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这个面积约一千一百平方公里，人口约六百八十万的特别行政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香港沿用1949年前的称呼，称穆斯林为“回教徒”）约二十一万人。拥有香港身份证，或者称为长期居民的穆斯林约八万人，其中香港华人穆斯林约三万九千人，南亚、东南亚（主要指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尼）和中东诸国穆斯林约四万一千人；其余十三万人，主要包括来自印尼和菲律宾等国的女佣约十万人，以及来自非洲诸国暂居香港的生意人约三万人。
据相关史料记载，最早来港的穆斯林并非华人，而是被英国殖民的印度、巴基斯坦穆斯林。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英国人开始拥入香港。十九世纪后半叶，香港逐渐成为世界各地人口大量流动与各种商品集散之地。到处插旗的英国人在占据香港之后，并没有足够的人员来管理，习惯了“以夷制夷”的英国政府则大量招募印巴人来香港代治。这些印巴人有些入编军队，有些被安置于行政机关，在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都安置了象征性的管理人员。这些印巴人中有大量的穆斯林，于是香港就开始有了穆斯林。早期印巴穆斯林来港，多在些利街一带居住，因此有了香港最早，当时称为“摩罗街回教礼拜堂”的清真寺。也就在这个时候，移民之门的按钮被启动了。随着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互惠互利，世界各地的人，包括穆斯林，带着掘金的梦想来到香港。
后来更多印度穆斯林以军人、家属或商人身份来港定居，主要分布在港岛中环、上环和新界尖沙咀一带。他们较完整地沿袭了穆斯林的生活传统，凡有穆斯林定居之处，必然修建宗教活动场所，供每日五次礼拜和日常宗教活动之用。对这些宗教场所以“清真寺”来命名，也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的。早期印巴人用阿拉伯语“麦斯吉德”、“哲玛尔提（寺坊）”或英文的“Mosque”来命名和称呼集体礼拜的场所，翻译为中文则是“回教堂”。1945年，“回教堂”改为“清真礼拜堂”，这个命名今天在些利街清真寺的门匾上依然清晰可辨。
华人穆斯林最初来港具体时间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社刊》（纪念特刊）中提到，来港华人穆斯林最早的历史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有云南穆斯林贩运茶叶来港，在香港上环、中环一带营生。早期来港的华人穆斯林多以挑工、做买卖的方式，游走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也有的零星定居在湾仔、铜锣湾一带港口、码头、火车站附近的窝棚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当时华人穆斯林在港尚未形成社区，与印巴穆斯林一起共享清真寺。华人穆斯林大量人港，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
些利街上的“摩罗庙”
走过些利街，在路边竖立的路牌上写着“摩罗庙街”，下面的英文翻译是“MosqueStreet”，如果现在重新翻译回来，就是“回教堂街”、“礼拜寺街”或者“清真寺街”。南亚穆斯林最初来港，为延续自己的宗教功修，在这里建了自己的礼拜殿。“摩罗”这个词是包含着一些贬义的。当时南亚各族群受命来港，当地港人见他们头缠长巾，留有长髯，与华人大相径庭，且在街道上办理各种差事，于是就有了“摩罗差”这样的污名。“摩罗”一词最早多指印度的锡克教信徒。因为对异域文化的陌生，香港人见了印度差人，不管他们信仰什么，统统称为“摩罗差”。于是这锡克教信徒的称呼转移到印巴穆斯林身上，又延伸到他们的礼拜寺，就有了“摩罗庙”这个名字，即些利街清真寺。
摩罗街（有些人称“猫街”）是香港一个古董买卖的市场街。摩罗街位置在皇后大道西与荷李活道之间，被乐古道分为摩罗上街和摩罗下街，摩罗上街的东面连接楼梯街。摩罗街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已经是一个商贾云集，各种货品流通的市场。沿着亚洲最长的室外电梯上去，两边的各种小店、老建筑也随着电梯的上行而慢慢下移。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左边有座历经百年沧桑的清真寺隐秘在这半山腰。如果不仔细看门牌，谁知道这个被称为“摩罗庙”的，就是香港最古老的清真寺——始建于1849年的“香港回教礼拜总堂”。
推开虚掩的铁门，沿着石台阶走上去，看到一个石墙小院。走进院子，几间老房子一宇排开，几扇门显然已经有了岁月，多年前可能被蚂蚁安家，后来又经历阳光的炙烤和雨水的冲刷，上面生了厚厚一层铜锈。往里面走几步，看到一般家庭的布置所需，厨房、浴室、卫生间。如果不抬头仰望对面高高耸立的宣礼塔，定会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居民小院。
宣礼塔是由三层建筑组成的二十米高的阁楼，顶端是一个极具伊斯兰建筑特色的圆形拱顶，尖端处有一个月牙和一颗星星。宣礼塔后面是长方形礼拜大殿。据清真寺的伊玛目讲，该大殿长约七十米，宽四十米，可容纳一千多人礼拜。大殿前后用围墙分开，前面与门厅、宣礼塔组成一个整体。后面是大殿的主体，西面墙上两边对称摆放着时钟和各种宗教书籍，南北两面墙上开着相互对称的窗户，地面上有顺序地铺着礼拜毯，整个大殿干净整洁、朴素淡雅。宣礼塔、大殿内外都刷成绿色，继承了沙漠绿洲中的阿拉伯人对生命与和平的向往。
大殿外侧东北角是一个水房，供前来礼拜的穆斯林洗浴之用。东面还有一栋年久失修的平顶楼，是伊玛目及工作人员的居所。
从大殿出来，眼尖的人一定会看到门厅左边拱形墙上的那个记载大殿历史的铁牌子。牌子顶端用阿文写着“一切赞颂全归安拉”，下面用英文记载了该大殿整建、修葺时出资贡献者的名字，上面记载着“该大殿始建于1849年，重建于1905年，出资者是来自印度孟买的艾萨克·埃利亚斯哈吉”。为什么是印度人出资，怎么把清真寺建在半山腰上，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得从历史长河中去打捞。
最初来港的印巴穆斯林多是每天坚守五次礼拜的虔诚信徒，驻守之地就在些利街附近。下班之后，习惯做点小生意的印巴穆斯林聚在一起论长道短、以物易物。时日久了，就有了规模逐渐扩大到整个街道的巴扎（市场）。他们既在此做买卖，又在此集中礼拜。每到礼拜时，整个街道都站满了人。香港本土人不明白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那时没有现在这样便利的食品袋，常常有人提着几串腊肉沿街走过。有时腊肉碰到穆斯林身上便会引起事端，双方不免发生一些冲突。1849年，“摩罗差”们经过集体商议，向殖民政府提出划拨土地的申请，并开始了筹建清真寺的前期工作。为了缓解民族矛盾，殖民政府就在当时很不起眼的半山顶上划出一片不毛之地给他们建清真寺，并于1850年9月2日与他们签订“信托契约”，将此地租给他们，租期为九百九十九年。从此，这里的穆斯林有了自己的礼拜场所。早期称为“摩罗庙”，是香港人对这些外来者的理解；后来被称为“穆罕默德清真寺”，可能是沿用捐资者的名字，也可能是以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命名；再后来又改称“回教礼拜堂”。
九龙清真寺
来港旅行的内地回族朋友，在前往九龙公园观景的路上，闻听这里有座清真寺，大多都会临时改变主意，先去看看清真寺。这就是位于香港尖沙咀地铁旁边，与香港九龙公园毗邻的九龙清真寺。九龙清真寺是香港伊斯兰文化的中心，从占地面积和建筑风格来看，它无疑是香港伊斯兰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从尖沙咀地铁口出来，就可以看到九龙清真寺白色大理石砌成的有着球形拱顶的大殿和四角高高耸立的宣礼塔。站在寺门前的台阶下抬头看去，一楼檐部有阿拉伯文书法“清真寺”几个苍劲刚健的大字，两边窗户上部为圆拱形结构，整个建筑传递着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古典神韵。
在英国割取九龙半岛之后，派大量印度士兵在此驻守。印度士兵中的穆斯林向殖民当局提出申请，想要建一个举行日常宗教活动的场所。1890年，政府同意在柯士甸道和弥敦道交界处提供临时场所；到1896年，在尖沙咀建起了九龙清真寺，在时间上仅晚于些利街清真寺。据史料记载，最初修建的清真寺是沿用印度伊斯兰建筑风格，主要出资人是印度士兵和军官。当时来清真寺礼拜的不仅仅有士兵，还有周围的警察、海军、监狱警卫、船厂警卫、管理员、银行职员等。他们共同为该清真寺的兴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不仅如此，在有了清真寺的基础上，他们还成立了伊斯兰国际信托组织，伊斯兰文化也慢慢在香港开始传播。
经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洗刷之后，九龙清真寺的原貌不再，内部多处有损毁现象，几经修缮。1976年，香港政府在尖沙咀清真寺旁边修建地铁，使清真寺本身就简陋的建筑处于危险境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政府批准了重建的计划。1978年，新建九龙清真寺的项目破土动工，历时六年，直到1984年才竣工。新建的九龙清真寺占地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耗资近三千万港币。清真寺为三层楼，第一层中间为大殿，两边设有办公室、图书室、会议室和研读中心。平日，大殿中间摆放桌椅板凳，面向社会开放，为专题演讲等活动所用。遇到周五或重大节庆，则挪开桌椅供礼拜所用。第二层设有教室，专供穆斯林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宗教知识。第三层整个是礼拜大殿，从中间分开，左边男子礼拜殿比较宽大，而右侧供女子礼拜的房间较小。
在九龙清真寺旁边，步行五分钟有一栋大楼，名为“重庆大厦”。来自不同国家。尤其非洲和南亚一代的小商贩云集于此，其中穆斯林占一定的比例。他们把大量中国生产的衣服和电子产品，经此中转运到非洲诸国或者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平日到礼拜时间，他们纷纷放下手中的生意前往九龙清真寺做礼拜。每到周五聚礼，九龙清真寺则是人满为患。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种族和民族的穆斯林，在金钱和利益至上的香港，守住这块净土而不至于随波逐流。
在外地穆斯林看来，香港这个繁华的金融都市、世界贸易港口有一座清真寺的确难能可贵，能够在这里了解一下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民族穆斯林的风貌；而对于非穆斯林来说，香港这一中西文化交融之所是了解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很好的窗口。香港伊斯兰联会还利用这个平台举办伊斯兰知识学习班，用英语和粤语两种语言，向游客和有兴趣了解伊斯兰教的香港居民传递文化与社会视野中的伊斯兰。
赤柱清真寺
香港的第三座清真寺是位于赤柱半岛的赤柱清真寺，它建于1936年，是香港清真寺中最为与众不同的一座。赤柱半岛地处香港南区，岛内有些沧桑的感觉，如果没有热爱游泳和喜欢旅游的游客光顾，也许早就荒废了。
赤柱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借用古书说法，是兵家必争之地，进可攻，退可守。因为这里偏僻安静，远离民巷，政府就在这里建了一座监狱。狱卒多是被招募来的印巴人，包括许多穆斯林，于是又建起了这座风格独特的清真寺。该寺因监狱废弃、职员离开而一度废弃，后来应周围穆斯林的要求重新启用，同时也成为浅水湾一带的旅游观光之所。
如今，当年那些在监狱工作的印巴穆斯林，有些可能因为对乡土的眷恋而迁回故土，有些为了生活便利而内迁港岛，所剩穆斯林寥寥无几。清真寺自然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于是就有好事者提出拆迁而发展房地产。还好，这一提议并没有被政府通过，赤柱清真寺仍然屹立在那里，等待新时机的出现。
爱群清真寺
穿过湾仔丽景酒店的停车场，一栋白色八层高的大楼矗立在右侧的马路边上。这就是香港伊斯兰联会及爱群清真寺所在地。一楼侧门是穆斯林幼儿园，为附近穆斯林子女人学而设。拐弯过去，爱群清真寺及伊斯兰联会的英文和阿拉伯文字样镶嵌在墙面上。如果不走进大楼，站在门外，不会猜到这是一个清真寺；因为就在这栋大楼的另一侧，有一栋悬着十字架的大楼，那是湾仔区天主教的办公地点。
走进大楼，大理石的墙壁上有用彩色玻璃镶成的麦加禁寺天房图案。从台阶慢慢走上去，二楼是穆斯林礼拜前洗浴的地方。整个楼层隔为两半，一半专为男性所用，另一半为女性所用。三楼是专供穆斯林男性礼拜的大殿。平日人不多，每到星期五，散居各地的穆斯林把整个大殿挤得水泄不通。有时候大殿空间不够，整个楼梯，甚至二楼都跪满了人。四楼是女性礼拜殿。“香港穆斯林妇女会”常联络和安排生活在附近的穆斯林妇女，一起在这里完成主命。在这里礼拜的，多为来自印尼和菲律宾在香港富裕人家从事家佣工作的女性。五楼是清真餐厅。平时喜欢喝早茶的香港人，约上亲戚朋友聚在这里，一边聊天，一边享受各种各样的港式糕点。周五聚礼结束后，餐厅的工作人员则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他们心里自然是乐呵呵的。平日清淡的生意，也就在这个下午得到了有力的补充。据老板说，这里的生意随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来港也逐渐好转。六楼的图书馆摆放着各种语言的书刊和报纸，里面还特别为查阅资料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研读室。六楼还有为社区穆斯林提供的免费医疗室。最高两层则是“伊斯兰联会”和“香港伊斯兰青年协会”的办公地点。据伊斯兰联会负责人讲，湾仔爱群清真寺是“香港伊斯兰信托基金会”所在地，所以命名为“爱群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兰中心”。爱群清真寺原来并不在这里，而是位于现在的湾仔跑马地，与锡克教的白色庙宇相连。为了开辟香港赌马生意，同时也为了给湾仔公墓腾出更多的地方，经过香港政府与穆斯林社团商议，将清真寺迁到爱群这个地方。1981年，新建的清真寺开始投入使用。搬过来这二十年，爱群清真寺和伊斯兰联会为香港穆斯林与内地穆斯林的联络、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往来与互动贡献良多。特别是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交流过程中，伊斯兰联会起到了桥梁作用。另外，伊斯兰联会还拿出大量资金帮助世界各地的贫困穆斯林，以使他们早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中华回教博爱社
最初的香港华人穆斯林都是从内地迁来的回民，不同时期的迁入有着不同的特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1945年香港光复，有避难的，有搞小营生的，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和社会背景，先后从广州、肇庆、番禺等地迁来一些人。后冈国内政治局势变化又有各种形式的迁入，北方以商贾居多，南方则有官方背景、军政落败而来者较多。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有许多人因政治运动而被迫移居香港。名目繁多，不可一言以蔽之。
早期内地回民移居香港，虽然分散各处，各自谋生，但是都要寻找或筹建礼拜殿聚众礼拜。宗教生活使他们相遇相识，彼此往来，日渐熟悉，最终形成华人穆斯林的社会。每遇主麻日他们大量聚集，然而由于身份多样，关系复杂，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所以长期未受承认，政府组织的很多公共事务与社会活动他们都不能参加。尤其是1917年签订联合规章时，居然没有回民代表的名额。面临尴尬的局面，几位网族穆斯林经过商议，决定成立属于自己的组织，争取应有的权利与地位。
1918年，由马子敬、脱文英两位商界颇有名望之成功人士做经济后盾，并邀请广州东营清真寺阿訇金逸卿共同筹办回族社团，取名“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港人当时流行用“堂”、“社”、“会”等名称，这里实际上是清真寺，也管理华人穆斯林的一些社会公共事务），宗旨是“宣传回教博爱思想，发扬教胞互助团结之精神”。教胞脱腾初让／H港岛湾仔二百二十五号，定为社址。同年，广州濠畔清真寺陈绍卿阿訇受邀出任博爱社首任教长。经众穆斯林推举，第一届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有会长金逸卿、司库马绍裘、书记脱腾初等十七人；博爱社成员共有五百二十余人，捐款者有二百二十五位。
博爱社成立之初就开设了“私立经书小学”，聘蔡华轩先生负责中文教育，陈绍卿阿訇担任阿拉伯文教师。1922年，由于原址地方太小，不利于发展，迁到轩尼诗道四百一十二号二楼。几年后，迁到了今天的地址——陈东里七号。该址原为一座两层木楼货仓，经修葺后，楼上为礼拜殿，楼下为教室。1930年，经书小学扩充为六年制完全小学，并在糖街二十五号设立分校。
1935年，受白蚁长期侵蚀，大楼几近损毁。博爱社执委会决定重修社址，不过受二战影响而搁浅。期间，幸得杨显荣、马瑞祥、张广义等人极力支撑，才勉强保住社址李壳。日寇来犯，大量内地穆斯林云集港岛避难。博爱社虽然只有空壳，也变为临时收容所。但是当时兵荒马乱，没有经费支持，无法长期安置穆斯林兄弟。由萨兆经先生出面向政府求助，建了一个回教难民营地。地点设在新界元朗锦田内，每天供应伙食，由周善之阿訇负责处理日常宗教事务。
1945年香港光复，在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由博爱社主席白学修牵头，对大楼进行了修缮。1951年，博爱社组成修建委员会，筹备资金，决定在原址重建、扩建。1953年重建工程竣工，于当年2月1日正式启用。当时博爱社楼高四层，从地下室到三楼为小学课堂，四楼为礼拜殿。1964年，蒙博爱社主席兼小学校监脱维善先生四处奔走，成功把完全小学纳入政府津贴学校，解除了学校经济上长期遭受的压力。1994年，博爱社大楼又呈现出破旧的景象，到处墙皮剥落，执委会决定重建大楼，于1996年底完工启用，直到现在。这次重修后，宗教活动的场地比以前宽敞多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博爱社执委考虑到穆斯林子弟小学毕业后的升学问题，觉得有必要设立中学。1961年，博爱社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办香港第一所伊斯兰中学。先是选址，接着是筹款。香港华人穆斯林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筹建工程顺利启动。1970年9月1日完工开学，学校以“博学、忠孝、和平”为本。脱维善为校董会主席，第一任校长为李思义。1982年，学校改制，纳入政府津贴范围，自此经济情况得以舒缓，生源广增。1996年，教育署承诺给博爱社一新建校址，位于柴湾，校舍宽敞，条件优良，将其更名为“伊斯兰脱维善纪念中学”。1997年，学校正式迁入。自创办至今，这所中学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了大量人才，他们走向各行各业，为香港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
1978年7月，脱维善先生以博爱社主席、香港国际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的身份，应邀参加英国伦敦举办的伊斯兰国际事务会议。会上，脱主席和蔼地向国际社会传递了香港华人穆斯林社会的情况。发言结束，颇为参会者关注，纷纷提出要前来访问。
1979年，博爱社教胞举办金禧大庆活动。五十年的历程（按照年份，并非五十金禧，而是六十一年的历程），香港回族穆斯林从零星散户到形成小区，再到逐渐壮大，宗教、教育、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为了配合这一活动，博爱社众教亲同意用这种华夏文化“金禧”来称呼，表示五十年一个大总结的意思。这一年，博爱社举办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首先是摄影展，接着组织了教亲摄影旅行，2月举行中小学组中文征文比赛和社徽设计。4月29日，金禧纪念大会在伊斯兰中学举行，各个穆斯林国家领事伉俪，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机构和协会都受邀参加。2008年，香港穆斯林受沙特国王邀请，组团朝觐。同年底，沙特禁寺大伊玛目来港访问。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座清真寺外，在港岛区柴湾歌连臣角的香港穆斯林坟场也修建了一座清真寺，是专门为前来上坟和送葬者方便礼拜而建的。
后现代社会中的香港穆斯林
随着香港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建筑业和市场贸易的突飞猛进，穆斯林围寺而居所形成的寺坊或宗教社区逐渐迁移分化，因为散居而逐渐消失。这种变化，导致香港伊斯兰教的代际传承方面出现青黄不接、日渐惨淡的现象，在华人穆斯林中尤为突出。
印巴穆斯林虽然侨居香港，却仍然与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母国文化影响很深。所以印巴穆斯林在与其他族群交往过程中非常重视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在子女教育方面，印巴穆斯林与清真寺联系紧密，一有时间就把孩子带到清真寺，让他们从小就学习《古兰经》，掌握伊斯兰教方面的知识。平日当人们走进九龙和湾仔爱群道清真寺的大殿，就会看到清真寺里一帮小孩学习《古兰经》的热闹景象。在社会融人与婚姻方面，印巴穆斯林注重族内婚，与非穆斯林、非印巴人的通婚现象较为罕见。日常生活中，做大买卖的印巴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样，基本上都隐身在街面的高楼大厦里。唯独在周五清真寺的聚礼和每年穆斯林国家领事馆的国庆日、古尔邦节和开斋节上才能一睹他们成功的风采。印巴小贩和来自非洲各国的穆斯林一道，云集于位于尖沙咀的重庆大厦。因为距离九龙清真寺只有几步之遥，重庆大厦便成了世界各地穆斯林聚集的场所。据说，这里有着来自世界各地一百三十多个国家的穆斯林商人，以进出口买卖为生。这种集体的贸易活动，也加强了他们的宗教交流。
华人穆斯林则面临较为尴尬的现实。聚居于港岛湾仔的华人穆斯林迁移到其他地方之后，第一代仍然坚守着传统的宗教生活，第二代受前辈的耳濡目染并且从小就参与宗教活动，还保持着对信仰的虔敬，但宗教生活逐渐淡化，他们更多地强调自己穆斯林的文化身份。第三代和第四代华人穆斯林缺少宗教环境的熏陶，在快节奏的大都市生活中为了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奔波，基本上淡出了宗教活动，穆斯林身份已成为一种标签。学校教育对于华人穆斯林淡化伊斯兰教信仰有着深刻影响。他们或在欧美国家开设的私立学校，或在当地华人宗教社团开办的学校，特别是基督教学校完成学业，对于伊斯兰教的认识和实践便越来越少。在婚姻选择方面，华人穆斯林因为散居四处而缺少联系和交流，在难以觅到合适的穆斯林另一半的情况下，多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为夫妻。宗教信仰慢慢成了个人的私事而被隐藏起来，也有的基本上放弃了伊斯兰教生活。所以，如今在周五主麻聚礼上看到的华人穆斯林，多为年过六旬的长者，年轻一代则寥寥无几。
值得庆幸的是，香港华人穆斯林并没有因为这种变化而完全被遗忘。成立于1973年的“香港伊斯兰青年会”，在联络与保护穆斯林青年的信仰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伊斯兰青年会根据香港的公共假期，组织安排比如探访老人、联络青年聚会、青年营、海外交流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联络香港穆斯林青年参与，并巩固他们对于伊斯兰教的认识和穆斯林文化的认同。为了弘扬伊斯兰文化，杨兴文阿訇组织成立了香港伊斯兰文化协会，联络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和伊斯兰组织，参与香港每年一度的文化图书展。在文化与知识传播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此外，协会还联络高校举办研讨会，通过互动与对话的方式，更为全面地介绍了伊斯兰文化。同时，伊斯兰文化协会与香港穆斯林妇女会联手，以培训班、慈善行等诸多方式，加强和巩固香港华人穆斯林妇女对信仰的坚持、理解和实践。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市场巨大的吸引力，世界各地的生意人云集香港，以香港为依托，从事各种贸易活动。擅长贸易往来的世界各地穆斯林也纷纷而至，为香港穆斯林生活输入了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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