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2日 星期三

土耳其开中餐馆的国民党高官

在全球化的今天,唐人街、中餐馆无疑是中国在海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载体,所谓舌尖上的中国,色香味俱全,最容易接触和体验。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华人 并不多见的城市,突出的缺陷是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唐人街;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中土两国交往日益增多,中餐馆少说也有20多家了, 凤凰等成了中餐馆名称的标志性词汇。土耳其的第一家、也是经营时间最久的中餐馆叫,取自餐馆老板的姓氏,在当地颇有影响。如今,由于市场 竞争激烈和其他种种原因,王家餐馆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几乎找不到踪迹了,但这个餐馆与中土两国之间的历史交往颇有渊源,值得一提。

从燕京到伊斯坦布尔:中国最早的回民留学生
王家餐创办人王曾善 (1903-1961)出身于山东临清的一个回民世家,是中国最早到土耳其留学的两位学生之一。清曾是北方有名的商城市,因大运河漕运而迅速起,回 族经济繁荣。后来漕运衰落,王曾善的父迁到北京生。父王葆卿曾担任北京羊行公会会、北京四牌楼清真寺管寺大老等,在当地回民中有影响。


王 曾善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在燕京大学修习语文,同兼修阿拉伯和土耳其读书,他常常哀于中国回教的状况,立志“以振回教己任”。 1922年,他曾与兆理等人组织了中国清真教学界协进会。大学毕业后,王曾善深受小亚细亚地区民族革命成功的鼓舞,特别钦佩土耳其国父的英雄行 ,于是自到伊斯坦布大学读书,就史系。当的伊斯坦布大学刚刚经历了一场现代改革,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将其确立公立大学。在里王曾善有幸 得到著名的突厥学基·托甘(Zeki Velidi Togan1890-1970)的指,翻了成吉思汗的传记

伊斯坦布大学正

,康有在《突厥削弱》中将晚清同奥斯曼帝国相比,民国期,一反此论调,国民党人掀起了学土耳其国父的潮流。身元老的胡民就曾在《民 表《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人》、《土耳其革命》等文章,希望当身居党政最高职务的蒋介石能效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利。1928年,胡 民、伍朝枢、科等到土耳其考察政,以“宣国策”、“敦睦邦交”、“取消不平等条使命。正在土耳其留学的王曾善代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使 其“口能言,耳能而足能行矣”。此次考察束之后,王曾善作非正式代表助沟通中土通商条问题1934年,中土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耀祖 (1889-1961)成民国首任土耳其公使。蒋介石还给土耳其国父尔赠送了一张亲名照,至今仍保留在陵墓的博物里。

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希 望了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诸项变革。1929年,受国民政府委托,王曾善负责调查土耳其革命后的教育方施状况,写了《土耳其的文字革命》一文。他 在文中指出,文字革命是土耳其共和国“新政中之最惊天地引起全世界注意的”,“并非一种单纯问题”,对语言、宗教、文化、及民族心理有很大影响;其措在土耳其人看来是“莽从事”,但中国人却其政治手段的颇为钦佩。了当中国土耳其共和国最新道。

学而优则仕:边疆政治与国民外交

1931年王曾善自土耳其回国,凭借学以及同国民党要人的系,他很快成了一位社会名流。在2030年代,他同唐柯三、孙绳武一起被誉“回教三杰”。
王曾善重教育,认为的缺乏是中国回教的一个突出问题此,他成立了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以研究学术为主要目的”,并担任学会刊物的主。他翻《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并研究回教国家的史和状。深厚的学成就了他在内政外交中的特殊地位和献。

回 国当年,王曾善随另一位国民党要人戴季陶宣慰西北,了十几位新疆人到南京的中央校、中央政校学1935-1946年,因胡民的推荐,他成代表 回民的立法委;期,他以立法委的身份到甘、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考察省自治问题1944年,新疆生暴乱后,王曾善跟随治中将赴新疆 判,后任民政厅长

王曾善新疆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国争相侵略,乃新疆危机之最大者”。英、日、俄三国然方式不同,“侵略之野心,一无二致”。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法在于“立威 信,正纪纲,制止纷扰,安人心,施行法治,宣示公道”。关于流散在近回教国家的新疆民,他指出,“均因不明国情多所怀疑,免有离心离德之表 示”。自治被看作是理新疆问题的关

1938-1939年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是王曾善所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情。
“七 七事”后,中国回教救国会成立。因日本人阴在中国西北地区成立“回回国”,王曾善等人深感有必要在回教国家行抗日宣。在国民党高白崇禧的 支持下,他成立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由王曾善任团长该团19381月从重,先到麦加参加了朝圣,后历经埃及、黎巴嫩、叙利、伊拉克、伊 朗、印度、土耳其国,于19391月返回。在麦加他参加了世界回教年会;后又依次拜访了各国国王、首相和重要大臣,开启了中国“国民外交”的先河。

王曾善个人角度来, 此次行程最兴奋的莫于重访土耳其。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和奥斯曼帝国自19以来的友情系,加之,1904年日本战胜俄国后,土耳其其十分景仰,于 是,土耳其的抗日宣传显得尤必要。任土耳其外交部阿拉斯(Rustu Aras)在接待访问团时指出,两国非但有“宗教感情”,“有血之关”。他称“中国之抗精神,甚可佩”。另外,他还强调“土耳其国家非泛土 耳其民族主者”;“土耳其始终为东方之民族,始终为亚洲之民族也”。访问,适逢土耳其国父去世。访问团到多巴赫切皇Dolmabahe Saray行了吊唁,王曾善慨“回教民族失一人,方民族失一人”。当英法诸强的国家代表都来瞻仰个半官方的中国代表无疑成了一个特殊的身影。

王曾善指 出,此次出行使近各国人民消除了之前中国的“隔与鄙之心理”;各国的新界,也得以明辨是非,开始刊“有利我国之消息”。中国争取民族自由和独 立的革命,被认为“深合回教之真”,从而得了极大的同情。访问团结束之后,中国首先在利雅得,保去麦加朝圣的中国穆斯林,首任事即访问 的成之一王世明。曾任副团长天英(1900-1982则组织似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到印尼、来西等地宣中国的抗日争。

王 曾善尤其重中国与土耳其的外交,认为“土耳其是近政治的枢”。1939年土耳其首任驻华公使抵达重。王曾善认为于我不无小洲和平更有莫大的献”。在陪同第二任公使访问中国西北地区,他土耳其政府每年10名中国学生到土耳其留学。

从教授到餐馆老板的传奇人生

1949年,中国政局 革,王曾善没有留在大,也没有去台湾,而是辗转到了巴基斯坦。1955年,在托甘教授的邀下,他带领全家15口人再次来到土耳其,成了伊斯坦布大 学的第一位中文教授,述中国典籍上所有关土耳其民族的史,供土耳其学生研究——也是土耳其史学会研究民族史的料来源。美国大学的一位 教授也曾邀王曾善研究中国回教问题;然而,王曾善却回复:“土耳其足我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站”。土耳其学的奠基性人物艾伯Wolfram Eberhard1909-1989)也王曾善“倍为赞誉”。临终前,王曾善一直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回教的著作,可惜稿在其去世时遗失。

王 曾善在土耳其遇到的一个最大挑即生计问题。伊斯坦布大学提供的微薄薪水,不足以养活15口人的大家庭。于是,王曾善萌生了开中餐的想法。1955 年,他先跟一个土耳其人合伙,但不想餐在一周之内即关。之后,他又有一些努力,但也不幸短夭折。时间持久的是1957-1960年他开于塔 克西姆广Taksim)附近的中国店。

20 50-60年代,大部分的土耳其人好奇于中国人细长的眼睛和不那么高的鼻子,要开一个中餐重重。各种批程序,不但复需要通各 种人关系来疏通。一个事情要往返几次,常常找到公室找不到人,找了一家又要到下一家。一个普通的布也要折多次,或者被公家没收,或者被私人去。 最麻是人的问题。店里的跑堂是因一些小的问题突然不来上班,辞了又想回来,家里的戚也会因等而矛盾。了生毕业于名牌大学又曾 身居政府要的王曾善甚至不得不屈尊做跑堂,而他的言能力竟然刺性地成了一个“优势”。

一方面有大学里的辛苦工 作,一方面又忙于各种迎来送往。一个小小的中餐暂时贴补了家人的生,王曾善却也几乎被各种碎事情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在日中写道:“知感主余能忍 受各种迫,但此已达极度。真主试验余之忍耐力,余已受了。再增加迫,受不了了。”短短数,道尽了个中辛酸。

1961 1月,王曾善在伊斯坦布大学上课时突然倒,医治无效去世,一位在中土交往史上的杰出人物就此早早地束了自己的生命。同回民的白崇禧将他的 悼中写道:“紧维先生、为时之英、信宗教、国忠、从政任教、中外蜚声、真、永盛名”。其一生的精辟概括。

王家的餐成就了伊斯坦 布一代居民于中国的最初印象。作伊斯坦布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和教授,同也是土耳其第一家中餐始人,王曾善见证了中国和土耳其在近代以来最 密、最深的接触。在政治的会下,他离背井,守民族大;他的信仰、知及人格都成了中土史交往中美的符号。

(文/,作者系上海大学史系副教授、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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