作寒暄，便话入正题，我问起马金鹏先生翻译《古兰经》的缘起和经过。马博忠老师开门见山地说， 先父在北大执教期间，原无译注《古兰经》的计划，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父亲产生了译注《古兰经》的念头。 那是 1989 年开斋节，北大穆斯林师生举办了一个联欢晚会，以庆祝节日。当时，伊斯兰教协会的马贤先生和沈遐熙以及马坚先生的夫人马存真女士都参加了联欢晚会。会前，在会客厅里，马松亭阿訇、沈遐熙还有马存真女士和父亲协商为马坚的汉译《古兰经》附加一个勘误表的问题。因为沙特有关方面已经郑重向中国伊协提出这一工作，希望马坚先生的译本中的一些失误得到更正。沙特每年朝觐季节要散发大量的马坚译本的汉译《古兰经》，但却发现其中有些失误需要更正。当时，父亲建议说，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应该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一个译经委员会，集思广益，有计划有组织地完成这一工作，并当众表示“如果需要我参加译经委员会的话，我是可以不顾年迈体弱参加这一工作的”。

苏冰：我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瞬间 - 中国民族报电子版

1949年之後出現所謂的「回族」

　　苏冰，回族,1915年6月生。离休前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委主任，曾荣获国家“三八红旗手”、宁夏“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等称号。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少数民族妇女干部，苏冰对党的民族政策及自己从事的工作有着深刻的体会。

　　我从小生活在河南南阳瓦店。在我很小的时候，做小买卖的父亲去甘肃做生意，被土匪打死在半路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少数民族群众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受到很大的威胁，更谈不上什么民族平等了。乡下的日子实在难过，土匪围寨，小偷挖墙，我们孤儿寡母整日胆战心惊。后来，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举家迁到新野县城里。城里的秩序稍微好些，母亲在街上摆个摊子，卖点儿袜子、手巾、镜子之类的小杂货，勉强度日。

　　虽然家境清贫，母亲还是支持我读书。小学毕业时，我已经十五六岁了，我争取到母亲的同意，到开封读公费师范学校。母亲把家中的两个戒指当掉给我做路费，我带着这些钱，独自到400公里外的县城读书，准备考取开封女子师范学校。一个回民女孩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读书，在别人眼里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我承受了各方面的压力，刻苦学习，第二年就考进了开封女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许多流亡学生从北平、天津涌到开封，我们这些开封学生就与平津学生一道，热血沸腾地走出课堂，到乡下宣传抗战、到前线参加抗战。后来日本侵略者逼近开封，开封女师南迁，我没有随学校南迁，而是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其中几段与民族工作有关的经历尤其难忘。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为清真寺题写了牌匾 (延安有回民聚集區？)

说不尽的王静斋

作者引用當時不少報紙與文人學者，評價王靜齋阿訇的古蘭經譯本

说不尽的王静斋

2015-11-04 14:57阅读：1,007

爬在客厅地板上，铺开收集到的王静斋阿訇（1879—1949年）的资料，一页页地阅读，一点点串连起这位伊斯兰长老的生平行状。渐渐地，我看到了一种罕见的宛若千古春秋游侠名士的正气，在浮浪中逆流而来：

“（他）很像画里的寿星”，给人“饱经风霜与变故”的感觉，有“谈吐不俗有学者风”。“终年总是一件蓝或灰色布袍裹身，乍看去像商人又有些土气”。“眉宇间有一种严肃的凛然之气”，对人“从来不摆大阿林（学者）的架子。”

不知别人怎么看，我是极喜欢这样的学者形象。2015年9月，我们去宁夏韦州东阳女校看望学生，在教室黑板上罗列出20世纪几位大阿訇的名字，王静斋竟享有最广泛的知名度。究问原因，学生们说他是第一个汉译《古兰经》的穆斯林，大家仍在参考他在1946年出版的译本。事实上，王静斋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中国穆斯林一个灿烂的符号，是正义与良知的代名词。青年时代起，他就以一个阿訇的身份，肩负起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改造之责。他说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是，人间正义磅礴，世界光明大同。

1922年，43岁的他去埃及求学。在艾资哈尔大学，他与坦达威老师讨论“爱卧代尼是属伊玛尼”。老师强调：“父母之邦，各有维护之责，一旦不幸，财产被夺，妻子离散，尤当振起精神，与强权者相奋斗。只知礼拜，不问其他，而独不以国破家亡为耻乎。”两年后，王静斋回到祖国公开发表文章《谨守回教与爱护国家》，明确自己的国家观念：

教法何以随国法？ ——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内容摘要：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它在唐宋、蒙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分别被视为习俗、通制、礼法和信仰。“教法随顺国法”是国法与教法关系的主线，其实质是“教随人定”，即穆斯林遵从国法，国法规范教法。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教法大于国法”的情况，更多是国法对教法的主动包容和吸收。理解两者关系，应以实际为准，就事论事，切不可从概念出发，将虚作实。本文提出的“教法随国论”即是对此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当代作用在于理顺政教关系，整合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抵御“教法治国论”等极端思想。

 关键词：伊斯兰教  教法  国法  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林，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

一

   伊斯兰教法的权威性源于穆斯林对真主的信仰。穆斯林相信，真主造化并主宰万物， “沙里亚”(Shari‘ah，伊斯兰教法)则是通向“真主的大道”。教法作为指导穆斯林宗教与日常生活的一套准则，其权威性毋庸置疑。如仅就宗教而言，这本无可非议。然而，若将其置于特定国家或社会，则难免产生一个“棘手”问题：既然伊斯兰宗教法律的权威性来自真主，而世俗法律的权威性来自国家，那么，在穆斯林眼里，究竟是国法高于教法，还是教法大于国法？如果选择遵从国法，就是不忠于信仰；而如果坚持教法，则必然有悖国法。面对两难困境，穆斯林该如何抉择呢？

儿思如债 ——谨将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 端庄·随笔

薛宏

我的父亲薛文波（1909-1984），字锦章，号西村，经名哈吉·达武德。北京市人，回族，世居北京西村马甸。他是我国近代回族著名的爱国人士、卓有建树的民族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回族教育家、诗人和爱国民族主义者。

这许多年来，每当我从网络上、典籍中和许多学者、老者的言谈中听到和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与冲动。

我知道，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自己关于父亲的鲜活故事。但我对于父亲的回忆却与西部有关，与横贯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有关。因为它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最大的山系。对于中国的远古先民来说，昆仑山是遥远、神秘而恐怖的。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一切神秘才具备了地域上的前提。而我认为昆仑是名副其实的众山之王，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2009年，是家父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之年。按理说已诞辰100周年的父亲本应该淡出我们今天的视野和记忆，淡出我们纷扰的记忆年轮了。可我在反反复复的深思追问中还是想：100年，漫长的100年该有多长！

我们民族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不也就是短短的几十个100年吗？我们祖国的屈辱史与崛起史不也就是100年内外吗？我时常想，父亲和他所经历的时代有太多的苦难、饥荒、战火、离乱和浩劫。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他正是在那样一个不同寻常而又英雄辈出的乱世里，完成了他自己北平成长、西北谋功、抗日南行、麦加朝觐、随军进藏、落脚甘肃的坎坷人生轨迹。这种人生的抉择何等难能？而他的人生起伏又恰恰演化成整整一代人的心理共振，沉淀为早已逝去的那一百年沧桑的时代标本。

宗教局：及时制止打着“清真”扩大族群边际现象

 原标题：国家宗教局司长：及时制止打着“清真”牟利、扩大族群边际现象

微信公众号“中国宗教杂志”2016年12月20日刊登了国家宗教事务局业务三司司长马劲的文章。对于近一段时间，“清真食品不清真”、“清真食品泛化”等有关清真食品管理的问题，马劲指出：对社会上打着“清真”牟利、扩大族群边际的，要及时制止和纠正。在2016年11月的中国伊斯兰教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也指出：要引导穆斯林群众正确认识“清真”涵义，认真解决一些地方出现的炒作“清真”概念，扩大“清真”范围，滥用“清真”标识等“清真泛化”现象。

《中国宗教》由国家宗教事务局主管主办，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宗教类综合月刊。此外，国家宗教事务局业务三司主要负责伊斯兰教事务：承办伊斯兰教事务管理工作，调查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指导伊斯兰教团体依法依章开展工作；联系伊斯兰教界人士；指导地方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伊斯兰教事务进行管理；指导协调穆斯林聚居区和散居区的有关问题；承担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等有关管理工作。

以下为原文《努力做好伊斯兰教领域重点工作》，作者为国家宗教事务局业务三司司长马劲：

不了解赛典赤谈什么中国回教

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对中国穆斯林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许多回族姓氏和世家都是从咸阳王而来。如果不知道赛典赤，就无法了解中国穆斯林。了解赛典赤而不看赛典赤的家谱等于没有了解。有关咸阳王后世的家谱众多，驰名者有云南《赛氏家谱》、《马氏家乘》等，但这些谱成谱年代较晚，而山东博物馆所藏的《咸阳族谱》是目前发现的较早的咸阳王家谱，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山东师范大学马保全先生曾对该谱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其外文部分有细致的分析，撰成《山东博物馆藏<咸阳族谱>外文部分成书年代考》一文，发表于《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二期。刊出后，有其他杂志转载。但因为篇幅、阿拉伯语排版等问题，各刊物均对文章有删节。兹授权回学馆全文刊出，以供读者讨论、交流。

山东博物馆现藏一部《咸阳族谱》，系元代杰出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后裔在中国形成的早期家谱之一。2008年，它被收入到我国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2009年，被收入进第一批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2】,是国家二级文物。除却汉文记述部分外，族谱中外文部分多达29页，记录的信息量很大，根据保存状况来看年代已经十分久远，是该伊斯兰教珍贵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其汉语部分中有元明清三代伊斯兰教内、教外士人所写的序言、跋文、赞诗、谱例、官职表等，但是其外文部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对其成书年代的研究，正是对其外文部分的基本研究之一。本文尝试对《咸阳族谱》中外文部分的成书年代进行梳理考证。

留埃學生的整體變遷

這幾個禮拜，花了不少時間收集與分析在民國時期，留學埃及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的中國穆斯林文章。發現他們與現在的中國穆斯林學者，或是所謂的回族學者是很不同的類型。會有這種差異，我認為這與社會環境與政治體制有關。民國時代到愛資哈爾的中國穆斯林學生只有33位。人數雖少，卻是當時中國穆斯林菁英中的菁英，他們擔任翻譯者、外交人員、記者與文化傳播者的多重角色。

從收集到的資料顯示，這33位穆斯林當中，超過半數以上，從事阿文著作的翻譯(至今仍可以找到相關出版著作)，並將片段的古蘭經文與聖訓譯成中文，供國內的穆斯林參閱。如現在中國穆斯林(包含台灣)，最常參考的中譯古蘭經，則是來自其中一位留埃學生(馬堅)的翻譯。

他們同時擔任文化的傳播者，如將論語等中國古典文學譯成阿文，以及向那個時代知名的埃及穆斯林學者(如Rashid Rida and Hasan al-Banna)，介紹中國穆斯林的歷史。

那個時候，中國與中東的關係並不深厚，自然無所謂的中東研究。儘管如此，那些在埃及唸書的學生們，見證不少歷史事件，寫下相關的中文報導，至今仍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