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墨汁胜过烈士的鲜血”——这则圣训充分体现了伊斯兰对知识的尊崇，也奠定了知识分子在穆斯林社会的特殊地位。历史上，灿若星河的学者群体为伊斯兰文明的繁盛和穆斯林世界长期雄踞人类文明世界前列做出了最为关键的贡献。可以说，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是保证伊斯兰世界社会良性有序运转和自身文明体系得以传承倡扬的基本保障。因此，评估研究知识分子在穆斯林社会的状况和所起的作用，对把握穆斯林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就从历史、现状、未来三个方面谈谈本人对“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穆斯林社会中的作用”这一课题的认识。鉴于本人认知水平和篇幅所限，错漏难免，请大家指正。
一、历史：流淌在民间的中国穆斯林知识界
伊斯兰自盛唐时期进入中国，历经宋、元，在明代之前，虽经数朝，但其具体承载者——中国穆斯林的生存状况延续了一个基本相似的模式，由于有“蕃坊”或类似“番坊”的聚居形式作为天然的文化屏障，伊斯兰教被统治者和中国本土民众视为一种侨民文化，与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发生正面碰撞，在这期间，汉文化只是“润物细无声”式的侵润着蕃坊中的穆斯林社会，虽然在细微层面上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了一些本土化的特征，但从整体来看，伊斯兰在中国依旧保持着侨民文化的独立、异质特性。在此种状况下，当时的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要么像传统的穆斯林学者，只谙熟本民族文化，也主要致力于如何在异质文化环境中更有效的传承本族群文化，其明显特征是只着眼于本族群的小社会，事实上与中国主流社会相隔绝。虽然在元代，由于色目人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使得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知识分子成为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时间较短，加之缺乏延续性，仅仅成为昙花一现式的现象；要么就是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主动学习中国文化，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但在其作品、思想中却很难察觉到伊斯兰文化的痕迹。无论是被同化或是无奈的掩饰，他们并未承担起两种文明之间系统性的交通使命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明、清两代，风云突变。元明鼎革导致穆斯林社会地位骤降、奉行彻头彻尾民族中心主义的明政府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动荡与变乱中，在付出放弃语言、服饰、姓氏、习俗等惨重代价后，中国穆斯林终于在明代结束了侨民历史。而在清代，好不容易化解了生存压力、稍事安定下来的中国穆斯林，却又遭受了多次灭绝式的大屠杀，整个族群的命运走向也被急剧的改变，中国穆斯林整体上从一个各方面都居于前列的优势族群衰落为一个只在底层倘徉的群体。与此同时，伊斯兰也不得不与中国文化直面对视、碰撞。此种状况下，中国穆斯林中的知识精英阶层，也适时的担当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从内外两个方向，以自救与拓展两种不同的举措不约而同的主动与中国文化调适沟通的创新之路。内部自救举措，指的是西北的胡登洲等人开创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模式，力挽“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危局，再度复兴和延续了面临凋落危险的中国伊斯兰教；对外拓展则是指在汉文化发达的东南地带，以王岱舆、张中、伍遵契、马注、刘智、马德新等“学贯中外，博通四教”的穆斯林学者，敏锐地发现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集地带，发起“以儒诠经”的学术著述活动，借用儒、释、道文化的术语，以典雅的古汉语阐发伊斯兰教精义，从而在保持伊斯兰自身固有宗教信仰、礼义制度与价值内核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积极对话，走上了主动本土化道路。这也是主张“天方之经大同于孔孟之旨”的先辈们洞悉了求得主体文化谅解这一生存秘密后的智慧应对之举，为伊斯兰教在华夏之地上再次争取到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可悲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的获得主流社会和官方的认可，甚至于“以儒诠经”活动在当时穆斯林社会内部也没有激起太大的涟漪，其影响力只能在知识界，难以影响到普通的穆斯林群众。而经堂教育作为一次杰出的创新之举，也仅限于本族群文化的传承，而无功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推广。因此，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长期随同自己的族群在底层流淌，隔绝于主流社会，大多数时间专心致力于传承本族群的文化，在文化交通和与当政者建言方面鲜见成果。
二、现状：开始担负起历史责任的穆斯林知识界。
民国以降，无论是“五族共和”的倡导，还是“中华民族”这一主体的重新塑造，都极大地抑制了大民族中心主义，也给包括伊斯兰在内的各族群文化提供了有史以来最佳的发展时机，而穆斯林知识界也适时地把握时代机遇，担负起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开启了中国伊斯兰史所未有的局面。这当中，不谈已获穆斯林大众公认的由王静斋、马坚、陈克礼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学者开启并仍在持续的中国穆斯林“百年翻译运动”等划时代成果，就当今社会不断涌现的能娴熟掌握中、阿两种文化工具，熟稔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正在进行的阐释、沟通、建言等开创性工作而言，都呈现出了史所未有的局面，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当今穆斯林时会中的重要作用。其主要表现如下：
1.民间穆斯林知识界在繁荣穆斯林社会学术、活跃穆斯林社会思想方面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国内学习和出国留学等方式，涌现出了一大批穆斯林民间学者，他们以从事学术研究、翻译伊斯兰经典，著书立说或者从事穆斯林民间教育等方式，为当代穆斯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对伊斯兰教基本经典的翻译以及新式学校的创建，在中国穆斯林历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而由此带来的信仰常识普及、繁荣学术，丰富思想方面的重要意义也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更清晰的显现出来。
2．学院派穆斯林学者在阐释伊斯兰中正思想，关注研究穆斯林社会热点问题及在与政府机构沟通建言方面做出的特殊贡献。
在新的形势下，学院派穆斯林学者也从过去单纯的以马列主义唯物论为唯一方法论进行研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开始以真正的学术研究方法，开展较为自由的研讨和著述，并成功的使正面阐释伊斯兰成为了正常的学术内容。由于在研究、表述的专业性和知识广博度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学院派穆斯林学者在这个各种思想大碰撞的喧嚣时代，以自己的专业研究成果，精准的阐释伊斯兰中正思想，研讨穆斯林社会热点问题，在官方和主流学界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弥补了一些传统宗教知识分子（阿訇，伊玛目）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让主流社会和官方增加了一个准确了解中国穆斯林社会思想状况的重要渠道，为其制定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据本人了解，在《清真食品认证通则》研讨制定时，正是穆斯林学者的据理力争，才使得该条例将“清真”的定义由民族习俗改为“伊斯兰教法许可”，为今后有效维护清真产品市场秩序奠定了正确的政策理论基础。
3．穆斯林知识分子在民间教育，信仰常识普及和民族整体素质提升方面的积极贡献。
有位新穆斯林朋友曾经痛心的说：“我们仔细分析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实际信仰状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经过一千多年的艰难挣扎，伊斯兰在当今中国穆斯林身上表现出明显的‘去信仰化’特征：日常信仰体现主要表现为一种以饮食禁戒恪守和婚丧戒律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用自己能理解的语言阅读过本宗教的经典，大多数人不能完整阐述本宗教的信仰基本内容，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反对本宗教的某些价值规范，大多数人抵制超越世俗的灵性生活，伊斯兰对穆斯林大众表现出来的主要功能，是一种具有精神性的民族特色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天然的排他性而构成识别‘我者’和‘他者’的族群边界。的确有少数人把伊斯兰作为自己认真的信仰，他们像古兰经上讲的那样，戒除私欲、不牵挂今世，按主圣的教导去生活，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和死亡、眼泪和牺牲都是为了真主。但是，这并不是伊斯兰在当今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主要功能”。而随着大批伊斯兰经典的翻译，海量穆斯林出版物和网络读物的出现，以及民间教育的繁荣，这一令人痛心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穆斯林学者，已从单纯的学术研究型学者转变为社会活动型学者，他们不仅倾心于学术，而且积极介入穆斯林社会热点问题，成为广受欢迎的评论员、培训师和大众心理辅导者。在政府机构主办的阿訇培训，社会团体的文化活动和慈善实践当中，他们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导、理论支撑和指导作用。本人服务于一家专事教育救助的穆斯林慈善机构，在它举办的青年志愿者培训中，最重要的支持便来自于西北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以出色的专业知识和虔诚的信仰，给学习者带来深深的震撼和示范效应——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同时也可以是各领域优秀的社会精英，这给年青一代的观念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这些学者的言传身教，即可以增强青年学子的积极奋斗人生的动力，亦会大大增进其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感和认同感，对其树立健康的心态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积极、正面的示范效应，这些学者们的付出也逐渐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和肯定，这无疑预示着穆斯林知识分子在未来将担负起更为丰富的社会角色。
此外，在新媒体时代，大量穆斯林学人已能娴熟利用微信、微博等各类自媒体，随时随地的以各种形式正面表述伊斯兰，并在热点问题上及时发出有分量的声音，引导民众，揭示真谛，提升形象。由于表述水平高，在很多问题的阐述上是高屋建瓴式的，故而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再加之网络新媒体在人际间快速传播的特性，使之已成为一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的信仰普及和群体素质教育方式。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在当代已发生了重大逆转，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能已不再仅仅徜徉于底层——启发民智，提升群体素质，文明对话，甚至参与新的国家民族共同体的构建，都已成为当代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笔者认为，这也预示着，随着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责任重建成功，穆斯林在未来中国社会的角色也将会有更积极的重新定位。虽然人们对目前这种穆斯林学术“繁荣”的局面有着真实与否的争论，但是，无论这种状况是真实存在，还是虚假繁荣，至少它可能是一个大时代的前奏。
三、展望：知识分子在未来中国穆斯林社会中的责任担当
由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儒释道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再占据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全部，即使今日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但绝不会全盘复辟。百年激荡，时代已然巨变，主流文化正处于重建过程当中，而今后演进的趋向尚难预料。相应地，穆斯林社会也需要在对外表述、沟通的方式和方法上也要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调适，不能只沉醉于既有模式，否则，不仅族群内部“去信仰化”的趋势得不到根本扭转，而且与主流之间难免还会鸡同鸭讲、隔绝依旧，造成被更加边缘化的困境。而能承担这一重任的，也只能是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
放眼未来，随着体制内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逐渐摆脱依附性，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增强、思想观点多元化的特性也日趋明显。在传统宗教知识分子（阿訇，伊玛目）日渐蜕化为宗教职业者，对穆斯林社会的精神指引作用日益向婚丧嫁娶及戒律类事务萎缩的情形下，我们可以乐观期待，在这个主流价值观未定、不成熟的多元嬗变时代，会有一批具备相应学识储备、有社会责任担当的知识分子会适时真正的担当起穆斯林社会精神指路人和代言人的角色，从目前的表现来看，虽然还不算成熟，但他们未来的社会角色指向和模式依稀可见。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往往是在经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阶段之后，才会蕴育出成熟的时代，也许今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前夜。真诚祈望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会适时担负起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担，成为真正的民族之魂。
（原载《绿荫》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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