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天山两麓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勾画出一幅看上去很美的蓝图。这一蓝图描绘了条条大道从欧亚大陆和印度洋地区通向中国的远景：“一带一路”战略基本涵盖了中国几条主要连接西南和西北邻国的路上通道（欧亚大陆），路海通道（中南亚），以及海上通道（环印度洋地区）。

这些经由不同方向、不同国家、不同环境的“路带”所涵盖的地域大部分是穆斯林国家或地区。所以从文化和宗教的视角看，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看作是中国对穆斯林世界的战略亦不为过，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走向。

但是，无论是地理或物理上的“一带一路”，抑或是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一带一路，” 都不是平坦的康庄大道，而是崎岖不平、错综复杂，充满了挑战。这一方面是由于“一带一路”沿岸或沿线国家的地理、政治、宗教、文化、制度、法律等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决定。而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新疆问题，即作为穆斯林国家的东南亚、中南亚和中东穆斯林国家对中国天山两麓或新疆问题的态度，甚至政策的看法。

东方宫坏了“青拉”圈行规？ 兰州市政府已出面协调

“门口新开的兰州拉面被人堵门了，这算欺行霸市不？”6月8日，微博博主“李舒shirin”晒出几张图片，迅速引起网友围观。在东方宫深圳南山区研祥店外，两位男士坐在门口挡住顾客进店消费，另一位男士站在一旁高举一块牌匾，显示“扰乱拉面行规”。而在店外人行道上则立着一块红色提示牌，写着“伸张正义，请入店内，流氓无赖，门口耍泼”。

记者通过多方了解得知，原来，在东方宫这家店开业之前，距离不远处已经有一家青海人开的兰州牛肉拉面店，而“青拉”圈有一条默认“行规”，牛肉拉面店的距离不能小于400米。作为兰州牛肉拉面2.0版本的兰拉新势力东方宫却破坏了“老规矩”，于是遭到了“传统势力”——青海派牛肉拉面的抵制。

东方宫中国兰州牛肉拉面从2010年面世以来发展迅猛，遍地开花，如今南下却遭到抵制，兰州东方宫清真餐饮集团总经理马俊表示无奈，“这家店从开业到现在已经遭到多次抵制，我们只是按照公司的制度正常开店，现在兰州市政府正在协调。”

中国新一代穆斯林（下）：新媒体时代的九零后穆斯林

“父母没想到，我不到二十岁就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们以前觉得，我周五能去礼主麻就不错了。他们对我的期望，是成为一个好人，别忘记自己的身份。”李欣说。这位热爱音乐、会玩游戏的九零后穆斯林，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建起了一个小小的穆斯林社区。

一、宿舍里的礼拜

礼拜结束后，李欣在桌前坐下，打开笔记本电脑，扬声器中飘出克雷格·大卫的歌声

下午两点，李欣换上拖鞋，走进宿舍旁边的公用卫生间，站在洗手池前，卷起袖子，洗净双手后，漱口、灌鼻、擦脸。依自右而左的顺序，冲洗胳膊和肘部，清洗头顶及耳部，每个步骤重复三遍。然后弯下腰，挽起裤管，冲洗双脚，用手指搓洗脚趾。

冲洗时，李欣用的是一个汤瓶壶。“也可以直接对着水龙头冲，但我觉得太浪费。伊斯兰禁止浪费，哪怕是为了礼拜。”

做完“小净”，回到宿舍，他穿上干净外套，从储物柜里拿出拜毯。储物柜面东背西，柜门上贴着两张打印的礼拜时刻表，标明每一天的日出、日中、日没，以及五番礼拜的准确时间。时刻表上方写着“西偏北15度”，那是麦加相对于上海的方位，也是礼拜的朝向。

中国新一代穆斯林(上)：重拾信仰的八零后穆斯林

马钰大步走过来，热情地握手、拥抱，拍了拍我的后背，说了声“赛俩目”。他的身上有一股清香，那是朋友从沙特阿拉伯带给他的香水。《古兰经》说：“真主是喜爱清洁者的。”清洗干净，换上整洁的衣服，既是对真主敬畏的表现，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一、主麻日

为了方便每周末参加伊斯兰学习班，马钰特意从浦东搬到沪西清真寺附近居住，围寺而居

“今天天气很好，没有雾霾。我们相遇在这里，一起聊天，一起吃饭，身体很健康。拥有这么多幸福的体验，我们应该感恩。”马钰说。

中午12点多，他刚刚谈完业务，乘坐地铁，穿过黄浦江，步行十多分钟，来到这家不起眼的清真拉面馆。拉面馆的面积很小，只容得下四五张桌子，老板是一位撒拉族人。

马钰点了碗巴基斯坦炒饭，吃干净最后一粒米饭后，他双手朝上，感谢真主赐予食物，感谢制作食物的人，然后委婉地提醒我，尽量把碗里的食物吃完。对穆斯林来说，浪费是一种罪行。

馬雪峰：教权、原教旨主义不适于理解中国内地穆斯林

自昆明301暴恐事件以来，网络上、以及一些媒体对中国内地伊斯兰，特别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沙甸区穆斯林社区、以及受瓦哈比思潮影响而形成的新兴派别赛莱非耶有诸多想象。清真寺威望较高被说成是“教权高于政权”、“政教合一”，少数妇女穿黑袍、戴面纱被视为“原教旨主义”、“极端宗教思想”，更有甚者将之与暴力和恐怖主义相关联。这些想象与事实相距甚远，无助于公众对中国内地伊斯兰、以及穆斯林的理解。本文试图说明一二。

　　一、关于“教权”

　　所谓教权一说，乃是18世纪前欧洲天主教的传统，公元五世纪，由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的理论化而得以确立，其要义在于主张教会乃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有代表上帝统治人间一切事务的权力。16世纪以降之启蒙运动、政教分离、世俗化等思潮与运动，皆与此有关。而伊斯兰传统中并无教会，亦没有“教权”一说。伊斯兰信仰之要义，在于承认造物主之独一，以及自有人类以来神对人类的启示。启示以多种形式呈现，其中最重要的是神圣经典和先知。亚当为第一位先知，亚伯拉罕、诺亚、摩西、耶稣等皆为古兰经中提及的著名先知，而先知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是神圣先知传统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因此，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不会再有新的先知。换句话说，自此之后，没有任何团体或个人能“代行神权”。古兰经与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Hadith）中均未提及何人可为继承者。至于历代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哈里发们有关先知继承者的宣称，仅类似于传统中国皇帝“奉天承运”之说法而已，本质上乃是因统治的需要而做的自我认定，并没有多少宗教上的合法性。

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穆斯林社会的作用

学者的墨汁胜过烈士的鲜血”——这则圣训充分体现了伊斯兰对知识的尊崇，也奠定了知识分子在穆斯林社会的特殊地位。历史上，灿若星河的学者群体为伊斯兰文明的繁盛和穆斯林世界长期雄踞人类文明世界前列做出了最为关键的贡献。可以说，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是保证伊斯兰世界社会良性有序运转和自身文明体系得以传承倡扬的基本保障。因此，评估研究知识分子在穆斯林社会的状况和所起的作用，对把握穆斯林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就从历史、现状、未来三个方面谈谈本人对“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穆斯林社会中的作用”这一课题的认识。鉴于本人认知水平和篇幅所限，错漏难免，请大家指正。

一、历史：流淌在民间的中国穆斯林知识界

伊斯兰自盛唐时期进入中国，历经宋、元，在明代之前，虽经数朝，但其具体承载者——中国穆斯林的生存状况延续了一个基本相似的模式，由于有“蕃坊”或类似“番坊”的聚居形式作为天然的文化屏障，伊斯兰教被统治者和中国本土民众视为一种侨民文化，与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发生正面碰撞，在这期间，汉文化只是“润物细无声”式的侵润着蕃坊中的穆斯林社会，虽然在细微层面上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了一些本土化的特征，但从整体来看，伊斯兰在中国依旧保持着侨民文化的独立、异质特性。在此种状况下，当时的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要么像传统的穆斯林学者，只谙熟本民族文化，也主要致力于如何在异质文化环境中更有效的传承本族群文化，其明显特征是只着眼于本族群的小社会，事实上与中国主流社会相隔绝。虽然在元代，由于色目人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使得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知识分子成为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时间较短，加之缺乏延续性，仅仅成为昙花一现式的现象；要么就是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主动学习中国文化，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但在其作品、思想中却很难察觉到伊斯兰文化的痕迹。无论是被同化或是无奈的掩饰，他们并未承担起两种文明之间系统性的交通使命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