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王静斋

作者引用當時不少報紙與文人學者，評價王靜齋阿訇的古蘭經譯本

说不尽的王静斋

2015-11-04 14:57阅读：1,007

爬在客厅地板上，铺开收集到的王静斋阿訇（1879—1949年）的资料，一页页地阅读，一点点串连起这位伊斯兰长老的生平行状。渐渐地，我看到了一种罕见的宛若千古春秋游侠名士的正气，在浮浪中逆流而来：

“（他）很像画里的寿星”，给人“饱经风霜与变故”的感觉，有“谈吐不俗有学者风”。“终年总是一件蓝或灰色布袍裹身，乍看去像商人又有些土气”。“眉宇间有一种严肃的凛然之气”，对人“从来不摆大阿林（学者）的架子。”

不知别人怎么看，我是极喜欢这样的学者形象。2015年9月，我们去宁夏韦州东阳女校看望学生，在教室黑板上罗列出20世纪几位大阿訇的名字，王静斋竟享有最广泛的知名度。究问原因，学生们说他是第一个汉译《古兰经》的穆斯林，大家仍在参考他在1946年出版的译本。事实上，王静斋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中国穆斯林一个灿烂的符号，是正义与良知的代名词。青年时代起，他就以一个阿訇的身份，肩负起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改造之责。他说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是，人间正义磅礴，世界光明大同。

1922年，43岁的他去埃及求学。在艾资哈尔大学，他与坦达威老师讨论“爱卧代尼是属伊玛尼”。老师强调：“父母之邦，各有维护之责，一旦不幸，财产被夺，妻子离散，尤当振起精神，与强权者相奋斗。只知礼拜，不问其他，而独不以国破家亡为耻乎。”两年后，王静斋回到祖国公开发表文章《谨守回教与爱护国家》，明确自己的国家观念：

教法何以随国法？ ——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内容摘要：伊斯兰教法在中国经历了“由俗而制，由制而礼”的演变，它在唐宋、蒙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分别被视为习俗、通制、礼法和信仰。“教法随顺国法”是国法与教法关系的主线，其实质是“教随人定”，即穆斯林遵从国法，国法规范教法。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教法大于国法”的情况，更多是国法对教法的主动包容和吸收。理解两者关系，应以实际为准，就事论事，切不可从概念出发，将虚作实。本文提出的“教法随国论”即是对此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其当代作用在于理顺政教关系，整合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抵御“教法治国论”等极端思想。

 关键词：伊斯兰教  教法  国法  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林，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

一

   伊斯兰教法的权威性源于穆斯林对真主的信仰。穆斯林相信，真主造化并主宰万物， “沙里亚”(Shari‘ah，伊斯兰教法)则是通向“真主的大道”。教法作为指导穆斯林宗教与日常生活的一套准则，其权威性毋庸置疑。如仅就宗教而言，这本无可非议。然而，若将其置于特定国家或社会，则难免产生一个“棘手”问题：既然伊斯兰宗教法律的权威性来自真主，而世俗法律的权威性来自国家，那么，在穆斯林眼里，究竟是国法高于教法，还是教法大于国法？如果选择遵从国法，就是不忠于信仰；而如果坚持教法，则必然有悖国法。面对两难困境，穆斯林该如何抉择呢？

儿思如债 ——谨将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 端庄·随笔

薛宏

我的父亲薛文波（1909-1984），字锦章，号西村，经名哈吉·达武德。北京市人，回族，世居北京西村马甸。他是我国近代回族著名的爱国人士、卓有建树的民族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回族教育家、诗人和爱国民族主义者。

这许多年来，每当我从网络上、典籍中和许多学者、老者的言谈中听到和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与冲动。

我知道，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自己关于父亲的鲜活故事。但我对于父亲的回忆却与西部有关，与横贯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有关。因为它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最大的山系。对于中国的远古先民来说，昆仑山是遥远、神秘而恐怖的。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一切神秘才具备了地域上的前提。而我认为昆仑是名副其实的众山之王，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2009年，是家父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之年。按理说已诞辰100周年的父亲本应该淡出我们今天的视野和记忆，淡出我们纷扰的记忆年轮了。可我在反反复复的深思追问中还是想：100年，漫长的100年该有多长！

我们民族引以自豪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不也就是短短的几十个100年吗？我们祖国的屈辱史与崛起史不也就是100年内外吗？我时常想，父亲和他所经历的时代有太多的苦难、饥荒、战火、离乱和浩劫。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他正是在那样一个不同寻常而又英雄辈出的乱世里，完成了他自己北平成长、西北谋功、抗日南行、麦加朝觐、随军进藏、落脚甘肃的坎坷人生轨迹。这种人生的抉择何等难能？而他的人生起伏又恰恰演化成整整一代人的心理共振，沉淀为早已逝去的那一百年沧桑的时代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