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0年代《中國穆斯林》摘要與分析

前言

民國時期(1912-1949)，中國穆斯林自行創辦的雜誌累積起來將近有300份。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些雜誌不再發行。1957年，中國伊斯蘭協會發行《中國穆斯林》期刊，但只發行到1960年，之後長達21年的時間沒有再發刊，直到1981年重新復刊到今日。透過1957-1960年這短短四年的《中國穆斯林》期刊，大致可以抓出那個時候中國穆斯林的生活樣貌。

1957-1960年《中國穆斯林》的內容重點

主旋律：永遠跟隨共產黨就不會錯

1. 共產黨解放了回族遠離舊時代與黑暗勢力。否定與拒談民國時期穆斯林的活動，特別是任何與國民黨合作的穆斯林都是伊斯蘭與回族的敗類。

2. 批判「右派穆斯林」 (馬松亭、馬震武)。1957年第二期發行批判馬松亭特刊。(註：馬松亭在民國時期類似中國穆斯林總教長的地位)

3. 各地阿訇從事勞動工作：蓋水庫、工廠與種田等。

4. 實踐社會主義大改造：宗教制度改革(反西北門宦)、回漢通婚

5. 各地人民公社、大煉鋼、大躍進、 (1958年臨夏出現穆斯林聚集區人吃人的情況)、1960年擁護毛主席運動。

評價中國穆斯林創刊號 (初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發動一系列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企圖改造中國社會，幾乎不分地域、種族、信仰，沒有人可置身事外。中國穆斯林自然也涉入其中。目前尚不清楚1949年到1957年這段期間，中國穆斯林的整體情況。暫時只能從一些收集到的文章片段抓出大致的方向。

從當時的一些文章中，看到西北地區的阿訇們，遭到下放從事勞改工作。另外，在民國時期，中國穆斯林景仰的大阿訇與大學者們，不知為何，忘記了聖訓的教導：在暴君面前說真話才是最大的Jihad。如民國時期的明日之星馬堅先生，於49年之後，緊緊跟隨共產黨的腳步。他在 1951年發表許多文章，內容看似談伊斯蘭信仰，其實藉伊斯蘭合理化共產黨的統治基礎，或是藉此痛斥民國時期穆斯林政治與軍事領袖(說他們是伊斯蘭敗類)。另外被譽為民國四大阿訇的達浦生，也幫共產黨搽脂抹粉，特別撰文否定「天下回回皆一家」(穆斯林皆兄弟的中國版用語)的說法。

1957年，在共產黨指示下的《中國穆斯林》雜誌出版創刊號。稍微看了目錄，發現這哪是談伊斯蘭信仰，根本是批判馬松亭阿訇特刊。

一點心得

前天看到中國穆斯林轉發一則尊重多元宗教信仰，打造友善校园环境，台湾成功大学开设礼拜点 的消息。其實這則消息是半年前來自台灣的新聞報導，最近才在「中穆網」轉載，現有七千名觀看次數。看到不少中國穆斯林的留言，感覺多數對這則新聞感到羨慕。

中國穆斯林的反應可以說是對中國社會的投射，也是對近日經濟學人這篇文章China’s other Muslims的打臉。中國穆斯林認為信仰在中國社會受到局限，無法與其他國家的穆斯林一樣，正常履行宗教義務。

但是，從學術研究來說，據我所瞭解的，很少有學術文章探討一般中國穆斯林大眾所關切的議題。現在的學術文章研究方向，不外乎是「伊斯蘭」化、本土化、教派衝突、回族名詞界定等無限循環的陳年議題。若讀者僅閱讀這些學術著作，而沒有真正接觸中國穆斯林，可能會與實際情況有所偏差。

回族文学：纪念马和福

雖然該文符合當前中國政治氣氛，不過歷史的部分可供參閱。這也顯示民國時期，西北的穆斯林，特別是在貧瘠地區的，並沒有直接受惠於那些在沿岸一帶搞運動的中國穆斯林群體。

不确定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名字。

他和毛泽东同龄，四十三岁参加红军。那时红军都很年轻，历经数年穿梭万里硝烟，普通战士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而他，后来并没有幸运地成为老红军。从存留的遗照看，他戴白帽，留撇胡，有着回族男儿的朴实、冷峻与庄重，比实际年龄显得要更苍老一些。

红军战士中，他自然不算年长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宁夏采访西征的红军时，就曾遇到一个六十四岁的李姓红军战士——“一个高大的白胡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制服……走上前来，举手敬礼，戴着一顶红星军帽，太阳晒得黧黑的脸，露出了没有牙的笑容。”

此前几个月，这个六旬老汉在山西洪洞摆摊卖肉。妻子已死，女儿出嫁，无所牵挂的他反对苛捐杂税，说拉屎也会被阎锡山和各级官僚征税。“他想活得有生气一些”，于是冒险出城，越过黄河，投奔了红军。

李老汉学会了开枪，学会了写字，认为别人能干的自个儿也能干好。部队发给的军帽上，缀着一颗闪闪的红星。实际上，并不是每个战士的军帽上都有红五星可佩。这个年迈的战士告诉斯诺：“穷人的军队在为被压迫者打仗！”

非虚构：红军在陇南留下的记忆

另外一種歷史

1935年9月，历经千难万险，走出雪山草地之后，最早迎接中央红军的村庄，是甘肃岷县哈达铺一带（现为甘肃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的旋窝村和大草滩村。

旋窝村、大草滩村当时就是回族聚居区，这也是红军穿越藏区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进驻能与群众互通汉语的村镇。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回族群众的热情款待。如今的旋窝村仍然是一个回族聚居的村落，当我们走访到村中一处庭院时，村民还特别介绍说，这是中央红军经过旋窝村时毛主席居住过的房子。

红军长征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这一段记忆，早已随着当事人的逝去，越来越难以寻觅。好在红军当年途经回民区的电文还在，读其文，不难从中读出一些真实的消息。以下是毛泽东1935年9月18日发给彭德怀、彭雪枫、李富春的电文：

 

彭及彭、李：

一、岷敌守城，哈达铺无敌。第一纵队驻地回汉民众已大发动，我军纪律尚好及收敌粮食十万斤，盐二千斤。过大拉山后已无高山隘路。现一纵队驻占扎路、麻子川，纵队部驻鹿原里。

二、明十九日，你们全部开来此间，中央[纵]对[队，编者注]一科二科驻鹿原里，二纵队[驻]悬窝、大草滩，三纵队[驻]红土坡。

三、部队严整纪律，没收[财物]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

四、缴获手提迫击炮三门，炮弹百余发，尚在大拉。请动员战士带来，可抛弃粮食拿炮弹。

 毛     

 十八日二十时

 

以下是彭德怀等人给朱德等人的电文：

 

朱、张、徐、陈及各军首长：

一、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十七日占领距离岷州城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

二、此地物质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的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

三、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彭、李、林、聂

 十八日   

（作者注：朱、张、徐、陈：即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深度阅读：对话与冲突——关于新“回儒对话”

提到49年後，民國時期穆斯林知識分子的轉變。 

五.主流文化下的伊斯兰教

梳理、回顾汉文译著的源起、发展与结局，不难而知，早期汉文译著大都是以经学为主，汉文为辅，供回民内部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不排斥儒家文化，也不提倡“以儒诠经”、回儒对话，不对外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一直都是只在本族本教内进行，不主张对外宣教，不求人知，也不为人知，“信而不论”，“不与人辩”。自王岱舆始，后继马注、刘智、马德新四人倡导“以儒诠经”、回儒对话，与汉族官僚文人士大夫交流对话，借以宣扬伊斯兰教,以求得主流文化的认同，并期盼朝廷能够了解、重视伊斯兰教。

他们精深的学术造诣，坚定的伊斯兰信仰，良好的举意，执着的精神，都令人赞赏和敬佩，但他们所做的回儒对话的努力，仅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们的一片良苦用心最终归于失败。

儒家文化原本不排斥外来文化，孔子思想中就有“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儒家文化奉行的是一种世俗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在信仰上，相信“天”，但对“天”的属性并不深究，持“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知“天命”而不履行“天命”，更注重现世社会。而伊斯兰教信仰真主，对真主的属性有着细致的认知，注重履行 “主命”，现世后世并重。二者在信仰理念上有所不同，关于现世社会的纲常伦理价值观念却又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并不相排斥，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共存不悖。正是有着这样能够共存的基础，伊斯兰教才得以在中国和平发展，落地生根，传承千年。

共同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回汉民族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相互交融也是正常现象，应顺其自然。回回民族族源成分多半是汉民。唐时即有侨居中国的“大食国人”李彦升，“生于异域”而具“华心”，终进士及第；唐末五代时又有著名的一代词学大家李珣，本“蜀中土生波斯”，著有《琼瑶集》，同时精通药学，著有《海药本草》；明代，郑和后代则半回半汉；穆斯林出身的海瑞生前早已没了穆斯林的特征，海口的海瑞墓却建有非穆斯林的神道；李贽也是酒肉穿肠过，参禅论道，以和尚自称；曾经经学兴盛汉文译著繁荣的江南地区回民如今大多已汉化；而甘肃回民中竟也有一支孔子后裔，信仰伊斯兰教，取名却要去山东曲阜；北大校长马寅初生前曾与北大穆斯林教授马坚有过一次对话，称其祖上曾经也是回民。如此事例不胜枚举，这些都是不同民族同生共存过程中 正常自然的相互交融，回民也是在这正常自然的融合中发展壮大。